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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欧根.冯. 庞巴维克曾宣称，利率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反映：一个民族的智力和道德力量越强大，其利率水平越低下。
但正如《利率史》作者的评论，“ 他所说的是自由市场的利率，而不是人为控制的利率。在他所在的年代里，在全市及主要贸易国家中，市场利率位于历史的低点：长期优惠信贷利率为2.5%～3.5%。而通货膨胀在当时并不是这个世纪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问题。”
现代利率水平的确在持续地降低，这里面已经包含很多人为干预的因素。因为利率政策已成为各国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求，进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控制例如投资、通货膨胀及失业率等，继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利率的宽幅震荡还有一部分原因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利率是什么？是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和本金的比率，是借款人获得资金后必须支付的代价，也是放款人在可能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延迟这笔资金的消费借给借款人所获得的回报和风险补偿。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直观的反应就是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从90年代初期的10%—12%，就这样持续地降低到了现在的1.5%；当然，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收益也随之持续下降，更何况大环境下已经打破刚兑即不能承诺保本。
不过，邻国日本在2000年之前就把基准利率调低到0，欧洲大部分国家早已是负利率，似乎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好点？还是因为我们的智力、道德力量和文化水平不如他们？
如果“道德力量”和“文化水平”用“金融力量”和“科技水平”来替代，发展中国家的确不如发达国家。但从实际来讲，利率往往反映了资本要素在生产中的稀缺程度——钱越稀缺，利率容易越高。从人均GDP来看，我国也只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所以我国的利率水平不可能最高，也不会是最低。
正如富裕家庭往往倾向于花费较少的增量收入（经济学家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因此，随着大部分社会收益流向这一群体，而收入增长并没有转化成需求增长，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范围广泛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而总需求不足本身阻碍着以提高生产率为目的的结构化改革的进行。对于明显更富裕的，再加老龄化更深的发达国家来说就是这个道理。
看下阿根廷，南非、印度的利率，再对比下意大利，德国，瑞典，利率显然和经济增速（老龄化对其有影响）及通货膨胀有一定关系：
人口老龄化与利率走势间呈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利率水平呈下降趋势。
1，通货膨胀高的国家，利率水平通常越高，对通货膨胀进行调节和相互影响；
2，更高利率的国家，说明这个社会的个人/企业愿意付出更高的利息并能获得更高的生产/投资回报，这个利率水平才能持续下去。而经济发展速度愈加放缓甚至停滞不前的国家，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利率，降低借贷成本，还是刺激不了个人/企业来借钱投资抑或大笔消费，
因为这个社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在持续降低，或总需求不足。比如日本自2000年起名义GDP增速围绕0轴转动，有不少年份还是负增长，利率长期比零还高的话，谁还愿意负担这个成本？
就这样讲，我国的经济增速近些年虽在放缓，但还不至于像那些零利率或负利率国家的疲于增长；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逐渐突出，但整体水平在世界排名第60几位还有“上行”空间，人均寿命也还不够高，因此人口红利虽变窄小但还没有那么到不可利用的地步。
但如果老龄化程度更深，没有更多年轻新鲜的"血液"被盘活起来，经济增速亦愈加缓慢加上严重的债务问题，那利率像发达国家那样下行也很可能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低利率国家可以庆幸自己处在和平时期，人均GDP已经站到了一定高位，并没有经历恶性的通货膨胀，但通货紧缩又成了另一个难题。
这一切问题的起源之一，不可忽视的是盲目放贷后的债务积压和不道德地玩弄金融的反噬。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生活水平日益增长和国家繁荣的基础是借贷而非收入”的后果，玩杠杆玩High了，金融业的贪婪、盲目自信和不道德催生着没有能力还款的借款人和一无所知的贷款人加上装作不知的中间人的欲望。
在《负利率时代》一书中这样写道，“与其说央行引领了一次经济持久性繁荣和经济自由化的新游行，倒不如说它们实际上对复杂的杠杆式似泡非泡的经济发展失去了控制力，这会加速过度的信用授权、不负责任的借款以及极端宽松的风险管理。而央行则一直意味深长地跟在债务游行队伍的后面，不断帮它们 ‘擦屁股’。”
是的，“新的金融工具最初的设计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商业上信贷和对冲的需求，没想到很快演变为放大金融收入赌注的方式”。
现代社会，变成了金融服务业并没有依照初衷服务于实体经济——调动并引导储蓄以成本效益的方式投入到最有效的投资机会中，同时进行相关风险管理；而是过度依赖短期投机，为了实现膨胀式的利润，玩着零和游戏。
财富差距也随之日益增大。就拿最发达的美国来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在其文章中公开称，美国最富有的0.1%人口占据了美国全社会39%的财富；最富有的10%的人群掌握了73%的社会财富。比起2013年统计的数据，美国前0.1%人口拥有的财富还增加了17%，真可怕啊。
更何况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前1%的国家创收者还获得了95%的收入增长率，华尔街的复苏让富人受益的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处于收入分配中低端的家庭却看到的是平均收入的下降。
不平等程度超过了一定标准，何来对恢复经济活力，投资繁荣的信心？
而低利率——特别是人为压低的利率，通过损害大量净贷款人和债权人的利益，而使大量的净借款人和贷款人从中受益。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其次是非金融公司，而且金额可观。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储户——通常是老年家庭，他们依靠的是短期的、收入固定的有价证券（比如存款单），以及从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来保障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然后，利率下降促使保险公司开始去做一些降低保证支出以外的事情，一些零利率或负利率国家的保险公司甚至已经放弃了年金业务。
利率的不断下行，个人只能被迫接受而无力改变，那还能做什么呢？首先，不能再抱着美好的幻想，把大笔资金借出去就可以拿到高回报。不然现在P2P, 房地产信托为什么会频频爆雷，实业经济支撑不起来。
所以，最近有个事件，2020 年8 月20 日最高法正式发布的新修订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
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 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 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按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为例，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
（因为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也在逐步走低，民间活动还围绕着这么高的利率不变将更加扭曲正常的借贷关系，如果国家不改变司法判定标准将更难以打击非法行为）
我认同这样的通俗解释，利率是你占有和支配别人的财富应当作出的收益补偿，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资本平均增值水平，在和平时期往往与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正向关联。经济增速放缓，又没有高通胀，利率自然起不来。所以，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高速发展，但在93—96年间遇到了高通胀，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才达到了10%—12%的高位。
如果在那个时候您买保险吗？把10万块存在银行，一年就可以拿1万的利息，现在只能拿一千五；保险单当时提供的利率也就最多8%，还不如把钱放银行吃10%的利息。
但是，随着高通胀结束，利率降温，1999年原保监会发文降低寿险保单预定利率，一下调整为不超过年复利2.5%，并不得附加利差返还条款。此后一直保持该规定至2013年人身险费率改革，利率上限调整到3.5%，10年期以上的年金险上限为4.025%。直到去年8月份的时候，又把年金险的评估利率上限下调到3.5%。
要知道，90年代买到利率为8%的保单可以保终身啊，也就是从现在来看已经非常高的利率被完完全全锁定下来，黑字白字写进合同里面必须完全兑付，即使如今的银行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1.5%。所以，这对保险公司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目前内地各大保司的投资收益率绝大部分集中在5%—6%，这相当于保险公司还大笔倒贴啊。
庆幸的是，90年代我国的保险业刚刚起步，1999年时的寿险深度仅为0.6%，只有2019年的2.8%；而且高利率保单只卖了几年就被监管迅速叫停，让保险公司得以避开未来的大额负债危机。还不说，这些卖过高利率保单的保司，比如平安、中国人寿等，非常聪明实际地通过利源端降低成本。
很简单的例子，现在依然是这样，比如花1万块在别家买到50或60万的保额，在他们那里平均只能买到30万。别家的保底利率为2.5%—3%，您仔细看合同才发现他们写的是1.5%。
以前欠的债是要还的，所以转移到了后来新客户的身上。这样，过去高利率保单造成的负债才能尽快地被完全抵消；如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所写，中国人寿现在已经完全剥离高利率保单。
而日本保险业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深远的，同样是90年代，日本有7家寿险公司不堪重负而破产。他们的保险深度当然强很多，从上个世纪7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承保了大量的储蓄性比较强的高利率保单，其预定利率都处于历史最高点。
而自 90 年代开始，各大类资产同时出现泡沫破灭，楼市、股市、债市，利率持续下行，投资端的低迷使得日本保险公司猝不及防，再加上部分监管的长期薄弱下经营策略保持激进，因此陷入了长时间的财务困境。
所以，在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利率下行，整个社会平均投资回报持续下跌的时期，咱们更要保持谨慎，耐心，和看长远的心态。在我看来，如果个人能像稳健强大的保险公司那样经历不同经济周期包含破产浪潮后，依然能实现盈利和财务稳健，那真的是非常智慧的佼佼者了。
正如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所描述的，某些日本保险公司如何平稳度过利率下行期的财务困境，也是我们个人该学习和思考的。
归纳如下：
1，配置大类资产的周期与行业相似，采取积极管理的心态适当加大对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主动配置经营稳定、有竞争壁垒、股息率较高、盈利性较好的行业，才能有更有竞争力的投资收益率（因为享受了这些行业的盈利成长和估值提升）。
2，涉猎优质海外资产，兼顾稳定与成长, 不管是海外股票、基金还是债券类资产或物业不动产等，灵活主动管理。还要积极拓展新资产类别，比如加强EGS投资，增加新型不动产等。
3，拉长固定收益类资产持有期的空间，以更好地匹配负债期限，同时发挥长久期的议价优势，提前锁定更高收益率，再叠加优质非标资产增厚收益。细分上，利用信用利差，如果国债/政府债的收益太低，适当增加公司债的占比提高收益。
4，通过产品设计、服务销售端等加强稳健的利源结构，以提高充足的安全垫。比如避免通过激进的产品设计和销售带来大量保费积累负债端压力；提高服务质量以降低退保率；加强长期型保障型产品的销售以获得持续稳定利润；控制好预定利率上限与公司实际平均收益率匹配，不追求短期高利差。
5，已经逐步减少贷款类资产严控风险，同时对大型稳健企业的贷款比例不断上升，大幅减少个人贷款或不良贷款，充分控制信用风险。
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已经降低到1%以下，人民币十年期也有跌破3%，而日本保险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才2%左右，他们的保单最高预定利率也就这个水平。所以，我们一定要抛弃幻想，理清资产配置的逻辑，根本不用为得不到高收益回报而懊恼。要知道，失去本金遭遇“爆雷”风险才是更加危险而可怕的。
以上日本保险公司的积极改革也是国内保司在学习和推进的。但内地保险业因为监管、体制等的限制，绝大部分仍旧是债券类、银行存款类这样的固收资产，股票类资产一般最多平均在15%的占比，更不用说对海外各项大类资产的投资是明显受限，落后于香港的。
所以，当传统型保险只能被迫等待最高预定利率的强制下行，再加上银行理财收益的走低，还有股市的高风险对普通投资者的伤害，非标类资产也很难把控风险，那么内地家庭的资产配置里面应该考虑海外保险的投资。
试想个人如何又安全又方便又有效地投资境外大类资产，光是不动产这项就有不少的国内富人被骗，股票基金股权这样的一二级市场投资更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受挫能力；个人又如何像保险公司那样拥有较强的议价优势和专业团队来充分把控信用风险，即使通过公司债和企业债也可能获取超额的收益？
再次强调，固定的收益率不等于固定的购买力啊。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通过坚持持有香港长期型分红保险，获得内地保险做不到的，更多的分散的海外投资机会；同时相应加大了海外不同区域权益类资产的配比以获得更有竞争力的长期回报，这里面还包括不同外币的分散持有进行对冲。
对利率下行最对症的办法就是提高投资收益率。但是，高回报、高流动性、无风险是不可能的三角关系。如果自己没有安全的投资渠道和较丰富的经验，就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高收益幻想。
一张美元分红保单的平均年复利回报在4%—5%可能对某些人士来说完全看不起，但是坚持20年，30年，40年，一辈子这样，并能保证本金的安全，我想鲜少有个人投资者能做到。
当然，美元长期型分红保险和其他保险一样的弊端是牺牲掉中短期流动性，所以每位投保人都应该提前考虑清楚自己财务规划的具体方向和目标。（但正因为失去了一部分流动性才换来长期较稳定的且完全不低的复利投资回报率）
为了您更好的理解香港分红保单，请参考之前的文章：《Stocks for the Long Run》读后感，帮助理解香港终身型分红险
如果一个人自己有能力有资本还有团队，可以像保险公司这样长期性、稳健地运作，那可能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投资理财产品都不会被他瞧得起。但是亿万保单的产生证明，保险公司的财务实力和信誉评级也只能让银行或一般大型企业仰视，其安全性、功能性、投资分散性和保险特有的保证杠杆作用无法被轻视。
所以，我能预见到比较均衡的安全的资产配置为：
一定比例的市场目前最高利率的传统型保证保险提前锁定终身利率 +
一定比例的海外保险进行保证本金安全的海外大类资产投资提高长期收益 ，获得超额收益 +
根据自身实际能力和经验还有风险偏好来做投资，不懂的就不要乱来（权益类市场一直是获得超额利润之地，自身没有能力的就请让机构帮忙管理），
对类似达到5%或以上年化的短期固收类产品要特别谨慎（目前利率下行，内地银行较低风险一年期理财也降到了4%以下，请参考） +
通过持有杠杆最强的纯保障型险种来解决中短期现金流遭遇意外的问题 +
如果愿意持有一定现金（并不是为日常生活所需）也可以换成黄金或强势外币或有价值的收藏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