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英主明君大都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以德服人，安抚民心；举贤授能，知人善任。司马迁在《史记》本纪部分也抓住这两点极力刻画人物形象，周文王、秦穆公、汉文帝等明君身上无不透露出这些特质。

一、以德服人，安抚民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德”，自五帝时起历代帝王就将德育看作是感化万民的重要手段。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史上有名的明主大多都能做到以德服人，安抚民心。

皇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帝喾高辛对普天下民众施予恩泽而不及其自身。他了解下民之所急，仁德又有威严，聪慧又守信用，修养自身，天下归服。他治理民众不偏不倚，遍及天下。使“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仁德如天，智慧如神。在选择继承人时，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足以授天下，而舜贤德，就传位于舜。尧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受到后世赞美。帝舜的父亲偏爱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杀舜，都被他躲开。舜平时有个小小的过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后母和弟弟也处处找他的麻烦。但舜从不与父亲，后母和弟弟计较，仍宽厚笃谨的对待他们，“年二十一孝闻”。尧在选接班人时曾设下重重考验，他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并叫九个儿子与舜一起生活，以观察舜的为人处世。然而在舜的影响下，“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以德服人，他每在一处居住，都用自己的品德感化人，人们都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执政后不尊汤法，暴虐乱德。临政三年被伊尹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重新执政后修养道德，诸侯都来归服，百姓因此得以安宁。商朝统治逐渐稳固。商末西伯侯姬昌笃谨仁义，敬老爱幼，礼贤下士，积善累德，诸侯贤者都归顺于他，为后来武王伐纣奠定良好的基础。

相较于其他经过艰难斗争取得帝位的人，汉文帝刘恒就显得很幸运。吕后死后，吕氏势力迅速瓦解，代王刘恒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众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开始了他二十三年的皇权统治。刘恒在位期间，时时不忘推行德政，施恩天下，安抚万民。他赏赐老人，抚恤孤儿，减轻赋税，亲自耕作，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废除肉刑，，通关去塞，便利民众。他为人节约俭省，曾因预算过多而放弃建造露台，就连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也不准拖地，帏帐不得绣花，建筑陵墓用的都是瓦器，死后丧事也是一切从简。试问汉文帝的这番作为历史上有几位帝王能够做到？在汉文帝的带动下当时社会风气崇俭尚德，四海之内财用富足，礼仪兴盛，为“文景之治”的形成打下基础，所以“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的文景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

二、举贤授能，知人善任

司马迁认为“任何个人不能专有一切智慧，英雄个人不能创世，五帝三代之王圣明的表现就是举贤授能”。

伊尹原是商汤家里的奴隶，在厨房干活。为了让商汤知道自己是个有本领的人，他借用做菜打比方对商汤阐述治理国家的道理，一番话说动商汤。商汤发现伊尹是个人才，就“使人聘迎之”。五次之后伊尹才肯效力于商汤，并对他进谏治国大计。商汤从此重用伊尹，“举任以国政”。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汤的事业得到大的发展，成就了一番伟业，建立商朝。帝武丁继位三年不发表任何言论，以观察国家风气。武丁夜里做梦得一贤人说(yuè)，于是令人寻找说，二人见面后，武丁与说谈论国事，从而认定说果然是一贤人，便任命说为丞相，协助他治理国家，使国家得到大治。

春秋时期，秦穆公为成就一番大事业广纳贤才。他想方设法用五张羊皮从楚国赎回百里傒，与他详谈后认定百里傒是个人才，即“授之国政”。又听百里傒举荐“使人厚幣迎蹇叔”，并设计从西戎人那里请来由余。秦穆公深知用人艺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为贤才提供广阔空间，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正因为秦穆公这种求贤若渴的举动，使得各国贤能纷纷投靠秦国，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秦国实力迅速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改革政治，实行变法，制定了一套发展生活，安定社会，搞好治安的法律。使得国富民强，人民安居乐业，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使秦国从西北偏远地带的一个荒蛮小国，只用十九年时间，就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王国，秦王国由此走上了统一中国的王霸之业。

汉高祖刘邦虽是草莽出身，但他却能知人善任，举贤授能，重用张良、萧何、韩信等贤臣，使他们甘心为其霸业效劳。刘邦曾对臣子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史记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1.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7.

[3] 王宇.超越帝王、名臣和名将·帝王篇[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