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地方，俗名叫煤都，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半工业化的三线城市。
这里的民风彪悍，粗野，于是又有“匪城”一说，生活在这里，难免会沾染一些戾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憨厚朴实，简单纯真，于是传销行业在这里大行其道。
四面环山的地理条件让这个城市变成了一口锅，这里的文化就是一口熬了几千年的老汤，生活在里面的人都被熬的入了味，变成了地道的本地人。
这口浓郁的老汤，随着一代一代人的成长，从骨子里已经开始变了味，从原来的咸腥辣烈，变成了温和甜软，随着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地域上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会说本地话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本地味越来越淡。
但依旧有一些封建思想根植在老一辈人的头脑中，这在婚丧嫁娶上尤为明显。
我们这里办丧事，讲究一个“闹”字，即“喜丧”。
办喜丧是有要求的，一定得是那些寿终正寝的老人才能办，意为庆贺老人死的安详，没有病痛折磨，是老天为你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是病毒写下的逗号或者车祸划出的感叹号，但说实话，能正正经经走到新陈代谢停止的人寥寥无几，所以这个门槛也不算低，于是一般60岁以上的死者，家属还是会热热闹闹的办一场喜丧。
喜丧的流程大体如是：在老人死去的头一天就要搭起灵堂，并将棺材停厝在灵堂中央，灵堂满目缟素，白色翻飞，别出心裁的还会在木柱上缠一些霓虹灯日夜不停的闪烁，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指引。在死去的头三天，由嫡系亲属轮流守夜，这些守夜的亲人们除了需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还会准备几幅扑克。
直到第四天，东家会雇一班演绎人员，对着灵堂的方向彻夜欢跳高歌。我们这里称为“吹鼓桨”，他们的舞台其实就是一辆四面放下短槽的货车，上面盖着一个挂满舞台灯光的木制拱顶，除了吹拉弹唱的伴奏人员，其实可供演员活动的范围不足2平方米。
在我儿时的时候，这对我可谓是一大盛事，总是匆匆吃过晚饭便搬着小马扎占据有利地位，然后眼巴巴的等着那些演员换服装，试音响。
等到正式开演的时候，人群已经从我为中心向后扇形站开，而坐在最前面的我以及年幼的他们更是感觉到幸福满满。但那些迟来的小伙伴也并不会气馁，因为他们都带着一副坚实的肩膀——父亲。于是每次我回头观望的时候，除了拥挤的人潮，还有就是那些鹤立鸡群的小脑袋们。
演出的前半段总是由同一位歌手唱几段流行歌曲，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出色的技巧，只需要把声音唱的震天价响，以便能穿越阴阳两界，追到赶路（黄泉）的老人。但通过我多次观察，死人永远是无动于衷的，反而活人则觉得耳膜炸裂。
演唱的曲目并没有因为场景的不同而改变，他们唱什么，并不取决于歌曲本身是否蕴含缅怀的情感，而是要看他们会唱什么，毕竟走江湖并不害怕千篇一律，这行业想要遇到回头客实在概率有点低，所以他们总是熟练掌握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换着场地唱给不同的死人听。
在我儿时的概念里，“吹鼓桨”和亲人逝去是完全不挨边的，我只把它当作一个事儿来看待，所以“丧事”的重点不是“丧”而是“事”。
包括亲属也是把它当作一件事去完成的，而且这个事儿办的漂亮不漂亮，关系的不是这个人是否有孝心，而是这个人有没有钱，够不够体面，可不管是钱，还是体面，都是死人用不着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没有地位，往往是靠死去一个亲人来体现的。
我第一次明白丧事是和真实的死亡相关的这个道理，是在另一场丧事中体会到的，那是许多年前的某个黄昏，我从二次方程中抬起头远眺残阳，忽然听到楼上有凄厉的哭声传来，继而是排山倒海的悲恸之情笼罩了整个楼层，我带着看热闹的心情跑出大门，看到几个满面哀愁的男人抬着一具盖着棉被的尸体放在救护车里，但从棉被的下端露出一双雪白的恐怖的脚来，我几乎想都不用想，那样惨烈的白色是不会出现在活人身上的。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抹灭的恐惧的颤栗，大自然冷酷无情的新老更替的法则带给我深深的震撼。我再没有一丝每当听闻噩耗时喜不自胜的内心欢喜，说“来啊，唱啊，跳啊。” 的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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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鼓桨”的重头戏是二人台，是起源于山西，成长与内蒙古的一个地方戏种，通常由一男一女两人完成表演，其中男的多为丑角，极尽撒泼打滚之能事。
二人台最大的特色就是“俗”。语言露骨，行为豪放，却又点到即止，就好像脱衣舞娘拉着裙边上上下下，似露非露，扭捏又挑逗。
正如前文所说，那时我还年幼，对一切男女之事都抱着一种假正经的矫饰，只敢从指缝间看亲吻的电视剧画面。而二人台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开到（他们是开车来的）我的生命里，我那些逗女孩发笑的下流笑话多半来源于此。
说了这么多别人的丧事，我想说说和自己有关的。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成年，能为家人分担一些琐碎的丧事事宜，在我家不远处，有一家棺材铺，墓碑，花圈，寿衣，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业的“阴阳大仙”来为死人操办风水，所以在店铺的头顶赫然蓝底白字写着“白事一条龙”。
多少春去冬来，这家棺材铺埋葬了一个又一个老人，如果累计下来，所卖的棺材，怕也能绕我们小区几个大圈了。
棺材铺也是有淡旺季的，春夏秋为淡季，冬季为旺季，似乎老人们都乐意选在寒冷的季节去赶路，似乎想要中和一下地宫发烫的岩浆。
我爷爷的丧事是在家乡操办的，那里的习俗同这里大同小异，只是没有了所费不赀的“吹拉弹唱”，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家属的集体嚎哭，她们按照长幼尊卑依次跪在灵堂前，通过“大仙”的口号有节奏的嚎啕大哭，收放自如。
为什么男性家属则要在一旁冷眼旁观呢，我不甚清楚，总之是仪式如此要求。也许是女性的哭声更富有感染力，感情更加坚笃，如果一群大老爷们跪成一片，哭声震天，确实也不够动人。
哭毕，大家就一起退出灵堂，在东家的村院里支起一口大锅，这口大锅要连烧七天七夜，供给全村人七天的伙食，所以每次开饭的时候，总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我时常坐在院子的台阶上端着饭碗看他们用方言嬉笑打闹，女人们咧开嗓子笑的前仰后合，多半是听了一些不入流的粗鄙乡言，他们其实和死者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为了这严肃的仪式而聚集在一起，尽一点悲伤的情谊。
第七天的时候，全村的晚辈都会穿一身麻服，在夜半，按照辈分依次排成一条长龙，由我父亲举着魂幡带领大家到各个路口烧纸，一路鸦雀无声，月光静趟，只听闻掌事的大喊“哭”，所有人便悲从中来，撼动山谷。“停”，大家继续低头赶路，绝不交头接耳，唯独我抬头仰望星空，觉得华美无比，忽然觉得有些物是人非，心里似乎少了一些什么，又落寞又唏嘘的在心里说“真是一畔好星辰啊。”
借着这点丝丝缕缕的哀愁，再看这些繁琐的仪式，觉得有些滑稽。
当丧事参杂了更多活人的利益纠葛，和人际需求，所有的仪式似乎都脱离了“缅怀”的初衷，变成了冷冰冰的一个产业链，变成了柜台上放着招财猫，对联写着事业蒸蒸日上的“白事一条龙。”
这样的丧事，我经历过两次。
第二次是我母亲家乡的一个亲戚去世，我陪母亲返乡致哀。她一边同我谈论故去的人，一边回忆儿时的时光，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她的一个外甥，30多岁的年纪，至今未娶，我母亲解释说“他是智障，又身患重病，能活着已是奇迹。”
她又感慨说“他是我们一起养大的，我小时候最疼他，他叫彦波。”
我母亲看到彦波浑身邋遢羞怯的站在一旁，很自然的拉起他的手，给他手里塞了200快钱，他并没有推脱，再接下来的每一天，我母亲总会领着他去给他买点什么，他从未推脱，我想，生活已经让他舍弃了人际之间的客套。
在我母亲返乡的十多天里，他每天都跟在我们身后，为我们解说家乡的一切改变，又给我们到处指路，说“那曾经是你玩过的地方，那曾经是你上学的地方，现在都变了。”
他的智力也许只有十多岁的模样，还无法理解生活更多的惆怅，在他看来，我母亲是特意来看望他的，他对死亡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他的缺陷让他停在了最美好的年华，这是上帝始料未及的，也许这并不是惩罚，而是人间最美的奖赏，他蹉跎的脸上依旧能绽放青春纯真的微笑，他依旧心无旁骛，依旧天性绽放。痛苦的并不是他，而是旁人。
大舅（我们去的时候，大舅只是重病在床。）去世的当天，所有的女性家属包括我的母亲都跪在逝者的榻前哀嚎，男人们则开始忙碌起身后事，她们哭的很真诚，甚至用一种细长的哀调连哭带唱，声音凄凉婉转，锥心裂肺。
但尴尬的地方在于，她们不敢先比别人停止，似乎那意味着不尽人事，于是哭着哭着，大家都累了，眼泪也风干了，但是碍于其他人的卖力，他们只好低着头抽噎，偶尔干嚎几声。
几个男人见势上去劝阻（这也是流程的一部分），女人们推推嚷嚷的也就停止了。
这种仪式化的悲情让我忽然觉得， 从来就没有什么血浓于水，只有情才能浓于水。
我一生中只见过一次大舅，那点模糊的血缘无法勾引我生出太多哀愁来，我只是傻傻的站在原地，像一个碍事的木头桩一样看着一切，我为我当时的冷血而自责，于是只好走出了院门。
在门外，我看到了彦波，他蹲在地上不知道拨弄着什么，我从他的侧面走去，却看到他一个人悄无声息的在抹眼泪，他看到我走过来，似乎很不好意思的把泪水揩去，然后带着男孩固有的倔强，挺着胸脯说“我没哭，你别告诉姑姑。”
我忽然觉得这个30多岁的少年用情之真，不免为此落泪，我问他“你为什么哭？”
他说“因为他死了。”
我说“谁死了？”
他说“他以前带我去后山玩过，我经常坐在他的肩膀上，就是那个人，他死了。”
“你懂什么是死吗？”
他略微有些生气的说“当然懂，就是不在了，就是……就是……”他语塞了一下继续说“就是我的一部分不在了，我的一部分死了。”
“哪部分？”
“坐在肩膀上去后山玩的那部分我，死了。”
他是这样理解死亡的，虽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逻辑，却忽然觉得这种说法让我伤心欲绝。
每个亲人的离去，都是我的其中一部分，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