虞江市罗格街街口有一个差不多被“最小化”了的报摊，老板是个戴着高度老花镜而且瘸了一条腿的老头。他年轻时候应该打过渔，走过口外，片儿刀耍起来像一片雪花——当然，这都是我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老脸自己编造出来的，每一部动辄几百万字的网络小说都试图告诉我，麻衣老人往往有沧桑的过往，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总是怀里揣着天下第一的武功秘籍。
天晴的时候是路北的空地上，下雨的时候则是路南书店的屋檐底下，他坐在折凳上，泡一杯酽极了的茶，冷不丁地招呼一句，用的是最难懂是虞江方言。他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土著。
很长时间来我几乎天天要到楼下买晚餐，大部分时候是对面中学食堂里的垃圾食品，周六周日学校放假，我妹妹也要在家里吃饭，就到挂着烤鸭的店里装模作样地点两个菜。
几乎雷打不动的，在我买了菜回来的时候，报摊一边就会多一个头发很稀疏的老头，当然，城市边缘的小报摊大部分时候也是没有几个人注意的，这个老头多半就是半日来唯一的顾客，他看上去和老板差不多大，却从未引发我“深藏不露” 的遐想——他太普通，太没有特点了，何况任何的武侠小说也不会写某一个功夫大师头顶上画着党的路线“农村包围城市，地方支援中央”，后来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火遍半边天，我心里就把他的脑门比作光明顶。
老板叫他“老刘”，他叫老板“老周”。
老刘是不多的在书报摊上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人，他俩用拗口的方言聊两句天，不外乎儿女工作、孙辈上学之类的事。然后就坐在一边的另一把折凳上看报纸——永远的《虞江早报》。
那《虞江早报》和折凳一看就是给老刘准备好的，他看报的时候把报纸放的很远，仿佛那薄薄的一沓会咬人似的。
《虞江早报》和折凳曾经都是我生活中很有意义的东西，后来搬家之后，折凳就离我而去了。《早报》则是我上初中做小报童时的“上司”，有一年我的销量还名列三甲，很多人问我有什么诀窍，其实很简单：小报童拿到一份报纸的价格是四毛，报刊亭和报摊的进货价则是四毛五，售价都是五毛，我只要每天早点去（不到六点？），买上几百份然后找个地方等到六点一刻，走街串巷以四毛三——有时候四毛二也行——卖给报刊亭或者报摊就好了（我一直觉得四毛五他们也会收，毕竟少跑一趟）。不过这都是早年的事了，我现在唯一好奇的就是我和半个虞江的报刊亭老板都成了“生意伙伴”的那一年，仍然排在我前头的两个哥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俩一人拿到了一千多块的“年终奖”，我却只有六百和一捆铅笔——绕是如此，那个戴眼镜的负责人还一再叮嘱我要把铅笔分给小朋友，《虞江早报》那时候发刊量惊人，估计很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投入到这项饱含辛苦的工作中。——有人说我有头脑，也有人说我不实诚，不过正如上文所说，这已经是早年的事了。 而且我还交到几个朋友，也赚了人生中第一桶金，这就挺不错了，何况现在《虞江早报》自身的情况也每况愈下。
瘸子老周是一直夸我有头脑的那个（他几年从我手里拿了不知多少便宜报纸，不夸我两句还了得？），最近见到他还含着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材料；而光明顶老刘则是一直说我不实诚，只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
老刘在报摊上看着报，连连叹气，这时候老周就会搭上话来。
“你儿子多久没回来了？”
“有三五个月了。”
“要我说到城里享几年清福也不错，也是孩子一片孝心。”
“噢……倒是不错的……只是我在那住过两天，连个卖报纸的都没有，心里空落落的。”说着他的报纸已经看完，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拿着报纸走了，这时候老周就会把茶杯盖盖上，做出一副努力想站起来送送他的样子，最后隔空说几句话，“走啊？”“走啦。”目送老刘亮亮的头顶消失在罗格街的拐角。
一个这样的老人，在暮霭沉沉的傍晚看《早报》，说出来还颇有些滑稽。
有一次周六，我买了半片烤鸭，一份春卷，回来的路上包烤鸭的袋子裂了，我就将就着挨到老周的报摊前面，要他随便抽出张干净纸来，他一指旁边看报纸的老刘，大意是他摊上摆的都是要卖的，免费的报纸还是得从老刘那儿寻。
老刘皱了皱眉头，不过看我着急的神情和老周期待的眼神，前后翻了翻，从一沓里抽出几张印着广告和招聘启事的版面递给我。
“烤鸭？这样的日子里最好还是吃螃蟹，煮蟹，汤国黎［①］最爱吃。”
“牙都掉了一半，别说螃蟹，肉都未必敢吃大块的，还汤国黎…哼……”一边老周远远地为我解围。
“小子（zà），别看牙口不济，有些东西可不能舍了。”说完继续低头看报纸，留给我一个亮亮的脑门。
我道了谢，心里却挺不舒服。
即使在我亲手把一份份《早报》递给大小报摊老板的年代里，它文章的质量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纸媒现在行情又淡，很难令人保持任何期待，这么护着手里的报纸，多少有点古怪。
留意观察老刘回家的表情、动作、神态，拿着报纸的手并不用很大的劲，仿佛怕在报纸上留下折痕，而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满足的欣喜，却又只是淡淡的，让人误以为这是他性格使然。
［①］汤国黎：章太炎妻。
我别了那片粉刷着灰漆的居民楼，也已经有几年了，搬到虞江城里的一座小区里，大概因为我叔叔早年投给一个朋友若干钱开纺织厂，结果此公用这笔钱做了互联网，当年应该给我叔的红利就有一二百万，可我叔叔那时候早已不知道到了南方的哪一个城市——关于他的故事，有机会的话再容我讲来——于是这笔钱就给了他最亲近的兄弟，也就是我的爸爸。
小区里很干净，附近的一个商场却让它不能十分安静，我以前记得这里曾经有两个报刊亭和五个书摊，有一个大胡子的报刊亭老班极盛时从我这里拿《虞江早报》，动辄就是三四百份，然而等到我和我爸熬出头来，从容地搬到这一带的时候，这些曾经给我无限商机的人和铁皮屋，一个都没有了。
搬来的第一年我爸从网上买了个kindle送我，不得不说这东西确实方便，至少是能允许我连着几天不出门、不下楼，甚至不从窗口抬头看看外面的车流和霓虹灯。
然而我还是要走出去的，起码旧屋里还有许多许久没看过的书，我爸又不想这些东西经搬家公司的手，就支使我一趟又一趟地来来回回。
大概有半年多，那些烫金封面、写满的眉批也落满了灰尘的书才从一个书架全都搬到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书架，但我怀疑这些书放到新的书架里，仍然摆脱不了落满尘土的命运：爸爸生病之后一只手很难控制住厚厚的书，还不如看电影来的痛快些，而我对纸质书也没有什么执念，我妈和我妹都是“宁刷剧不看书星人”，反正，全家没有一人非要看那些东西不可了。
老周说老刘搬到城里去了，前几天发生的事，我听说之后倒也没什么想法，甚至一直觉得老人年纪大了如果离年轻人太远，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
“但是他好像不大愿意的，走之前几天看他眼神都空了。”老周喝一口茶，从容地吐出一节茶梗，“这两天他时时回来，你要有心，可以老时间过来见他一见。”
我于是给我爸打了电话说要在老屋住一晚，过两天找几个人把那张橡木书桌搬过去。
第二天的下午，我果然见到了老刘。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的黑色薄毛衣，头顶上的头发似乎又稀疏了，脑门却并不亮，好像我家里的旧书似的蒙了一层灰尘，才几个月，他的身材已经变得出乎意料的瘦，伸出来的手上血管好像在皮肤下面爬行的蚯蚓。
他还是独自坐在折凳上，却没有拿《早报》，显得有些奇怪，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眼神空洞得有些过分，白色的眼球像是死去的鱼类的眼睛，黑色的瞳仁也失去了光彩。半响，他站起身来。
“走了？”
“走了。”他的回答声音很小，像是例行公事一般敷衍过去。
老刘家楼下，他的儿子找来了一个收破烂的正在称一堆又一堆的旧报纸，我远远地看见收破烂的脸上带着笑容——像这样纯粹的旧报纸又收拾得整整齐齐，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好买卖，大概有几十块钱——老刘的儿子和那个收破烂的一人点了一遍。
我转过头去想看看老刘的脸色。
一颗混浊的眼泪从他眼角流了出来，但除此之外，脸上再无其他表情。
远处，老周刚刚费力地把那把折凳收好，正在喝着他似乎永远喝不完的茶。
“你要结婚了？”我惊喜地叫道，电话的那头，是一个我当初卖报纸时结识的朋友，他后来学了中文，但没听说写出什么东西来，顶多就是一些鸡汤和美文，没什么看头，现在随手写点东西，生活也一般般。
“是啦，没想到咱俩从初中开始一起卖报纸，竟然能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系…”说完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过说起来，那时候最畅销的那个…《虞江早报》停刊了，你知道？”
“停刊了？什么时候？”我有些惊讶，原以为它能继续苟延残喘的。
“十月一吧…说实话，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报纸了。”
我回忆最后一次回老屋是在十月初，老周说老刘“前几天”决定搬走，那么也就是说……我把电话打给每一个还能联系上的卖报纸时候的朋友，指望他们能给我提供准确的线索：《虞江早报》当年——或者更早，是不是有一个姓刘的人在里面做着举足轻重的工作？然而得到的答案出奇的一致，他们所有人和我还有那个要结婚的朋友一样，已经很久没看这份报纸了，有人建议我找找当初那个戴眼镜的负责人，然而找了挺长时间，没有找到。
我后来在街上碰到老周，他也被女儿接到城里，整天坐在公园的一块青石上晒太阳，日子漫长而无趣。
他还是夸我有做生意的头脑，又告诉我说后来报摊有时候连续四五天都不开张，自己觉得干不下去了，干脆到城里来享几年清福。
他还告诉我老刘几个月前生了病，没什么响动就没了。
我看了一眼公园里的人群，神色匆匆地从冬青和不知名的花面前走过，没一个人手里攥着报纸的。
我安慰了他几句，当下也就别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