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爵士1953年出版了一册86页的小书，也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最有名的一本书——《刺猬与狐狸》。

狐狸是一种狡猾的动物，它能够设计无数复杂的策略，偷偷向刺猬发动进攻。但每一次刺猬都蜷缩成一个圆球，浑身的尖刺指向四面八方。狐狸行动迅速，皮毛光滑，脚步飞快，阴险狡猾，看上去准是赢家。而刺猬则毫不起眼，遗传基因上就像豪猪和犰狳的杂交品种，它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整天到处走动，寻觅食物和照料它的家。尽管狐狸比刺猬聪明，但是在实际中屡战屡胜的却是刺猬。

这则寓言反应到现实生活中很多境况，狐狸知道很多事，但是刺猬知道最重要的事，而这足以使它能从狡猾的狐狸中逃生。其实，人也可以划分成两种基本类型：狐狸和刺猬。赛亚·伯林便是从这则寓言中得到启发，他认狐狸的思维是“凌乱或是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它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单个有组织性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或一个基本理念，发挥统帅和指导作用。不管世界多么复杂，刺猬都会把所有的挑战和进退维谷的局面压缩成简单的 “刺猬理念”。

刺猬决不是傻瓜；它们拥有穿透性的洞察力，能够看透复杂事物并且识别隐藏的模式。刺猬注重本质，而忽略其它。

　　刺猬理念强调深刻思想的本质是简单。而这也就是那些卓越的人之所以与他们同样聪明的人区分的原因。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大同思想；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E = MC2；亚当·斯密和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正是这些拥有刺猬本质的人，将复杂的事件简化了，使我们更加接近自我。

　　通过研究调查那些成功从优秀跨越到卓越的公司，吉姆·柯林斯根据刺猬理念提出了三环理念——他发现每个实现跨越的公司的努力寻找的核心竞争能力并不是由随意的简单观念堆砌。

　　伯林借此语将西方思想家与作家分作两大类型：狐狸型与刺猬型。狐狸型为百科全书型，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机巧四迸，然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属于艺术型；刺猬型则有一中心主轴，建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绵厚精深，属于思想型。刺猬分泌原创性思想，总结归纳人类每一阶段经验的精华，编织全新的思想构架，提供解释世界的基础支撑点。狐狸则辛勤地消化刺猬的思想成果，化高雅为通俗，适当补充刺猬原创体系中的不足，乃为“快乐的搬运工”。狐狸型人物有：亚里士多德、但丁、伏尔泰、莎士比亚、黑格尔、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托尔斯泰、乔伊斯；刺猬型人物有：柏拉图、马克思。伯林说托尔斯泰乃天生狐狸，却一心想做刺猬，到头还是一只狐狸。

　　此后，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李欧梵写有“‘刺猬’”与“‘狐狸’”；威斯康辛大学史学教授林毓生写有“学术工作者的两个类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谈到刺猬与狐狸。李欧梵说鲁迅是一只大“狐狸”，说他的文学技巧及反讽手法都是“狐狸性”的，虽然鲁迅的思想较一般作家深刻得多，但没有一套体系。反之，李欧梵认为茅盾倒是一只“刺猬”，虽然文字与技巧不如鲁迅，但他每部作品都有一个大构架，如《子夜》浓缩了193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了作者完整的宏观构思。李欧梵认为中国古今作家中兼具刺猬与狐狸优点的只有一位曹雪芹。为钱钟书作传的高晏先生认为钱钟书与托尔斯泰一样，是一只天生的大狐狸，但又一心想做刺猬。

　　成为狐狸还是刺猬，决定性因素恐怕还是天赋禀性。性格奔放、兴趣广泛、指望“短平快”出成果者，怀揣“出名要早呀”的急迫，最终难逾狐狸之限。能够升华进入刺猬级的，必得器局宏大，志趣高远，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甚至准备吃冷猪肉（身后受祭）。

　　当然，也有“刺猬”羡慕“狐狸”的。哈耶克说如果自己是“困惑型”学人，与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型”学人相比，他不愿只做“一个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

　　其实，据笔者个人生活经历，在我们这个乾嘉学风余绪犹存的国度，敢于思考宏大课题，实在不易得很。文学研究界向有如此“排序”：一流学者搞古代，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港台，五流学者搞海外，末流学者搞理论。可见走向刺猬的第一步就阻力重重呢。像李泽厚这样的当代一流学者，当年也曾遭到讥评：“不扎实”。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我也羡慕别人考证出几条材料，成为‘绝对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远为人引用……据说这才是所谓‘真学问’。大概这样便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但我却很难产生这种‘不朽’打算……这倒使我终于自暴自弃也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写这种大而无当的、我称之为‘野狐禅’的空疏之作。”从李泽厚的遭遇中，不难看出宽容的重要性。说到底，不成“刺猬”，终究还可以成“狐狸”，若尽朝着“狐狸”努力，也许就没有一只“刺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