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版届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峰。各种各样的书籍铺天盖地的出现在书店里和街头的书摊上，文学作品、古籍再版、史学研究、外文翻译、工具书等等，相比过去书店里乏陈可数的几套书来说，对于喜好读书的人来说，是春天来了。

这其中，文学作品中伤痕文学作品和外国作家代表作、成名作占了绝大多数，史学类的则是由军事——传记——断代史——野史、裨史、笔记这条线分时段“火”的，大量的经过修订删改的古籍典本，大量专家学者被耽搁了几十年没有发表的研究成果，一下子被发掘整理出来，从最权威的出版社到挂靠买书号的小作坊式书商都在忙着出版各类读物。

从王国维、冯友兰、翦伯赞、范文澜等的提纲式的大部头论著到《野史补疑》这类亦真亦假的小册子，似乎都在补几十年的亏空，这其中，吴晗的《朱元璋传》就经历了1965版的多次再版（多地再版）到1955版的面世，网络时代来临后，1944和1948手稿版也能搜到（存疑），这股“热”冷静地看、辩证地看，是“虚火”。

大凡史学论著，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理清脉络考证严谨的学术研究论著，相当于论文，这类书籍摆事实提供证据链，是做为史学研究的工具书，除了专业研究人员，普通读者看起来枯燥乏味，所以衍生出了类似于《中国通史》这类的科普读物，只提供一个提纲，历史细节自有专著等着你去钻研，而一本这样的研究成果书，往往是一个学者或是一个研究团队几年、几十年的心血，所要参考得资料包括官方档案、官修史、民间野史、裨史、笔记、文集、家谱等等，都不是普通爱好者和读者能够去想象的工作难度，所以这类论著往往具有权威性和工具书性。

第二类的史学书是对于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研究的读物，在资料的通俗化和科普化上要比第一类具有普及性和可读性，但是由于这类书基本都是作者对于历史问题的个人观点的展现，不可避免的“带入式”的影响了读者阅读时的意识，“先入为主”的把作者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好恶“强加”给了读者，这类作品的“形而上”中心思想是需要读者带着辩证的眼镜去看的，但可惜的是，几乎没有读者有批判式的阅读方式，他们更喜欢读完拿来就用，或是干脆就把这类“春秋”笔法写就的书直接当成了史料依据，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恰恰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至今还甚嚣尘上的某个人反对的被热捧，某个人赞扬的被唾骂的现象，吴晗的《朱元璋传》便是这种浮躁心理下被热炒起来的。专注的不是史料的研究成果和方向，而是书之外的故事，这便是跛行的热。

民国时期，历史考证学开始兴起，从明清两朝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又受到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可算是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的学者“大师”都和历史考证挂靠着，由于史从汉代开始带上了“官修”的帽子，民间人士想要接触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东汉班固修西汉史，得由皇帝批准，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指定陪同人员，才能去查阅内府档案。明时的玄武湖黄册库，没有皇帝的御批，正二品的官连个大门都进不去，更别提查查资料了。

民国初期没有了这种绝对的封锁及和“杀头”挂钩的“文字狱”，大量的资料可供研究和查证，所以考证学兴起，一大批大师诞生，尽管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未必当得起大师，但从开创角度看，还是可称为大师的，吴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明史考证的，从《胡惟庸案考》到《明成祖生母考》，还有《江浙藏书家史略》、《胡应麟年谱》等等，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民国考证学基本还都是断代和人物的考证，毕竟民国时史学考证还是草创期，没有资料库，没有团队，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术机构，同时期的陈寅恪、张荫麟等大师在做通史研究时发表的也基本都是此类论著，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是吴晗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此时他还是一个专注于公正、严谨学术角度的学者。

然而身处大时代的变革，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蜕变的时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受到时代巨变的影响的，不可避免的要在“左中右”的选择中站队，中国固有的“士大夫”两千多年的存续血脉对于吴晗来说，也直接预言了他于946年之后人生道路的缩影。

吴晗1948年在《论士大夫》一文中写到：“今日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过去时代的士大夫，过去的士大夫有若干的特性还残存在今日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里面。攀上了高枝儿，做皇帝的食客雇工，摇身一变为士大夫，为官僚。独占知识，囤积知识，出卖知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这篇短文的结尾，他写到“历史是无情的，在这考验下面，我们还将看到历史的悲剧”，二十年后，一语成谶。

《朱元璋传》便是在此时由第一稿的纯属糊口为计的历史通俗小册子变为类似于古代的“献策”了，在资料匮乏的抗日烽火年代，包括《明太祖实录》《明史》这样的普通史书都没办法即时查阅的时候，单凭记忆和卡片三个月写就的书，其严谨性科学性是很值得商榷的，所以1948年后吴晗用了七年的时间修改增补，1955版本可称为是史学研究论著，而后的1965版本，也是今日浮躁读书者们最为吴晗喊冤的版本，恰恰在我看来是最丰满的版本。

民国的知识分子最初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思想和政治抱负去读书的，都试图在书中，不管是中国书还是西洋书里找出一条民族振兴和国家图强的路来，然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的局限并没有看到中国几千年来所积存的衰败思想对于他们的影响，没有脱离了阶级固化的烙印，所以他们的思想、观点、论著都是跛行的，是有先天性缺陷的，吴晗如此，《朱元璋传》也是如此。

《朱元璋传》不是实录也不是起居注，它是一家之言，是吴晗思想蜕变的产物，由最初的借古喻今之书演变为探求历史规律之书，但是吴晗的思想蜕变既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五.七整人），又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治学之道（定陵、拆除北京城墙），此时，这本书三易其稿，改的不是史料的增补修订，而且“献媚”，改的不是公正的历史观点，而是强硬竖起的对立面（杀功臣），却没有运用思想蜕变时最该成熟起来的辩证法去探究朱元璋的成功之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也没有在明初的动荡和变制中看到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最后挽歌。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吴晗和《朱元璋传》是历史局限性的跛行者的话，那1965版就是思想的跛行者！

即使是被浮躁读书者们推崇的1955或是1948版，对于彭莹玉等人物描述和明初田亩人丁制度的论断，有不少错误，时代局限，不能因为他被捧为“大神”就不犯错误了，何况他在史学研究和古文资料翻译里犯错误也不是头一次了。比如吴晗在研究斛律金的“敕勒歌”时就把“光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翻译成“明月猎的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历史学者夏鼐给吴晗写信指出“丽龟出自左传，丽是着之义，龟是形之义，背高而前后下，丽龟是指兽隆起的背”，吴晗承认错误，还摆了一桌酒席，史称“庆霄楼事件”，可见，大神也是会犯错误的，在今天史学研究百年延续的今天，学术机构、专家鼎盛足立之时，对于明史和朱元璋研究的论文报告多如牛毛的今天，那个史学考证初创期的作品很多都有缺陷和瑕疵，把吴晗《朱元璋传》奉为神明的大可不必，非要给这本书加那么多的光圈，倒是真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