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思想家极度推崇知识，认为知识是通达自由的必经之路。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口号。莱布尼兹更是将科学进步看成是当时社会最鲜明的特征。而康德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因霍尔德认为启蒙就是“运用处在自然之中的手段将含混的概念阐明为明晰的”。这就是知识的作用，知识的任务就是将含混的概念变成明确的。重视知识，这里指的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是当时思想家最为普遍的观念。

康德早期也极为推崇知识，认为知识是快乐的来源，是人类尊严所在，为此他轻视无知的大众。但是卢梭纠正了他。卢梭在康德思想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卢梭在其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中质疑了科学进步能促进人类道德的观点，他把科学与艺术看成是败坏人们品性的东西。康德接触到卢梭对科学进步的反思之后，开始转变自己的观点，他开始怀疑知识的崇高地位。这是促使康德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的重要原因。

知识在康德那里体现在理论理性所建立的知识体系之中。知识在康德那里并不是对自然或者外在客观的真实反映，知识是外在对象和人的主观认知结构的结合。决定知识客观性的因素并不是外在对象的真实性，而是人的主观认知结构的固定性。人对外在事物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知性和理性的由低到高的次序。理性的作用不是澄明概念，这是知性的作用，而是保证知识的统一性，以及促使知识从知性向更高层面转变。我们看到，在康德的认识论体系中，知识的绝对客观性被消解掉了。同样，康德也并不认为人类的自由要依赖于理论理性。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总是具有必然性，这就意味着认识并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决定的。为此，康德必须到实践理性中去寻找人类自由与尊严。

借助于对认识来源的批判，康德转变了对自然知识的态度，也就扭转了启蒙对于自然知识过分推崇的方向，使得启蒙真正建立在个体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实践理性以最高的至善作为前提设定，这指的是人不是出于习俗、偏好、同情做善事，而是纯粹为了善事而做善事，康德认为这体现着人类的尊严和自由。至善不是外在的道德律令，而是每个人理性中都有的。这种道德律令，也称绝对命令，不是外在权威强迫的，而是人的理性通过自我立法、自我守法来遵循的。而人的这种理性也不是随便立法的，而是遵照人心中的普遍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说：“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遵照普遍的同样也是我们认同的准则行动。

康德试图通过实践理性来为人类尊严正名。但是这种通过道德自律来践行人类普遍意志的方式却是缺乏可行性的。恰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康德只谈‘善良意志’，那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康德的实践理性或者说启蒙实践从推崇知识过渡到依赖个体的自主性。康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知识对人的专制，使人摆脱自然知识的权威，而通过理性自我立法来实现自由。但是康德高估了人类理性的自律。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作为性虐、追求感官快感的萨德主义，实际上是康德的另一面。康德启蒙的目标是使得人摆脱外在权威的监护，依赖于个体自律，从而走向“成年”。但是这个失去了监护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走向道德，而是走向了沉沦和堕落。人类理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固，实际上它随时受到诱惑，并且即可就能堕落。

同样，寄希望于个体自律的打卡也是康德式的自我安慰。对个体充满信心，认为打卡必定准时的、真实的，这仅仅是自我哄骗的安慰剂。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尽快获得打卡的信息，而仅仅是为了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结果。也是为了在问责来临时有一面可以稍加修补、即可能用的挡箭牌。除非是真心实意的主动打卡，不然打卡的结果体现的仅仅是打卡者想表现的主观结果。

最后引用一句忘了名字社会学家的话：规训只能改变被规训者的外在行为表现方式，并不能使被规训者内心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