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有次买猪蹄，从市场到家也就一里地，我边走边吃，一不留神吃了九个，多亏买的多，能给家里剩俩，要不还得回去重新买。”大刚用他特有的口音瓮声瓮气的跟我说，第一次听说有人用距离衡量吃东西的速度，我忍不住乐了，又问大刚：“那现在呢？”，“现在上年纪啦，比不了年轻时候，不过买土豆饼还是得买双份，跟人家说一下买两天的，要不让人家觉得一老头儿了还这么能吃，怪不好意思的，嘿嘿。”
认识大刚很偶然，由于工作原因我需要到他们村值夜班，恰好大刚和我们搭班，长夜漫漫强撑眼皮，我们几个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聊天，以防不小心打盹耽误了正事儿。当天晚饭我和另一哥们用20分钟全歼了通常3-5人份的排骨，胸中一股豪气正无处发泄，便和大刚炫耀起自己的饭量，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对话。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论饭量我还真比不上大刚。
大刚是典型的胶东汉子，五十岁上下，半寸来长的头发将近白了一半，可还是像钢针一般桀骜不驯的立着。一米九多的个头胳膊长腿也长，喜欢穿一件皮夹克，只是肚子太大妨碍了拉拉链，站在面前像堵墙一样让人不自觉的产生压迫感。皮肤是闰土那样的黑里透红，经过岁月洗礼后写满了风霜，可能这就是海边人的特色。说话的时候喜欢加上手势，皴裂的双手铁锤似的上下翻飞，看得让人发慌，担心一不小心抡自己脸上给打个头破血流。说话时候轰隆隆的，估计咱在大铜钟里面说话才能有这样的效果。活脱脱一个李逵再世，只是眼神里是不是的闪出几分狡黠，若是生在北宋年间，想必也是一条好汉。
我和大刚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一件是“一里地吃九个猪蹄”，另一件事儿还请听我慢慢道来。
大刚他们家所在的村庄前几年拆迁改造，村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不少，平房变成了高楼，村庄也变成了社区，可是村民之间乡情并未减少，茶余饭后也习惯了这家坐坐、那家走走，毕竟既是邻居，又是亲戚。也有个别因为这样那样原因闹翻了脸，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情况全国到处都有，大家也一定从电视、网络上听说过。
我们值班的地方位于一栋住宅楼的单元门厅里，放了几个小马扎，方便我们累了坐坐。由于位置属于“战略要冲”，免不了人来人往，特别是新闻联播以后，是大家饭串门子走亲戚的高峰时段，用门庭若市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索性利用这段时间观察乡亲们，别说，还真看出一个问题。
只要是遇到年长或者辈分比大刚大的人，出单元，他必定会站起来寒暄几句，在把人家送出单元；进单元，他也会急忙跑过去把单元门打开，再帮忙扶一下，好像生怕在人家自己用钥匙开门；若是有拿东西的，他便不由分说一把抢过来帮着人家搬到电梯上。前脚送走这位，后脚来了那位，哪怕是刚刚坐下，大刚也一定会立马站起来完成他这套条件反射般的程序。弄得小马扎吱吱呀呀响个不停，我真担心这几根木棍承受不住大刚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再给来个粉碎性骨折。
一开始，我以为大刚只是个愿意帮忙的热心人，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大刚可不是简单的助人为乐，他的行为是有区别的。遇到年龄相仿的平辈，大刚顶多象征性的搭把手，开两句玩笑。若是晚辈年轻人路过，大刚绝对会稳坐条鱼台，还要叮嘱两句诸如好好学习、踏实工作、孝顺父母一类的话，俨然一副大家长的样子。
在我看来，大刚算是个粗人，没上过太多学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这件事又让我觉得大刚不简简单单是个粗人，他身上有种老派的特质，这种特质可以说是一种宗族生活的规矩，是一个村庄的乡约民俗，更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风。
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宗族文化在中国民间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很多社会问题，正是因为宗族文化衰退，家风、规矩淡化才被激化成为了社会尖锐的矛盾。
这个课题太大，我不敢妄加评论，不过若真要研究，我想在中国乡土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像大刚一样的人，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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