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1555一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人。他学识渊博，精通禅理，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其《画禅室随笔》是研究中国艺术史重要的著作。
董其昌书法早年学颜、虞，中年致力米芾，又追晋人风韵，并参以禅理，故其书风空灵、隽永，被誉为“书家神品”。他的书法成就一方面得力于自己刻苦勤奋,善于深刻地悟通、反省，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的交往，得以饱览许多书画真迹。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行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诸家，赵孟俯的书风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的创作。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
董其昌仕途通达,到了清代康熙又倍加推崇，一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千人一面书风日下，实在是书坛的悲哀。
此帧扇面书法写的非常激越跳宕，技法娴熟。自署学杨少师（凝式），确有几分“神仙起居法”的遗韵。扇面纸熟，又有折痕，形式特殊，写好不易，董其昌是书扇老手，正利用了扇面的短处而变其长，出现的线条及墨色的变化别有意味。
此卷书于明万历三十四年，董其昌时年52岁，师法颜真卿，落笔精绝，笔法劲健，意境高远，为董氏中年时期楷书的代表性杰作，清裴景福称此作有“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之美。卷首所临碑额“汉大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更为其罕见之篆书作品。
此卷写于明万历三十七年，董其昌时年55岁，该书笔法由李北海而渐入米南宫，字大如拳，流畅劲健，通篇数百字一气呵成，显出深厚功力，为董氏行书中精妙之品。明万历晚期，党争愈演愈烈，董其昌对此甚为厌恶，故书此篇以寄其意。
本幅书写于万历三十九年，董氏时年57岁，在江南以游历山水和书画创作自娱。从他的自题中可知，此卷是以鼠须笔书写，心手相应，颇得己意，并称只恨不能为米芾所赏，可见颇传米书神韵。
董其昌60岁左右仿颜真卿书法写此卷，寓意国家要兴盛，朝廷必须广揽人才。该卷用笔沉着劲健，结体端严中寓潇洒飘逸之致，颇有唐颜鲁公之法度，为董氏书法已臻佳境时的巨制。
此卷是董其昌61岁时撰书之墓志铭，其书笔道圆浑，使转灵动，体势兼取李邕、徐浩之长，雄健紧凑，精力弥满，是作者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品。董氏使用乌丝界格，不使字居中央，而是写在左上角，布局颇为独特。
这是作者68岁时的作品，诗中内容多是与同僚唱和之辞，借史言志，抒发政治抱负。此卷为小字行草书，一次抄录而成。行笔流畅秀逸，布局疏朗匀称，在博取古法的基础上自成一格，是董其昌晚年的用心之作。
董其昌74岁作品，行中兼楷，用笔有颜真卿的率意，体势有米芾的欹侧，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俯,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
在书写上，他行笔轻捷，转折自如，用笔精到，没有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在章法上，字距密，行距疏，布局疏朗匀称，与平淡率真的书风相和谐，具有清润虚灵、古淡散逸之美。董其昌善于在平淡中求变化、于洒脱中求雅逸，正合他“渐老渐熟，反归平淡”之意。
此书当为董其昌77岁就任南京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以后之作品，书法行中夹草，融合自然，行笔流畅，风格洒脱，为董氏晚年之代表作。
唐代诗人及宰相张九龄，受朝中权臣排挤，因玄宗赐白羽扇，作赋以明志，含有明哲保身的涵义。董其昌这件作品写于78高龄，仍然不失一贯的秀逸畅快的节奏，令人觉得余韵无穷。
此轴中楷书体，写于80岁左右。行距字间颇疏，显得疏宕秀朗。书风趋于朴拙，有意避免严整工稳，强调生拙之意，所谓拙中寓巧，熟而变生。
此册所书苏轼词，书法亦仿苏氏，用笔纯熟老辣，结体坚密厚实，既显示出苏轼书法之神韵，又颇具董氏个人风貌。清成亲王在册后跋云：“文敏平生临书于宋，则苏、米居多，每自称不得不似，不得太似。”此册未署年款，当为董其昌80岁左右的佳作。
此卷明崇祯九年董其昌82岁时所作。书分两段，前半部分论晋、唐人笔法风格与宋人之不同，字体稍小，用笔古拙，取势奇险；后半部分录唐杜甫七绝诗一首于余纸处，字体稍大，用笔苍劲，转折方硬。董其昌晚年书风回归颜鲁公、李北海，此卷为其随手所书，古朴天真，无刻意造作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