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住进了胸外科病房，535床。
前一天晚上，南下的绿皮火车上，我们隔着卧铺车厢窄窄的走道，相向而卧。
夜色沉沉。火车撞击铁轨，发出有规律的“哐当、哐当”声。
中途到站，列车员会来叫醒旅客，下车、上车，每次都是好一番嘈杂。睡觉爱打呼噜的父亲，安静一路。他说第一次睡卧铺，不安生，怎么睡得着？
与在上海的弟弟交接好，我便回来办理请假事宜。
再到的时候是下午，十二月底清冷的夕阳余晖照进病房，映在白墙上。父亲正低垂着头坐在病床上发呆。
看我奔过去，34床的大叔快乐地朝父亲示意。永生大叔五十多岁，面色红润，自称这个病房的“钉子户”。我笑问他为什么不出院？正巧护士进来，他咧开嘴笑：“护士姑娘舍不得我啊！”
永生大叔每天晚上都要清洗肺部，引流管的一头挂着一个大塑料瓶，咕嘟咕嘟的水声隔着帘幕传过来。
夫妻两人就头凑在一起玩“消消乐”。
36床也住进了一位严谨的皱着眉头的阿叔。和我们打过招呼后，除了无声无息地进出就是呆坐。熟悉后，这位镇生阿叔问我们：“为什么妈妈没来照顾？”我说“已经过世了。”他连连抱歉，又说：“你们姐弟俩真坚强乐观！”因为生命中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无可奈何啊。那就知天认命。
二
父亲的手术时间定下了。
前一天晚上，病人签完字回病房，医生留家属谈话。床位医生估计得并不乐观。良久回病房，我把呼之欲出的泪水忍回去，面对父亲狐疑的目光，轻松地说：“术后的恢复大有讲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否则怎么会那么长时间？你要……”交代完，又附在他耳边：“要是出了岔子，就像34床一样！”
第二天，临近中午，手术室才来接人。父亲躺到了轮床上，我们沉默跟着。好一会儿，电梯还不来。那种时刻，人会有生离死别的大悲痛。心底翻涌的泪水，慢慢地逼上来，眼睛渐渐模糊。
曾经，我的爱人和亲人们，是否也对着我强忍过大悲的泪水呢？
父亲紧闭双眼，面色灰败。
父亲被推走之后，我从最初就忍住的泪水纷纷洒落。很快，我们到一楼家属等候区等候，紧盯着显示屏上的信息。世上所有事物都消失了，只有显示屏上的字在眼中被无限放大。
看到父亲术后去向：病房时，我腾地一下站起来，腿上的玻璃杯“啪“地一声，成了无数碎片。众人纷纷回头。清理好，我对弟弟说：“好兆头！岁岁（碎碎）平安！”弟弟眼光复杂地看着我。
又等了一会，父亲才被推回病房。随着他每一次的呼吸，血水在引流管里不断地来来回回，哗啦作响。晚上，病友们都自觉地放低了声音。
第二天下午，父亲试着下床。精神渐渐好转。弟弟回家炖了乌鱼汤过来，父亲吃完了。
虽然父母子女连心，但人真的做不到“感同身受”。待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那时有多疼，胃里是多么地翻江倒海。他还能精神很好地说话，能吃得下饭，是多么地不想让我们担心。
三
医院的伙食，早上吃馒头、白粥和榨菜。护工们自己做简单的饭食，自做自吃。我学着她们切了甘蓝、鸡毛菜和蘑菇，用开水烫过，在微波炉转五分钟，拌上盐和香油，作为父亲的开胃小菜。
34床永生大叔吃大饼和油炸馓子，吃了两口：“不吃了！”气鼓鼓地。阿姨旋即出去买早点了。看到一碗热腾腾的馄饨，他才转怒为喜，乐滋滋地吃了早饭。阿姨又到肉铺剁了两根排骨，躲开护士偷偷地炖在电饭锅里。他甩着额前飘逸的头发，高兴得眉眼舒展。阿姨就抿着嘴笑。
37床的病人一直没来，忽然换了名牌，住进一位戴眼镜的斯文男士。他的名字也与“生”纠缠不休：妙生。默默进出，然后端坐床侧的凳子上，看《宋美龄传》。
最先出院的竟是36床的镇生阿叔。原定手术在前一天晚上被取消，需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案。阿叔忧心忡忡地和我们道别，出院了。
父亲出院的时候，永生大叔也高兴地对我们宣布：“明天就能拔掉引流管了！”看他孩子气的笑容，就觉得病房里温暖无限。
四
上海也飘起了零星小雪，地面覆了一层薄薄的白。
出院后的第一晚，我和父亲促膝长谈，到很晚。说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和老了的人。
父亲生病之后，我越来越多地想到生死问题。
其实，在父亲被推去手术之后，我经过手术室门口，想过，万一……也好！他就不用再面对可能更糟糕的人生，不用承受离别之痛。而作为子女的我们，自恃懂得的医学知识多，读过的书多，应该能更好地化解无益的悲伤。
但是不能做到啊。世间所有的子女大抵都和我一样。这永远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看过著名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觉得最好的告别是什么，就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坦然面对衰老和病痛，平静地与深爱的这个世界告别。这是对自己的超度，更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抚慰。
若是某一天自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最难过的恐怕不是死亡，而是怎么面对亲朋好友的悲伤。可以怀念，但不要悲伤，该有多好。
所以，当离别到来，请尽量平静地去接受它。
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封底上有两句话，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想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无法强求，珍惜父母子女间的缘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