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找出一个理性障碍的例子，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在个人理财领域，我们在第2章中讨论过的约翰•保罗斯（John Paulos)和 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案例并不鲜见。现在我们已大概知晓 了为何像保罗斯和丹比这样绝顶聪明的人也会在市场低迷时严重亏 损，而在市场繁荣时却会错失赚钱良机。试想我们现在正身处股票 市场极其动荡的1998年年初到2001年年末这段时间。在这4年间，

第一手技术价值共同基金（Firsthand Technology Value mutual flind )表现 良好，公司公布的年盈利率为16%，也就是说，这只基金在这4年中平均 每年净赚了 16%。但是，这只基金的投资者在这4年间的平均亏损率约 为31.6%1。1998〜2001年，当第一手技术价值共同基金的年均盈利率 是16%时，投资者在这只基金上总计亏损了 19亿美元（是的，19亿！）。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何一支年盈利率为16%的基金，能够让同期的 投资者损失如此惨重？

反思片刻，即有答案。年平均16%的投资收益率对那些1998年买人， 之后一直持有该基金，直到2001年卖出的投资者来说是成立的。但是, 多数投资者在这4年间并非一直持有该基金，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点认购， 并在不同的时间点赎回——投资者常常会反复多次认购、赎回。第一手技术价值共同基金在那段时间的表现非常不稳定。当它盈利时，盈利率很高； 而当它亏损时，亏损率也很高。现在，上述悖论就很容易解释了（某种程 度上说明了理性障碍发生的广泛性）。投资者之所以在这只基金上亏损巨 额资金，是因为他们怡巧在错误的时间认购和赎回。换句话说，他们通常会在基金的高价位点上买人，并在低价位点上卖出。加之这只基金的波动 幅度较大，当它升值时会升至非常高，而当它跌价时会跌至非常低，所以 导致了这只基金投资者的巨额亏损。

这类“被自己打败”的行为并非仅仅发生在第一手技术价值基金这 一则案例中。例如，同时期的駿利墨丘利基金（Janus Mercury Fund )的 年均盈利率为13.9%,但是，这支基金的投资者却是亏损的（年均亏损率 7.4%);富达积极成长基金（Fidelity Aggressive Growth)年均盈利率为 2.8%,而他的投资者年均亏损24.1% ;景顺动力基金（Invesco Dynamics fimd)的年均盈利率为7.0%，但是它的投资者却每年亏损14.4%。财经记 者贾森•茨威格（Jason Zweig )在研究了 1998〜2001年间700家共同基 金的表现后，他注意到“很显然，基金投资者的实际收益通常远低于基金 公布的预期收益，有时缩水率甚至高达75%”（2002 )。茨威格告诉我们，他研究的这700家基金的平均年收益率为5.7%，但是，投资者的平均年 收益率仅为1%。茨威格引用福特基金会的劳伦斯•西格尔的话说：“如果 基金投资者的盈利率真的如基金公布的利润数据一般，他们早就已经赚得 盆满钵满了。为何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有盈利？因为人们不断地在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那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人无疑是不理性的。由 于多数股票投资者都来自于高收人群体，而高收人与高学历有密切关联，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大规模的投资表现欠佳行为（投资者在面 对潜在盈利机会时，却总计损失了 2 000亿余美元）表明了理性障碍发 生的广泛性。

对于这类非理性行为的心理过程，心理学家已进行了很多探索，并初步了解了这类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例如，许多人对他们的知识储备量过度自信。他们自认为知道的事实，远比真实知道的要多，这些人认为自己处理信 息的速度和效率优于他人。对于一个股票市场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糟 糕的心理特质。大盘指数的变化是基于极其复杂的技术分析运算产生的，大 盘的点数和股票的价值变化是对各种信息进行充分、全面的分析后得出。 对于“周末投资者”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发现在分析过程被忽视的 信息，并试图从中牟利。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数以千计的投资者（多 数拥有较高智商）饱受这种非理性思维特质的折磨。结果，他们的这种过度频繁交割的投资行为拉低了总的投资回报率。频繁交易增加了额外成本， 由于他们的交易行为并非基于什么高深的知识，他们希望把握最佳“市场时机”（表现为反复地进出市场）的企图反而减少了投资回报。讽刺的是， 不那么自信的投资者倾向于固守“购人并持有”的保守策略，而这恰恰被 私人金融专家认为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对投资行为影响较大的心理特 质被称为过度自信倾向。心理学家已开发出一些测评工具对其进行评估。

第二种致使人们犯投资错误的心理特征，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 人类大脑通过进化发展出不断地搜寻各种既定模式的认知方式。我们不断 寻求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究其原因并寻找其意义。这种思维特征无疑是极具适应性的，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会让人们给随机事件 赋予意义。这种行为模式时常发生在股票投资者身上。股票大盘以及各只 股票的走向不断受到一些不可预知事件的影响，但这些随机事件对于公司 的分红（股票长期价值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并无影响。投资者试图对这些 随机事件进行解读并做出反应，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错误的。有一些投资 者对消息的反应阈限非常低，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让他们过度反应。这种为 随机事件寻求解释的心理倾向导致投资者频繁交易，进而减少了长期收益。

导致过度频繁交易的第三个因素是“短视损失厌恶”。这个理论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知科学家丹尼 尔•卡尼曼的获奖成果是判断与决策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组 成部分。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人们对预期损失的 主观评估感受大约是预期收益的两倍。也就是说，损失100美元导致的痛 苦强度，是获得100美元诱发愉悦感的两倍。“损失厌恶"的概念就源自这种现象2。“短视”是说人们监控投资的时间尺度与投资期 限的时间尺度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例如，一位40岁的投资者在进行退休 投资时，如果他每小时、每天，甚至每周都检视自己的投资状况的话，这 就是“短视”。金融专业人士建议这位投资者以每月一次的频率检视自己 的投资状况即可，最理想的状态是每年四五次。

等一下，通常意义上讲，不是获取的信息越多越好吗？为何频繁地对 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却成犯错误了？对，大错特错。股票市场风云莫测，涨跌 不定。人们害怕损失（请回忆“损失厌恶”），因此，会对股票市值下降做出 更为强烈的行为反应。每一次股票下跌，都诱惑着投资者将股票卖出变现, 进而避免或减少损失。那些频繁监控投资状况的投资者，他们在一次次地检视自己的投资账户时，面临着更多的诱惑，有更多的“机会”将股票 卖出。相对比那些不经常査看投资情况的投资者来说，对自己账户状况了 如指掌的投资者更容易臣服于卖出诱惑。当投资者将股票卖出变现之后， 那些勤于监控账户状况的投资者常常能第一时间注意到跌势已止，价格开始上涨，简而言之，局势安全了，于是投资者又开始跃跃欲试^ —旦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买人.那么，他们就完成了股票市场上最忌讳的事情：高买 低卖。

上述探讨的3个因素——过度自信、对随机事件的过度反应以及短视损失厌恶，是已被广泛接受的用于解释个人金融领域不良行为的理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上述思维特征具有个体差异性，并可通过在实验室 中完成特定的认知任务进行测量。由于这些思维方式与智力水平无关，因此导致了理性障碍的大规模爆发案例：数以百万计的高智商投资者在原本该盈利的情况下，痛失数十亿美元。毫无疑问，理性障碍随处可见。为什么发生率如此之高呢？

人类是认知吝啬鬼

大脑有两个特征致使人类不够理性。一个是处理信息方面的缺陷，另一个是内容缺陷。对于这两种认知缺陷，智力均未提供让人类能够不受影响的免疫力。

人类在思考问题时，大脑对认知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极为吝啬，我们称为“认知吝啬鬼”。围绕着认知吝啬鬼开展的研究是过去30年间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3。当遇到问题时，我们的大脑有多种可用的信息计算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各有利弊，都需要在功率和消耗之间有 所取舍。有些认知机制有强大的计算功率，它们可以非常准确地解决大量问题。但是，这种高功率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占用大量的注意资源， 运行缓慢，并且会干扰到同时进行的其他想法和行为。相比来说，另一种信息加工机制的功率较低，但优点是低能耗。有很多问题难以使用这一类 机制进行解决，并且这类加工机制在处理信息时的准确性无法得到保证。 但是，它们的加工速度快，与同时进行的其他认知任务互不干扰，仅需要 极少的专注力即可。它们就是我们在第3章讨论过的类型一加工，也称作

启发式加工。

由于人类大脑默认的加工模式是低能耗的类型一加工，因此，人类在多数时候都是认知吝啬鬼。当人类同时加工处理两个任务时，其中一项任务占用的认知资源越少，意味着可被用以完成另一项任务的认知资源越多。这 种机制看似是具有适应性的。然而，这种对简单认知机制（认知吝啬鬼） 的默认偏好，意味着人类通常是不够理智的。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我们做出精确的反应，这种精确性远非启发式加工可以达到的。 类型一加工过程所能够提供的通常是与最佳反应接近的快速解决方案。但 是，现代生活对于信息加工的准确性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对于那些依赖自动加工机制的人来说，现代科技社会可谓危机四伏。蓬勃兴起的广告业， 正是利用了这种加工机制的缺陷。市场经济体制下，到处都潜伏着试图 利用人类的认知缺陷赚上一笔的陷阱，自动化加工机制日益威胁着人们 的幸福生活。认知吝啬鬼将严重阻碍个体目标与理想的实现。

我们为何成了认知吝啬鬼

人类总在想尽办法减轻认知负担，试图让自己尽可能地处理更少的信息，然而，正是这种想法致使我们常常会深陷不理性的泥潭。人类为什么 是认知吝啬鬼，而不是完全理性人？ 一言概之——进化。进化塑造了人类 今日的认知机制，进化造就了人类的非理性。

进化为何没有将人类塑造为完全理性人？ 理性是基于“最大化原则” 进行定义的（以工具理性为例，使行为的预期收益最大化）。而自然选择是基于“更好”原则。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自然选择从当前可 用选项中选出那个‘更好的’方案……进化塑造的动物并非是完美设 计方案的成果，也并非差强人意的无奈选择，而是历史变更过程中同 时期诸多选项中那个更为适宜的选择”（ 1982 )。简单来讲，进化论中变异与选择性保留的逻辑是基于一个生物相对于另一生物体的繁殖优势 来说的，而非基于某一个特征的完美优化(包括理性）。有一种说法认为， 进化应该被描述为幸存的“适应者”，而不是优胜劣汰后的“最佳选择”。

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增加基因的繁殖适应性，而非人类理性。 适应性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理性的提升。以信仰为例，为了增加生物体的生存适应性，信仰无需引导人们精确的理解世界（参考本章引言中纳西 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观点）。因此，进化并不能保证人类拥有完美的 知识理性。例如，进化有可能不会选择高度准确的知识性思维机制，因为 这种机制会消耗掉太多的资源（例如，金钱、能量和注意力）。信仰形成 机制并非以最大化保存事实为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比一个需要深思 熟虑、证据确凿才能做出的判断来说，胆小甚微、风险厌恶的推论策略， 即基于少许的证据快速得出即将身临大敌的结论，通常会带来较多的错误 信念，较少的真实信念。然而，自然选择却钟爱这种不可靠、易出错、风 险厌恶的策略。因为自然选择毫不在乎事实与真相，它只关心是否能够繁 殖成功。”（Stich，1990)

目标和欲望领域的情况与之类似。进化的目的并不是最大化人类的快乐与幸福。近些年情感预测领域的研究表明，人类其实并不擅长做出让自己开心的选择。这个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大脑中存在快乐神经回路的 原因是鼓励我们做出有利于基因传递事情（例如生存、繁殖、帮助亲戚）, 而非为了使我们享受更多的快乐时光。

进化之所以不能确保人类具有工具理性，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 由于环境的剧烈变化，原本根植于大脑中的许多基因设定的预订目标已无法达成。例如，千百年前，人类需要积累尽可能多的脂肪以获取更多的生 存机会。脂肪越多，意味着可以活得越久。在远古时代，人类的平均寿 命很短，只有少数人类可以活到适于繁殖的年龄，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更 多的基因传递机会。简而言之，当储存能量是一件对生存和繁衍有益的事情时，人类通过进化改进了储藏和使用能量的生理机制。然而，在当 今这个麦当劳随处可见的现代科技社会，上述生理机制已经不能达到提 高繁殖概率的既定目标，这种生理机制背后的目标已经与相应的进化 情境剥离开来。最后，由于理性标准的文化变革速度远远快于人类进 化的速度，因此，提供了大量将效用最大化机制与基因适应最大化这 两者分离的机会6。我们的进化史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默认设置为理 性的大脑D

第二，正如在第3章中讨论过的，对心智多重加工理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大脑的某些处理过程时常与另外一些处理过程发生争斗。我们的部分心智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反之，脑内另一些处 理过程倾向于简单粗暴取向一一致力于实现远古基因的目标，而非是当下 的个人目标（比如，许多类型一加工）。进化使得一些认知吝啬鬼信息加工倾向成了默认选项。在千百万年前，这些默认方式也许是非常棒的，但是， 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之后的今天，这些默认选项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人 类需要了。

为什么理性障碍如此普遍

简言之，人类大脑天生懒惰。在没有具体线索提示个体需要避免最简化信息处理（比如，考试就是一种提示线索）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成为 认知吝啬鬼，受困于非理性。不过，认知吝啬鬼在信息处理时的方法也并非千篇一律，他们会采取多种多样不同的策略，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认知 /行为特征都有所不同，人类的理性程度存在着个体差异。另外，我们还 会发现，策略多样性与智力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

在本章中我已提到过，人类大脑不理性的主要特征有两种：一是信息 处理过程问题，二是内容问题。所谓信息处理过程问题就是受到认知吝啬鬼的影响。内容问题是指我们在进行理性的思维和行为时，所必需的某些具体知识结构。当理性行为所必需的思维结构缺乏时，我将其定义为“心智程序问题”，参考的是帕金斯对“心智程序”的定义，即个体在决策和 问题解决时，能够从记忆中提取出的规则、知识、程序和策略。在第10 章和第11章中，我会具体讨论导致人类不理性的心智程序问题。

评估人类行为的理性标准是社会和文化发展传承的产物，独立于基因得以保存和传承。21世纪概率理论、经验主义概念、逻辑和科学思维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形成信念、修正信念以及行动推理的概念工具。它 们以“心智程序”的形式安装进人类大脑，代表着孕育了人类理性的文 化成就，随着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文化工具，这些工具逐 渐在人群中流传开来。现代社会一名统计学专业大二学生，如果可以带 着他已学的统计学知识穿越到几世纪前的欧洲，也许可以通过频繁出人 赌局而发家致富（或是涉足保险或彩票业）。

概率思维、逻辑、科学推理等理性工具，通常是个体没有完全掌握或是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心智程序。由于未掌握某些心智程序而导致的不理性，我将其称为“心智程序缺陷”。另外一类心智程序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心智程序本身是有害的、无用的，不能帮助个体实现目标（工具理性） 或是建立正确的信念（知识理性）。事实上，很多心智程序都是导致非理性行为，阻碍目标实现的直接原因。我将这一类问题称为“污化的心智程序”。

每个人在思维过程中都会受到认知吝啬鬼的影响，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心理特征，与之类似，心智程序故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多数人思维特征的一部分。简单来说，所有人都是认知吝啬鬼，都经历过心 智程序问题所导致的认知谬误。非理性是所有人行为和思维的特点，只是 程度不同而已。然而，不同认知吝啬鬼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认知程序缺 陷的程度不同、污化心智程序对人的影响深度也存在不同。所有的这些差 异都无法通过智力测试进行评估。高智商群体成为认知吝啬鬼或是出现心 智程序故障的概率仅比普通群体低一点点。从统计学角度来看，理性障 碍应该是一种不受智商高低影响的普遍现象。换句话来说，如果非理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并且与智商之间仅有微弱相关，那么高智商群体中的非理性行为绝非罕见。

思维谬误和理性思维

虽然本书关注的是理性这种最优思维方式，不过接下来的几章我将着重介绍几种思维谬误的产生原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理性概念的多维性， 它要求个体具备多种不同类型的心智程序。为了避免非优化的自主心智自 作主张参与思维过程使其走捷径，需要多种反省心智倾向作为保障。现有的测量手段很难对思维成分的优化程度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很难评价一 个人是否具有“完美理性”。研究者发现，测量个体是否会违反某一理性 规则，是否会犯某一类型的思维谬误，比评估个体的思维是否优质容易得 多。这就好比我们在观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四分卫在场上的技术细节表现 完美时，我们通常很难察觉，但如果他传出一记糟糕的抛球，观众立即就 能识别出来。

事实上，很多领域中的优劣评估都与观看橄榄球场比赛十分类似。相对于识别、分辨优秀的认知表现，别人的错误更容易被觉察到。评论家尼 尔•博斯曼（Neil Postman)认为，优质思维的教育家和倡导者所采取的 立场与医生或律师很相似。对于医生来说，确认某人拥有“完美的健康”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诊断某种疾病就容易得多。与之相类似， 律师很擅长指出不公正和有违民权的做法，但却很难定义何为“完美的公 正”或是“理想的公民权利”。博斯曼强调，教育家应该向医生和律师学习， 聚焦于识别思维谬误，而不是试图定义何为“完美思维”。理性心理学领 域的实证研究所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思路，聚焦于识别思维谬误，就像外科医生只关注疾病一样。

接下来的几章，我将依次介绍理性思维必需的多方面条件与要求。如果想同时具备知识理性与工具理性，要求个体必须表现出深思熟虑、自我行为约束力、审慎的决策、明智的目标优先级设定并对证据进行合理校正。 例如，知识理性（信念与客观世界相吻合）要求个体具有概率推理和证据 校正的能力。工具理性（最大化的目标实现）要求个体严格遵循各种理性选择原理。由于认知吝啬鬼、重要心智程序缺失和污化心智程序影响等原 因，会让个体采用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出现各种思维谬误。若想避免思维 谬误，可以通过获取理性思维心智程序的方式避免过度使用认知吝啬鬼的思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