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8月14日。
这个普通的日子,太容易被忽略了。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今天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
可能很多人会错过,一部正在娱乐大片们的夹缝中悄悄上映的纪录片。
Sir必须再说一次——
《二十二》
冯小刚导演发微博力挺,张歆艺、何炅、舒淇等明星转发接力。
能帮上的忙还是……很少。
上映首日,《二十二》上座率遥遥领先,比大热的《战狼2》都高出近两倍。
然而它的排片只有1.5%。
评价一部电影,我们最关心的通常是:拍得怎样?
但对于《二十二》,Sir想先谈谈:拍什么?
这首先是一部沉重的电影。
在二战期间,中国有20万妇女被日军强迫充当性奴隶,还给了她们一个抹不去的称呼,“慰安妇”。
2012年,导演郭柯拍摄韦绍兰老人的纪录片,当时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32人,于是他将纪录片命名为《三十二》。
(传送门:能多让一个中国人看到就多一个)
2014年,郭柯启动新片,从2014年1月拍到7月,摄制团队30多人,跨越五个省,拍全了22位幸存者。
《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
这又是一部平淡得出人意料的电影。
开场,“慰安妇”标签被隐去。
好像只是一个普通老人的,普通葬礼。
电影没有直接透视历史,而是为我们展示了老人们的生活日常——
病床上的输液管、窗台上排列整齐的药瓶、房间里陈旧的器物……
生命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这些生老病死,是她们无从回避的现实境遇。
她们有的随养女生活,还算安享晚年。
有的老人独居,趁着身体硬朗还能勉强自理。
电影的拍摄,就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韩裔。
那段悲惨的经历,她很少对人说起,就连养女也是在韩国志愿者到家里拜访后,才略有耳闻。
隐忍多年,老人对外公开身份后,安宁生活起了波动。
“报纸电视登了她的情况,(外人)议论啊,说她是韩国人啊,被日本人欺负啊。”
她被日本人骗到中国,说是去工厂做工,却被关进了武汉的慰安所。
时至今日,毛银梅老人还会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进”“请坐”,都是在慰安所被强迫说过无数次的话。
湖北积庆里,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慰安所遗址
时间抹去了表面的血迹,但身心的伤口,无论结疤多少年,仍然会痛。
《二十二》没有一味发掘血污,而是选择记录下,一张张被慰安妇的刻板形象所遮蔽的真实面孔。
她们的生命里有痛,更有爱。
毛银梅老人忘不了家乡的韩国歌谣。
她唱起《桔梗谣》和《阿里郎》,好像在这歌声里,她才能找回对童年和亲人的依稀记忆。
李爱连老人,两次被抓进慰安所。
年迈的她喜欢喂院子里的野猫,本来就一只,后来是一群。
家人说,好东西她自己舍不得吃,竟先喂给猫吃。
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她还是对生命那么温柔。
林爱兰老人,她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抗日英雄。
14岁就参加了海南的抗日游击队,偷过日本部队的弹药,杀过两个日本兵。
很难想象她是一个多么刚烈的女子——
右腿残疾,是因为当年被关进慰安所后,继续反抗,被挑断了腿筋。
到老了,这个脾气都没有变,屋子里放着各种刀,她说,“用来砍小偷”。
她最担心被偷走的,是一枚2005年政府颁发给她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这是昔日战斗过的荣光,所以她格外珍惜。
在这部《二十二》中,涵盖的不只是历史的亲历者,还有那些长久以来,善待历史的人。
在他们与历史的交互中,又各自有不同的心路历程。
张双兵,乡村教师,更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从1982年起,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走访过127名幸存者,出版过纪实文学《“慰安妇”调查实录》。
他说——
这些老人受过的苦和难,很想说,很想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很想跟人分担这份苦,说出来就轻松些。
但是在这个环境面前,她承受的压力非常重,她有子女,她不敢说。
他想为受害者伸张。
当初一腔热血,要为这些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这么多年过去,张双兵目睹了太多幸存者一个个离世,诉讼却毫无结果。
他说,后悔了。
米田麻衣,日本留学生。
她志愿探访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有5年的时间了。
剧组随她去一位阿婆家,才知道阿婆已经过世。
米田麻衣最初对这些“慰安妇”老人充满同情和愧疚,但后来又被她们乐观生活的态度打动。
她提到有次拿来日本老兵的回忆录给阿婆看,阿婆看见照片没有怨气,反而笑了,说:“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了。”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93年,他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此后,他还参与帮助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寻找慰安所遗址、做口述史等工作。
得知林爱兰老人的坟没有墓碑,苏教授找人为她刻了一块碑,终于在去年,碑被立了起来。
作为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竭尽所能,让那些被历史绑架的人,和主动肩负起历史的人,同时站到台前。
这样的电影出现在院线,就已经是胜利。
说完了“拍什么”,我们不可回避地还要谈及——拍得怎样?
或许会令人失望,必须诚实地说,《二十二》并不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
它所拍摄的素材太稀薄,无法支撑起它沉重的主题。
苏智良教授也向导演坦诚,片中对老人的采访,没有提供什么文献意义。
剪辑师廖庆松看完素材,表示“这个很难打动我”。
《二十二》记录了很多人,但普遍流于表面;它想触动苦难的历史,又总是浅尝辄止。
以至于有人说它“消费受害者”。
那么,该如何评价《二十二》呢?
Sir的态度很明确——
它不够好,但值得我们起立鼓掌。
首先,导演承诺:
如果有盈利,我个人的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说出“消费受害者”的诛心之论。
再者,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
电影没拍好,错在谁?
导演?
Sir记得片中不止一次出现过“断片”。
毛银梅老人在回忆过去时,越到深处,她的言语越含混。
最后她直叹气——
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
李爱连老人,从来不愿向人诉说。
之前记者、志愿者问她,她就随意糊弄。
剧组取得她的信任后,她愿意打开那段封存的记忆,可是一旦打开,切身之痛就会再袭心头。
不讲了,不讲了
导演郭柯在创作初期困惑过:他跟这些老人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
是导演?是记录者?是观察者?
最后,他决定回到初衷。
拍摄《三十二》结束时,正是春节期间,郭柯离开韦绍兰老人的家,给她留下500元的生活费。可是道别时,她把他叫进房里,拿出四个红包,分别装着100元钱。
“回去给你们父母买糖吃。”
这是在拍摄过程中,给郭柯触动最大的一件事,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过世的奶奶。
他决定,把《二十二》的拍摄对象,就当成自己奶奶,陪她们聊天,逗她们开心。
所以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部以成品为导向的电影。
因为导演不忍心去挖得更深。
有次一位阿婆说着自己被折磨的经历,哭得泣不成声,导演马上叫停。
或许有人期待看到这些,但导演不能拍,不要拍。
这个片子毫无疑问应该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们不是你表达的工具,或者用来感动观众的道具,这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会感动的人,自然会被感动。(腾讯娱乐采访)
而不可言说、不愿言说的,只是“慰安妇”受害者本人。
我们的荧幕上,从不缺少抗日剧。
同样是战争的创伤,南京大屠杀爆发的12月13号被定为国家公祭日,诸多影视作品如《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用不同形式、不同视角回望。
但“慰安妇”呢?
今天面对“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我们是应该自豪地欢呼,还是应该责问——为何70多年过去,绝大部分幸存者已经不在了,我们才迎来了“首部”?
说出历史的真相,不是受害者自己的事,也不是一个导演能够完成的任务。
同样关于慰安妇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去年引发了国民观影浪潮,《鬼乡》的导演赵正莱,这次也专门为中国的《二十二》鼓气。
注意看《鬼乡》的一个情节,1991年,韩国政府鼓励受害者出面举报。
老人来到举报中心,面对工作人员,强作镇定,但又羞于启齿。
当时的社会由于偏见,认为谁要是主动说出“那样的过去”,肯定是疯了。
老人听到别人的议论,瞬间崩溃,近乎嘶吼地质问——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怎么样?”
“慰安妇”们不是不愿意说,问题是,有人去听过她们的委屈吗?
在全社会异样的眼光下,什么也说不出来。
导演郭柯曾经带着《三十二》到韩国参展,被邀请参加了一个集会。
韩国民众聚在日本大使馆前,高声喊出受害老人的名字,要求道歉,为老人表演。
在他们脸上,表现出来的是对要求正义的理直气壮,是对老人全心全意的接纳和关怀。
这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习惯的一部分。
可是这样的画面,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陌生?
为什么《二十二》终于愿意为她们开口了,却只能等来一个又一个的欲言又止?
因为,我们来晚了啊。
今天说“欠**一张电影票”,那是一种道德绑架。
但对于她们,你别说,我们还真欠了。
就在前天,90岁的黄友良老人离开了我们,“二十二”现在已经变成了8。
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
黄友良老人特别勇敢,她站出来坚定地说:
“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她没有等到那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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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吃下水的美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