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清口述史：我在江西拉煤的岁月

口述：王基清

采访：张国团

转录与编辑：张国团

时间：2021年1月14日

地点：义乌市福田街道遗安村

王基清： 194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东王界村，初中文化程度。1968年至1978年在江西萍乡煤矿拉煤。1988年开始在义乌新马路副食品市场摆摊。

（一）

1968年，我19岁，来到江西省萍乡市，先后在湘东镇、上埠镇煤矿拉煤。

这个路头，来自我井头山村的姑丈，他村里有一个人，在我姑丈的隔壁，那个人的女婿是杨村的，叫龚方(化名)，他们有一帮人在江西萍乡湘东镇拉煤。

拉煤这个活很苦，但是工资比较高。姑丈知道我家很穷，就帮我联系。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可以帮助家里解决生活困难，很愿意去江西。因为那时在义乌根本没地方打工的，即使你找到了活，一个土工一天最多只有八毛钱。

我就跑到井头山，和姑丈谈这个事情。我姑丈讲龚方答应增加一个人。

去江西劳动，拉煤的车要自己准备好。那个时候家里也没多少钱，连买车轮的钱都是我姑丈垫的。两三天后，我姑丈送我到义乌站上火车，我爸爸没有时间。我带着两个车轮和铺盖，行李很多，正好姑丈井头山村有一个人在火车站当领导，他安排我优先进站。

我在江西萍乡过去一点的小站——江西峡山口站下车，等了一会，龚方来接我了。龚方年纪比我大，个子比我稍微矮一点。他拉煤回来，顺路到车站接我。我把东西放到他车上，在后面给他推，大概推了五里路，到了住的地方。

龚方的拉煤队伍共有五个人，一个是他姐夫龚征（化名），两个是他表弟，还有一个上海知青，我是第六个人。龚方未婚妻也在江西这边，在火车路边敲石头。她和我井头山姑丈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大表妹是很要好的，放在现在算是闺蜜。

因为有这一层关系，龚方对我比较好。拉煤车怎么装，当时我不懂，龚方帮我装起来。车架是龚方给我准备的，有点旧，但是可以用。路上拉车怎么注意安全，下坡怎么拉，上坡怎么拉，平路上怎么拉，这些龚方都跟我说了。

拉煤车是人力双轮板车，两个轮胎，中间一根轴，双轮车上面是一个长方形的抽屉一样的车斗，里面可以装煤，左右两端的边板是固定的，前后两块横立的闸板在装煤卸煤时可以抽掉。后段有两个固定的立着的柱子把手，紧贴着后面那块闸板，这样闸板直立会更稳，车上的煤不会滑出来。板车前端左右延长出两根细木，拉车时左右手各抓一根。前端还有一根绳子可以拉，搭在肩上的那一段要扁平，比如套一个皮圈，也可能整根绳子就是宽皮带，这样拉车时绳子不会深深的勒进肩膀。往前拉车，张开的左右双手和中间肩膀拉绳子配合好，可以省一些力气。车子的刹车，一开始我们用木头，到山上砍了一根木头，放在下面横轴这里，后来有了改进，用一个轮胎，全部皮切掉，边上有钢圈的，里面都是钢丝，这个比木头耐磨，就在边上匝起来，下坡刹车的时候只需要把两个把手一抬，摩擦力制造出来了，就刹下来了。

平路上，左右两只手抓牢两根木把手，稍微抬一点起来，肩上的皮带绳拉去再走，这样会省力气一点。如果上坡的话，是小坡，一个人自己拉，背弓起来，弯一点，用劲的拉。如果是下坡的话，要借下坡的惯性冲过平路，可以冲一段路程。下坡时人在前面拉，绳子放下来，不需要肩膀用力了，手要把车架抬高一点，抬高一点车子就刹下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又可以利用惯性向前冲。但是人也要跑得快，又要随时注意刹车，把车刹住，不能全部只依靠惯性。一直放下去不刹车，全部依靠惯性，车子的势能很大，速度会很快的，前面拉的人就很危险。

我们这种拉煤车比较大，可以装一吨煤，也就是一千公斤。一般来说，我们拉八百六十公斤至九百公斤左右。

我们一天拉两车，一车石灰一车煤。石灰生产出来了，我们从石灰厂把石灰运出去；石灰厂要烧煤，我们把煤运到石灰厂的窑。我们一天的行程是这样的。

天没亮，凌晨四点钟左右起床，先去石灰厂装石灰，石灰装好停在那里，回来吃早饭。早饭吃好了再拉石灰，拉到火车站附近，大概五里路。把石灰卸掉，大概是八九点钟。然后空车跑路到煤矿，煤矿离开火车站二十五里路左右，到煤矿差不多十一点钟。煤矿那里，我们吃自己带的中饭。如果当时就有煤，那就不需要等，先把煤装好再吃饭。吃过饭，把煤拉到石灰厂卸掉。煤矿不是每一天出煤都很准时的，有时也会发生故障，如果我们到达煤矿，那里还没有煤，就需要等，那样的话，拉煤卸煤回到住处，天就黑了。石灰厂的窑有两个，一个窑的前面有一段上坡，拉上去是非常吃力的。卸掉煤，回到住处是下午四五点钟。先洗洗澡，车子如果坏掉了，要先修一下。晚饭一般是七点多，大家会喝点酒，喝多一点话，躺下来就睡着了。

我家里很苦，整碗的米饭很少吃到，除了过年之外根本没有，都是红薯野菜这些东西混进去，把我的胃都吃坏了。到江西后，吃饭问题有了很大改善。可以说我每餐都吃米饭，八两米左右一餐，胃口很开的。

我们每人都有两个大饭盒，早上起床前都已经蒸好饭，一个饭盒里的早饭吃掉，洗好，晚餐的米放进去，淘洗好，留在烧饭的地方。烧饭的人在我们回来之前把晚饭蒸好，我们回到住地就可以按时吃饭。另一个装着饭的饭盒我们带出去，中午在外面吃，菜是自己带的，都是咸菜、榨菜、什锦菜之类的。晚上我们要喝酒，一个人买一斤猪肉，那时猪肉七毛八一斤，六个人买六斤猪肉，再加点新鲜蔬菜之类的，看上去很丰盛。我们每个人每个月给房东六块钱，作为住宿费、烧饭工资。

有些天，煤矿一时没有煤出来，我们就在那里等，等到下午两点钟才有煤。我们中饭早吃掉了，拉车结束回到住处再吃晚饭，就太迟了。所以中途拉煤经过萍钢，我们吃一碗面条，菜和肉都没有的光面，九分钱一碗，还要用粮票的。对体力活的人来说，一碗面条当然是吃不饱的，只是暂时填一下肚子。

面条吃掉，拉着煤再走五六里路，来到石灰厂前面那个上坡。我们最怕这个上坡。

拉着九百公斤的煤，一个人根本上不去的，要大家齐心协力相互帮忙。一个车推上去的话需要五个人，前面一个人拉，后面四个人推。拉煤车的车斗，后面闸板那里有两根柱子，后面四个人中两个人扶着那两根柱子往上推，另外两个人扶着柱子边上的结实着力处一起往前推。一辆车五个人刚好，后面四个人如果加上一个人，也就是第六个人去推，车子左右平衡反而不好。第六个人到后面的右边推，车子就会歪向左边；如果到车子左边推，车子就会歪向右边。大家反而更累。前面一个拉够了，不需要第二个人。

除非下雨天，路滑怕跌倒，需要第六个人在前面扶一下。如果前面的人滑去，他们后面四个人不知道，四个人还是往前推，后面的两个把子就很容易断掉。两个把子断掉，又买不到的话，那几天就不能干活了。如果前面的人滑去跌倒，车子还是往前，车子会压下来了，前面这个人的脚后跟可能要压到，容易受伤。

正常来看，五个人一个团队刚刚好，不需要第六个人。因为出现了第六个人，就有第六辆车，这个上坡就多出了一趟，一天多出了一趟就更加辛苦了，回住处就更迟了。本来五个人全部都用上，五个人都出力，现在多了一个人，具体到推一辆车，六选五，反而使一些人心里产生了自己少推一点让别人多推一点的私心杂念。

我们拉石灰拉煤，数量都是要过磅的。拉一趟煤的工钱也是和数量挂钩的。有两个石灰窑，把煤拉到下面那个窑快一些，车上的煤很快就卸掉了，拉一千公斤煤的工资是七块六毛钱。拉到上面那个窑，要辛苦一些，需要五个人推，工资是一千公斤八块三毛钱。

从煤矿里把煤拉出来要过磅，某某某多少斤，记在卡片上，卡片一个人一张。一张卡片大概十五横空格，可以用半个月。把煤拉到石灰厂，又要过磅，某某某多少斤。每一次出多少公斤收多少公斤，都要过磅，都要记在卡片上。拉出多少公斤煤和收到多少公斤煤要能够基本对应，这是厂里怕拉煤的人偷偷把煤藏起来，或者把煤拿去卖。当然，少个五六公斤十公斤是不会叫你赔的，拉煤路上总要漏掉一点的，路不平可能会震出去一些。如果少了几十公斤、五六十公斤，那是要赔的。拉石灰也要过磅，就是出石灰这边不过磅，火车站收石灰的这边要过磅，某某某多少公斤，都有记录。

第一车石灰，我拉了四百多公斤。第一车煤，拉了五百五十公斤左右，其他人都拉九百多公斤。龚方说第一次拉，要少一点，先熟悉这条路。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就拉少一点。从第一次拉煤五百多公斤开始，慢慢往上加，拉了大概一个月，就和他们差不多了，也是九百多公斤。

我那个时候力气不错的，拉车挺快的，六个人还是我跑到最前面，到了上坡，我把车靠边上停下来，给他们帮忙推车。我知道，刚到这里来，必须要勤快一点，才能尽快融入队伍和他们打成一片。如果和他们的关系不搞好的话，肯定待不下去的，所以我总是想办法和龚方他们搞好关系。

我们拉煤出去，每个人都带一个水壶，装满开水。路上水喝完后，在萍钢那个地方我们会用水壶买葡萄酒。那种葡萄酒六毛钱一斤，装满水壶是两斤半，一块五毛钱的样子。我很少喝酒，开始时我买一斤，后来我也把水壶装满。晚上吃饭，我自己喝的不多，水壶里的酒基本上给他们五个人喝。

如果下午卸煤时间比较早，我就和龚征跑到石灰窑去查看一下。石灰窑把石灰倒下来，烧过的石灰在晚上会自然慢慢冷却，露在空气外面那些石灰是凉的。装石灰时，前面几车装的石灰是凉的。最后那几车装的石灰，因为是蒙在最里面的，热量还没有全部散掉，石灰还是烫的，看上去还是红的，要等半小时左右。我和龚征提前用铁勾把石灰窑里的石灰勾下来，这样石灰就会摊平，不会蒙在一起，热气都会散出去，过了一个晚上，所有石灰就会很凉。这样第二天装石灰时就不用等。

这件事，龚征很积极的，总想叫几个同伴一起去，提前把第二天要拉的石灰摊凉。他们几个总是不去，我有时感到很累，也不想去。

龚征快五十岁了，大大的四方脸，个子很壮的。他似乎知道我这个年轻人比较淳朴，是可以被说服的，他就开始教育我。基清啊基清，起来起来。你家里负担重，我龚征家里负担也重，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些人都要靠拉车来养活。基清，一起去啊，一车石灰拉去有两块多钱，加上一车煤拉回来，一天就有十块多。现在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为什么不多赚一点。家里母猪吃黑豆，一百斤黑豆要十三块钱，一百斤大麦要九块钱。现在拉煤，一天的工资就能买一百斤，家里的母猪就有吃了。

他做我的思想工作，还算数字账，对我起了作用。我觉得他这样说很有道理，我到江西来拉煤，也是为了解决家里困难。所以我经常和龚征到石灰窑，提前把石灰勾出来摊凉。

后来我自己带队拉煤，也学习这种讲话方式。正因为龚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这支拉车队伍里，他是不参与赌博的，他不想把血汗钱随便输掉。当然，烟会抽一点，酒会喝一点，都是随多随少，并没有上瘾。

下雨天，没有办法拉煤，大家就不出工了。大家就聊聊天，有时候他们小搞搞。当然，也可能谁生病了，那他也不出工了。有时候天气虽然好，但是煤矿有什么事情，没有出煤，我们也只能不拉车，我们就出去玩一下。

我们会去湘东镇玩，江西萍乡湘东镇和湖南很近的，我们还会坐火车到湖南醴陵，基本上一年两三次。和景德镇差不多，醴陵也做陶瓷，在周边也比较有知名度。做陶瓷的工资比我们拉车的好。

我们到陶瓷厂看看有什么瓷器，我们也买些碗或者茶杯，可能自己用，也可能回家时带回去送给亲戚。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风景好玩的。陶瓷厂去过了，我们就去冷饮店里，吃冷饮轻松一下。我们六个人，每个人身上带一些零钱。我呢，总想把钱存下来，多寄一点回家，总是想着省点花。即使是在大家兴致很高的时候，我脑子也还是有要省钱的冷静。

我们坐在冷饮店里，六个人每一个人一碗绿豆汤，汤里面放一块棒冰。当时一碗绿豆汤是八分钱，一块棒冰是三分钱左右，有时是五分钱两块，算起来每个人平均一毛一分钱。六个人都请，一次六碗，大概是七毛钱。不用明说，约定俗成一样的，吃冷饮是轮流请客，不可能说你吃了别人的，却不请别人。

因为夏天吃这些东西感觉实在太爽，拿起碗一下子就吃掉了。前面一个人请客过了，后面一个人请客又去付钱买东西，这次可能不是绿豆汤，而是买一碗笮子豆腐，价格差不多，还是放块棒冰。大家边吃边聊，过一会吃完了，又一个人去买。

六个人一轮都请过后，大家离开冷饮店，到外面去转。但是实在没什么好转的，一会儿后走进另外一家冷饮店，又坐下来吃冷饮。

我连忙说，我不想吃我不想吃。

他们都笑起来，说你这个人不是不想吃，就是为了省钱。

我的脸红红的，一下子被戳穿的感觉。我们是拉车干体力活的，冷饮谁不喜欢吃？夏天的冷饮，谁不喜欢吃？都喜欢吃的，我说我不喜欢吃就是为了省钱。再来一轮请客，每人付钱一次，就要七毛钱左右，我感觉那是很多钱，不想花掉。我出来在外面玩不想乱花钱，我又不想在交际上输给他们，只好说不想吃冷饮，只是被他们戳穿了。

拉车很苦的，拉石灰拉煤，从早到晚一路下来，全身都是汗。冬天尤其难受，早上起来就已经很冷了，我们不可能每天换衣服，往往是好几天都穿同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前一天被汗浸湿过，经过一个晚上干了，但穿在身上还是很凉很冰的，套在身上是很难受的。

不过，那时候真是年轻，二十岁左右，白天很累，晚上一睡觉，第二天又都是力气。

（二）

龚方平时要出去结账、到银行把大家工资汇到家里，经常带我到外面去。我们一般下雨天出去，因为那样的天气不好拉煤，出去不会耽误拉煤赚钱。他带我出去，交代我不要讲话，也不需要给别人递香烟，只需要给他做个伴。应该说这些要求我都做到了。

龚方他们有时要小搞搞要赌点钱，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视机、有其他的娱乐方式，那时空下来就没有事情可做，小搞搞一下也是很正常的。我都只是在边上看，从不参与。大概是这一点，让龚方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稳重。

慢慢的，龚方越来越觉得我是比较靠得住的，他自己忙起来，或者小搞搞正在兴头上，没有空余时间，算账之类的事情就叫我帮一下。我是读过初中的，他交给我算账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一次，龚方带我到吴主任家里。吴主任叫吴江（化名），是管理副业的主任。我们拉煤的卡片就是他手上发的。我到他家里，就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讲。

在我看来，吴主任是很有权威的，书记、生产队长、其他窑的工事长都跑到他家里来，有事情都同吴主任商量的，好像他吴主任才是实际的掌权者。有时候吴主任同书记他们吵的很厉害，拍桌子吵的。

很意外的是，有一天，吴主任路上碰到我，把我叫住。吴主任说小王你不要和龚方他们一起，明年你自己叫四五个人过来，一起住他家里。

吴主任第一次跟我讲，我没有答应。后来吴主任又找我好几次，意思还是同一个，住到他家里。

吴主任为什么叫我住到他家里呢？我也认真的考虑这个事情。

我带几个人一起住到他家里，每个人每月交六块钱，作为住宿和烧饭的钱，吴主任可以多一点收入，这是很明显的能看到的收入。

平时拉煤的人也会回报一下房东。拉煤时捡几个大煤块，放在车边上，拉煤经过房东家，用铲子把煤拿下来，放到房东家里去，房东可以烧饭。我们就这样做过。一车一千公斤的煤，少几斤十几斤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有人住，要蒸饭，淘洗时肯定有米流出来。某天谁生病了，饭吃不下，也可能倒掉了。那么困难的年代，饭菜基本上都是吃掉的，剩菜剩饭很少的，但多多少少还是会剩一些。这些都可以喂猪。住的人多，种菜的土肥也会多一些。

吴主任来找我，想把我从龚方这里拉过去，我想他是经过认真观察仔细考虑的。龚方他们之前是五个人，我是第六个，后来加入的，在吴主任看来，我和另外五个人的关系、他们五个人自己内部的关系，是不可等量齐观的。所以，他找的是我，而不是龚方他们五个人中的某个。也可能讲过观察，吴主任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可靠，平时不讲话，也不会言语行为出格，住到他家里不会带来什么反作用。

有一次，吴主任给我作了保证：我去招几个人过来，住在他家里，吴主任这边只要还有拉煤的活，肯定让龚方那几个人干，龚方五个人拉煤的卡片保证满足。

吴主任还给我吃了定心丸。如果这里没有煤，吴主任会到其他大队——九州那边、莲花那边的窑厂，把拉煤的活招来，我只要住在他家里，整年有活干。

我答应了。

那时在江西这里拉车的人很多的，不只我们义乌几个人，湖南的、上栗的、丰城的，浙江这边还有绍兴的，加起来大概上百个人。龚方的卡片不会少，这是一个很好的保证，我内心最大的障碍没有了。如果我自己带人出来，能够有活干有钱赚，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而且我也感到，我不能不答应吴主任。

我和吴主任讲的事情，龚方并不知道。吴主任和我都知道，事先去讲，是讲不通的，事先去讲也只会把事情搞砸，还是事后说明比较好。

过年回义乌老家，我开始招人。拉车的活很辛苦，但是只要我去叫人，可以说不管哪个人都会来的。义乌这边根本没有钱赚的，去做工，八毛钱一天，而在江西拉煤的工资非常高。

我叫了姐夫等四个人，加上我自己一共五个人，组成了一支拉煤队伍。过了元宵，我们到江西，住到了吴主任家里。我是1968年农历八月到江西拉车的，1971年农历过年后我和龚方他们分开了。

分开独立后碰到龚方，我同他解释了自己住到吴主任家里这件事，龚方说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有话干就可以了。

因为江西这里拉车的人很多，龚方最看重的是要有活干，能够让大家有饭吃。我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之前得到吴主任的保证，我才同意住到吴主任家里。龚方这样说，使我宽心了很多，这使得两支队伍至少在面上还是比较友好的。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的，虽然碰到了还是会打招呼、会讲话，但是大家相互之间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

我想办法改善一下跟龚方他们的关系，有一次拉煤时，我邀请龚方喝酒，他来了。

龚方还是很大气，说他们五个人一组还好一点，拉上坡时刚好五个人一车，他们无所谓没关系。他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拉车那段时间，我有好几次机会“改行”。

石灰厂的石灰是岩石烧成的，岩石都是从高山悬崖上轰下来的。人爬到悬崖上打一个洞，按上炸药把石头炸下来。石头滚到地上，大小不一，小块的，可以直接拉到石灰厂。有的石头还是很大块，甚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必须在石头上又钻个小洞，放少量炸药，再炸成小块。即使这样，很多石头还是需要人工敲开。把山上石头弄成小块，拿到石灰厂，用煤烧成石灰，这是一个产业链。

炸石头、人工敲石头，这个活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工资比拉煤的高。

当时两个敲石头的湖南师傅，也住在吴主任家里的。看到我力气也大、人也可靠，他们和我说了好几次，叫我跟他们去敲石头。

他们说，在陡峭的悬崖上打洞安装炸药，有绳子捆在身上的，不会摔下来。如果确实感到危险，也可以只做安全的事情。石头炸下来后，在下面就有半个月可以敲了。敲石头的技术一开始不会也不要紧，可以慢慢学。敲石头工资高，也不要起早，太阳没有下山就可以收工，这个活比拉车好多了。

我在那里拉车，对敲石头师傅所讲的事情当然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危险，哪怕敲石头比拉车更赚钱，我还是选择不去。

随着运输业的发展，窑厂人力拉煤的活开始变少，这是一个趋势。吴主任比较早的感受到了这点，开始想新办法。吴主任对我很关心，他觉得拉煤太辛苦了，经常想着为我找一个更轻松的能赚钱的活。有一次，吴主任找到我，他叫我不要再拉车了，他让我去叫几个烧窑的师傅过来，搞烧红砖的生意，窑烧出来的砖头他帮我包去卖掉。

为了说服我，吴主任还带我去考察过。我和其他几个商量后，还是不敢去做，吴主任也就此作罢。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确实勇气不够，总是从眼前的利益去考虑，拉煤一天有十块钱，觉得工资已经比较高了，还是这样比较稳当。

后来吴主任他又来找我，他要我回义乌老家看看，把红花籽，就是春天洒在田里的草籽运来。江西这边供销社正在收草籽，一斤草籽可以奖励化肥两斤，还有稻谷补贴。吴主任的意思，能搞一百斤过来，就可以几个月都不要拉车了。

吴主任说，稻谷补贴拿来后，只要那个米糠给他喂猪就可以，米、化肥还是给我。

吴主任叫我收购草籽的想法是很好的，我算了一下，一斤草籽奖两斤化肥，一百斤草籽就是两百斤化肥，还有粮食补贴，当然化肥、粮食还是需要自己出点钱的。你有了一斤草籽，你就拥有平价买两斤化肥、买其他粮食的指标，算下来还是赚钱的。

这个事情不要什么本钱，也没有特别大的风险，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几天以后我就坐火车回义乌老家了。

这次回义乌是在农历七月份，草籽没有收到。那时义乌的草籽都是生产队的，农民自己家里没有的，私人几乎一点也没有，而生产队里的草籽必须是撒到田里后有多余的才能卖。

这次“改行”也没有成功。

（三）

一个和我一起拉车的朋友叫傅宏（化名），义乌下傅人，家里很穷的，江西拉车那段时间，他和我形影不离的。傅宏个子比较矮，年纪比我大五六岁，很会喝酒。他爸爸认识我大姐夫，之前托我大姐夫和我讲，可不可以安排他到江西拉车。我看在姐夫面子上答应了。

有一段时间江西这边活不多，义乌老家农忙要抢收抢种，我就回义乌来了。留在江西的傅宏写了一封信过来，告诉我一个信息：义乌童店村的一个朋友来找傅宏玩，听他说，江西上埠镇有一个陶瓷厂，也要拉煤的人。上埠那边路比较平，拉煤省力气一些。但上埠陶瓷厂是国营厂，比较正规，当地交管站对拉煤人员要登记，来拉煤的人员要有县级证明才能够接收，没有证明不接收。傅宏在信中说，义乌这边能不能开出证明来，去试一下。

接到信，我先跑到我们四联大队（老家所在的大队），和大队领导商量，达成共识，算是大队成立一个副业队，大队收取费用，每个人每月交两块钱。我拿了大队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的鲍武（化名），义亭镇人，是驻我们村的干部。他经常来我们村，我爸是生产队长，和他比较熟。我和鲍武说了情况，他也给我盖了章，我又准备去县里。

鲍武很细心，他说到县里跑，身上最好有包香烟可以递一下，问我有没有带香烟。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更没有带香烟。鲍武给了我两包烟，一包凤凰一包西湖。那包凤凰烟，我听鲍武这样讲的，这包烟长嘴的，比一般的过滤嘴长，很香的，如果坐在火车的一头，随着风往车厢里面吹，整节车厢都能闻到香味。

县里我不熟，我先去找杨宅二姐夫，二姐夫的哥哥是县里干部。姐夫他哥说要去县交管局盖章，但县交管局却说他们不能在这个证明上盖章。

看到我很沮丧，姐夫他哥说，再想想办法，县交管局不肯盖章，看看义亭交管站的盖章有没有用，义亭交管站那边他是比较熟的。我当时的意思也是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有用没用，义亭那边的章先盖一个再说。姐夫他哥电话打去，我跑到义亭，章就盖来了。

拿到盖章的证明，我回到江西，就去上埠交管站。江西上埠交管站站长，刚退伍的，个子很高，看上去好像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我和他交谈，之前鲍武给我的那包凤凰烟我还带在身上，没有开过，就递给站长了。

交管站长同意了。这样我就可以带一支队伍到上埠镇拉煤。我们原先住在吴主任家里的一批人就从湘东镇移到上埠镇，过几天，义乌这边过来的七八个人也到了上埠镇，一共有十五个人，后来增加到二十七个人。

在义乌老家这边，我的名气是比较大的，我招了很多人，看起来能够开出高工资，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投奔我。在别人看来，我就是一个大包工头。其实不是，我自己只是一个拉煤的干力气活的人。

拉煤的地方从湘东镇吴主任那里移到上埠镇，我和吴主任告别。吴主任看到我能够多赚一点，他也很高兴。吴主任那里是不愁没人住的，因为住在他那里，就会有吴主任照顾，何况吴主任还把控着分卡的权力。所以我们移走之后，马上就有人住进去。2020年，我和儿子开车去江西，我还特地去找了吴主任儿子，一起回忆往事，都很高兴。

我大姐姐跟我们去上埠镇帮我们烧饭。有一次烧成夹生饭，队伍中来自上金村（我们老家附近的村）的两兄弟，发了大牢骚。我大姐夫、我大姐姐和他们吵起来了。

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情的余波并没有平息。过了一段时间，萍乡市交通局来调查了。

我那天还是正常出去拉车，交通局吉普车停在我们住地门口。有吉普车开过来，当地老百姓都站在那里看热闹，好像有重大事件要抓人了。车里下来的人问：王基清是哪个人。

我刚好回来走在吉普车后面，边上的人听到问王基清，就都叫我。我和他们走到住地里面，接受他们的“审问”：我这里有几个人，有没有在花名册之外“招兵买马”，我很认真回答人数，表明我没有“招兵买马”。接下来，他们问我花名册里有没有“地富反右坏”分子。当时，招收“地富反右坏”分子是违规的，而我的队伍里恰好有一个是地主的儿子。

我很惊讶他问这个问题：他怎么会这么清楚？他怎么会知道我的队伍里有“地富反右坏”分子？其实这个所谓的地主儿子是我大姐夫找来的，大姐夫喜欢喝酒，可以说只要有酒喝，不管什么人他都会同意让他进来。当时正好有一个人回去了，就让现在这个地主儿子来替一下。就这样，检查人员钻了这个空子，说我在江西招收“地富反右坏”分子。

还有，他们认为我这里还存在剥削。

我说，剥削是不存在的，可以看花名册，看账目。

他们又追问：为什么有些工资你扣下没有发到工人手上呢？要我把账目说清楚。

我强压心中的怒火，我说：每个人收两块管理费是明确规定的，这是我们义乌这边大队规定的，不是我一个人规定的。每个月，我从他们每个人工资中扣下来两块钱，我都是每月按时寄给义乌老家的四联大队。因为大队成立一个副业组，相当于同意把人派出来，大队要增加收入，肯定要收管理费。这是副业组成立时，大队书记和我约定过的。每人每月两块钱，包括我自己也要交的。我每个月汇款的时候，这笔钱就单独一个表格列出来。这个钱我没有私吞。拉车工人工资要交管费6%，这是江西这边交管站直接扣了，一百块钱工资，交管站要扣6%，拉车工人拿到的是九十四块钱。拉车工人还要交房租，每个人房租费四块钱、烧饭钱两块，这样加起来总共六块。还有我的结账工资，因为二十七个人的工资都由我结账，我要外出，把二十七个人的卡片领出来。晚上，他们拉车工人可以休息了，我还要整理账目。算好账，我还要到交管站结账。政府还规定，拉车工资70%要汇到义乌老家去，30%当作在江西这边的生活费，我还要到银行给大队里、给每个人家里汇钱。领卡、结账、汇钱这些天我肯定就不能出工拉车了，我的误工费、辛苦费肯定要组里的每个人来承担。每个人交两块钱给我做误工补偿费是通行做法，我以前在湘东镇那边拉车也是这样的，其他的拉煤队伍也是这样的。

他们承认我讲的有点道理，但是他们又说我自己不劳动、不拉车，不劳而获，属于剥削。

我说你们不相信可以看我这身打扮，可以翻开账本看，账本上清清楚楚，哪几天我出工了，上个月哪几天我出工了。本子上都有记录，帐都对的起来，横的、竖的总数都对的起来。你们可以看看，我出勤多少，就可以知道我不是碰巧只有今天在拉车的。

检察人员终于相信我了，点点头，对我笑笑。后来他们就回去了，也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好像没事一样。

后来我去找那个答应我带队过来的交管站站长，站长对我比以前还客气，站长也说我是很勤劳的、很清白的。来调查的人肯定同站长讲过这件事情了。

谁去告发？谁让我这么难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有人想抹黑我，就是有人想找机会从我们这个组里独立出来。

过年后，上金村两兄弟和他们自己村里几个人从我这里独立出去了，两兄弟叫自己妈妈叫来烧饭。

这个结果我是没有想到的，但我也坦然接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所以同是四联大队，我手下一队人，上金村两兄弟一队人，两队人在同个地方拉车，只是住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季岩石（化名）是上金村人，他和我关系很好的，但是两兄弟不要同村的季岩石。

队伍分裂这个结果，要去找原因的话，首先与我同村的大姐夫有关。很多人都是我姐夫介绍进来的。我呢，因为人长期在江西，很多事情顾不过来，也是把关不严。当然，以我当时的能力水平，带队伍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把关意识。

当时上埠镇这边拉煤的活是有的，只要老老实实的肯出力气，钱还是能够赚到的。

每个月的工资，由我造好账目，到陶瓷厂对账，陶瓷厂核对无误，承认这个数字，同意发放工资。交管站收去6%交管费，工资70%寄回义乌，通过银行寄给义乌四联大队，然后各个工人的家人到大队领取。

当然也不是每天都有拉煤的活，有时候是厂里原因，有时候是天气原因，有时候是工人自己的身体原因，每个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不一样的。应该说，我们义乌过去的工人都是比较肯吃苦的。只要有活干，只有天气好，只要身体吃得消，都是出工的。一般来说，70%工资汇到义乌家里，那边一个月能拿到的最少数目是五六十块钱，最好时有一百块钱，平均起来有七八十块钱，这个收入在当时义乌是相当可以的。

在上埠镇陶瓷厂拉煤，天亮就出发，一天一般拉两车煤。这边路比较平，下坡路比较多，比湘东镇那边要轻松一点。

不过，出门在外，管理这支队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空余时间。而空余时间并不少，天气不好了，只能不出工，厂里没有煤了，只能不出工。

那时候空下来最容易做的事情是小搞搞，就是赌博。我是明确禁止赌博的。我如果看到有人在赌博，我是要骂的，甚至让他回义乌去。

前面说的那个地主儿子，他是佛堂沙溪那边人，是我大姐夫叫来的。他要小搞搞，押宝，搞牌九，我刚好看到了，我就毫不客气的骂。他总是说小搞搞没关系的。我很明确，要赌博就回义乌去。

后来，他慢慢摸到我规律了，还是赌博。有时他们自己躲起来赌，有时候他们乘着我出去对账、领工资时偷偷赌。

在上埠镇拉车，一般不开会，如果有运动过来了，或者强调治安，交管站会通知我们组长去开会。我们回来后要传达，借着开会，我也做思想工作。

我经常和他们讲，不要去赌博，不要想不义之财。但是有些人不理解，他们自己的钱为什么要管这么紧？他们自己小搞搞有什么关系？有的人甚至说，身上没有钱，就赌拉车的卡片，谁输的话到时候就把卡扣下来，让我把工钱算到赢的那个人那里。我也很明确，做梦都不要想。

我也和他们讲心里话。要想一想，这么辛辛苦苦赚的钱，赌博输了，不甘心，肯定还想赢回来。如果赢了呢，这个钱这么容易到手，肯定还想赢更多。大家都是自己人，都是亲戚朋友，赌来赌去，赢的都是自己人的辛苦钱。大家出来赚钱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家里至少有四五个人。赚来的钱，家里至少有四五双眼睛在看着，如果这个钱输掉了，家里人怎么过日子？回去过年，家里的爸爸妈妈，要骂的。他们也会骂我这个带队的人，这里赌博都不管，到时候我也没有脸面见大家的爸爸妈妈。

我这样讲了以后，瘾头比较小的都不赌了。

但是也有几个还是不肯改，去洗澡的时候，悄悄和我提要求，甚至还想用利益把我拉下水。

他说他坐庄时我也可以来押宝，站在边上，仔细看他抽烟姿势。他嘴巴抽烟，烟翘到这边，就是老虎；如果烟翘到那边，肯定做青龙；如果烟头朝下，就压到魁星。一句话，就是看烟头朝向的反方向去压，这样人家看不出来。一个晚上只要压几宝，赢个六七十块很轻松的。其中几次呢，小额的时候，特意输点回来，人家更加看不出来。赢的差不多了，就回去睡觉，接下来他们那几个人继续赌。

类似这样暗示的不止一个，至少有三个人和我讲过。如果真的那样去搞的话，我赚钱很轻松的，比拉车好多了。但是我没有同意，这种钱我不要。

我自己文化不高，水平也不是很好，带队不能教给别人高水平的东西。但是有一点我把握住了，不把别人教坏，不允许赌博。即使后来一段时间自己比较困难很不如意，我也没有这样想：要是当时利用赌博这种的方式多赚一点就好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越发觉得自己禁止赌博是对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庭。

工资70%汇回去，工资30%领出来作为在江西的日常开支。平时去银行，一般是我一个人去的，有次下雨，我和季岩石、朱林（化名）三个人一起去。银行工作人员一边聊天一边给我们数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数错了。第一个工作人员数了数，给了第二个工作人员，他又数了数，然后递给我，他们都不知道数错了，多数了五百块钱。

实际上第一个工作人员数的时候我看着的，就知道多了五百块钱。同去的季岩石也看出来了，他拉拉我衣服，用义乌话和我讲，多了五百块钱。

工作人员从窗口把钱递出来，我说钱多给了。工作人员拿回去一数，果然多了五百块。

这几个银行工作人员高兴的不得了，说我这个人这么好的，这次的钱已经分好、汇好了，以后工资分配调整一下，汇到家里的不要70%了，你们自己留在手上的多一点。但是下一次我再去汇钱，他们忘记掉了，还是70%汇到家里、30%留给自己。

银行出来，季岩石在边上抱怨。这个钱他们几个人都数过了，都没有看出来，他们肯定不知道的，这个钱可以拿回去请客喝酒。

确实，当时银行处理汇款不是电脑，里面不一定有监控，我们把数错的五百块钱自己拿下来，他们是追查不到的。但是我不要这个钱。

后来，江西上埠这边更多的用汽车运输，江西当地也成立了副业队，他们组织本地人干活，外地就人力越来越不需要了，我们人力拉煤的活越来越少。在江西拉煤确实很辛苦，加上家庭因素，我决定结束在江西拉煤的生活，回到义乌。1978年农历年底，乘着回家过年，我们就回义乌了。

采访手记：2021年1月，应朋友邀请，为其父亲王基清伯伯做生平口述史，这里选取的是王基清伯伯年轻时在江西拉煤的一段。老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记忆也比较清晰。我听起来也是很享受，感受到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那种朝气。苦难的经历，最终都会汇聚成人生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