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我参与的一个案子，里面有个人叫Steve Titus。Titus是名餐厅经理，31岁，住在西雅图，挚爱的未婚妻是Gretchen。有天晚上这对情侣出去晚餐，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住，原因是Titus的车跟当天晚上早些发生的一起搭车强奸案的车子很像，而且Titus跟强奸犯长得也有点像。后来警察把Titus的照片和其它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受害者辨认，受害者挑出了Titus的照片，说他很像是强奸犯。

警察和检查机关以强奸罪把Titus告上了法法庭，在法庭上受害者明确的说她肯定就是这个人了。Titus被判入狱。他大声疾呼自己是无辜的，亲戚朋友也不服判决，未婚妻也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但Titus还是被送进了监狱。

如果是你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Titus对国家法律丧失了信心，但他还是想到了办法。他打电话给当地的一家报社，一位调查记者对他的事很感兴趣，也是这位记者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强奸犯，他亲口承认了这场强奸和在当地发生的其它50次强奸。法庭收到了这些信息释放了Titus。

事情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尽管过去的一年对Titus来说是非常糟糕，被诬陷，被审判入狱，但总算是结束了。

但事情并没因此结束。Titus非常痛苦。他无法回到之前的工作岗位，未婚妻因无法忍受他的长期的愤怒而离他而去。他花光了所有积蓄，最后决定起诉警察和其它他觉得应该对他的遭遇负责的人。

也就是在这时我参与了进来，我想弄清受害者是怎样完成“可能是他”到“确定是他”的整个过程的。

与此同时，Titus为了自己的案子寝食难安。每天早晨醒来他都在不停的想，就在案件开庭的前几天，有天早上他醒来痛苦异常，压力过大心脏病突发而死，当时只有35岁。

后来我被请调研究Titus的案子。我是心理科学家，研究记忆很多年了。每当在飞机上跟别人闲聊我是研究记忆的，他们通常会说，“我经常记不住名字”“我亲戚得了阿尔兹海默综合症”或其它跟记忆有关的问题。这时我通常会说，我研究的不是人们丧失记忆的问题，我研究的是人们记得的记忆，人们记得的那些根本没有发生或者发生的根本不是那回事的记忆，我研究的是假性记忆。

不幸的是，Steve Titus不是唯一一个因为假性记忆被定罪的人。美国有项研究收集了300个无辜的人的信息，这三百个人都被判罪过，在监狱中呆了十几二十年。后来DNA检测证明他们是无辜的。当人们分析这些案件的时候，发现有3/4的人是因为目击者的假性记忆被判罪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如陪审团的人们一样，大多数人都相信记忆就像一种记录装置。你记录下某种信息，当别人问你问题或者辨认的时候，你把记忆调出来回放。但几十年的心理研究显示，记忆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记忆是可以建构的，是可以被再建构的。记忆的工作原理有点像维基百科，你可以更改你的记忆，别人也可以更改你的记忆。我也是在1970年开始研究记忆构建的。

在我的实验中，我会让受试者观看模拟性的犯罪和交通事故然后问他们记得什么。比如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观看了交通事故的信息，然后我们会问他们认为两车相撞时和撞得粉碎时的速度。当我们提问时用了撞碎之类的引导词时，他们普遍认为速度比相撞时更快。

而且，加了“粉碎”引导词时，更多的人会说他们看到了撞碎的玻璃，而实际上并没有碎玻璃。在另一个实验中，我们模拟了一场车祸，其中有个场景是这辆车会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有个“停”的标志。而当我们问问题时暗示是“礼让”标志时，很多目击者也会回答当时看到了“礼让”标志，而不是停车标志。

也许你会觉得，这是电影中的场景，因为上述情况中受试者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可能不够认真。如果是压力很大的情况还会犯这种错误吗？我们几个月前发表的一项研究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受试者是美国士兵，这是他们的一项训练，训练他们在战争中被俘接受对方审判的情景。

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士兵会接受时长三十分钟的严酷审讯，然后让他们辨认谁是审判者。当我们给他们的信息中提示审判者是另外一个人时，很多人最后认错了，而且认出的人跟审判者相差甚大。

这些研究显示，当你根据人们的经历灌输错误信息时，能某种程度上干扰和改变他们的记忆。

而现实世界也充满了各种的错误信息。不仅是别人特意引导的，还有目击者也会有意无意的提供错误信息，媒体的报道有时也是片面的，这些都制造了错误信息干扰了我们的记忆。

在1990年，我们意识到了更严重的记忆问题。很多人本来是带着一个问题去看心理医生的，比如抑郁或者饮食紊乱，结果他们走出医生大门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他们出现了错误的记忆，最可怕的是觉得自己被可怕的虐待过，可能是被撒旦仪式或者其它离奇的方式。比如一位女性声称自己被宗教虐待，被迫怀孕并剖腹产。但实际上她身上并没有剖腹产的伤疤，身上也没有其他的伤痕证明她被虐待过。

当我开始研究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不禁要问，这些奇怪的记忆是从何而来的？我发现很多都跟接受过心理治疗有关。是不是心理治疗的某些手段（比如想象联系或者解梦或者催眠或者接受过虚假的记忆）引发了人们有了奇奇怪怪的记忆？所以我设计了一些实验研究心理治疗的过程。

其中一项研究我们采用了心理治疗中常用的“建议法”。我们在受试者大脑中植入虚假记忆，比如你五六岁的时候在商场走失，你当时非常害怕大哭最后被一位老人救了找到了家人。我们大概在1/4的受试者中成功植入了这个信息。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压力很大的情形。

当然，我们也有植入一些不同寻常压力很大的信息。田纳西州的一些研究者成功的植入了“在你还是孩子时差点被淹死最后被救生员救了”的记忆，加拿大的一些研究者在一半的受试者中植入了“你在幼年时被猛兽攻击过”的记忆，意大利的一些研究者注入了“当你年幼时亲眼见过恶魔附身”的记忆。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打着科学的幌子对受试者做迫害，但我们的研究都是经过研究伦理委员会深入评估的，我们觉得认清记忆的原理和记忆滥用是比实验过程中受试者暂时的心理不适更重要的。

令我惊奇的是，当我在发表了我的研究成果并公开反对这种心理治疗方式的时候，情况变得对我非常不利，我感到了来自心理治疗师和他们的病人的双重威胁。当我出席演讲时不得不配备保镖，人们甚至联名要求辞退我。

但最糟糕的一件事是一个女儿在成年后声称被母亲虐待过。她的被抑记忆声称被母亲性虐待过，她不但允许这件事被拍成电影，还允许在公开场合播放。

我非常怀疑这个故事于是开始调查，最后我发现这个母亲是无辜的。我公开发表了我的发现，迅速的这个女儿起诉了我，尽管我在文章中并没提到她的名字。她起诉我侵犯了她的隐私和诽谤她。整个案子持续了五年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不过最后终于完结了。而在当时也有一股潮流，就是很多科学家因为发表冲击传统观点的文章而被起诉。

当我回到工作中的时候我问自己，如果在大脑中植入了假性记忆会怎样呢？会影响你的想法和行为么？我们的第一个实验就是在孩子的记忆中植入“如果你吃某种食物比如煮鸡蛋，腌黄瓜和草莓冰激凌会生病。”

我们发现当我们植入了这种记忆后，人们在野餐时对这些食物就不感兴趣了。虚假记忆不一定是有害的。如果我们注入一段含有芦笋的温情记忆时，你会更喜欢吃芦笋。所以研究显示的是你可以植入虚假记忆，也会影响你的行为。

植入记忆影响行为不可避免的是道德问题，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植入记忆技术，应该禁止这项技术吗？即使是出于帮助病人的角度，心理治疗师也无权在病人脑中植入虚假记忆，但如果是为了控制孩子的超重和暴饮暴食问题就无可厚非了。当我在公开场合提到这点的时候，都是一片哗然，“你看，她支持那些对孩子说谎的父母”。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吗？你们不是也成天跟孩子说圣诞老人是真的吗！

我的意思是，换个角度，你是想要一个因为肥胖症影响寿命的孩子，还是想要一个有点虚假记忆但是健康的孩子。我是会坚定的选择后者。

也许是我的工作让我的看法跟很多人不同。大部分人都很珍视他们的记忆，因为这代表了他们的身份，是谁，来自哪里。我非常同意这点。但从工作中我感受到，你的记忆并不全是真实的，如果说我从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

并不能因为别人信誓旦旦的跟你说，不能因为别人事无巨细的描述，不能因为他充满感情的描述，就说明这件事真的发生过。我们不能很好的区分记忆，这需要独立判别。

这个发现让我能忍受朋友和亲人中的错误记忆，这个发现同样能挽救Steve Titus，那个因为错误记忆而被毁掉一生的年轻人。

但同时我们应该谨记，记忆，如同自由，非常脆弱。

本文来源于Ted演讲：Elizabeth Loftus:how reliable is your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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