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字母文字传奇
20. 叙利亚回鹘交接棒
腓尼基字母沿“东方路径”的传播，神奇的阿拉姆字母即将延伸出第三个分支叙利亚字母，而且它的传播链条愈拉愈长，竟然延伸到了遥远的中国。
西安市周至县东南角，至今仍然还保存着一座被人称为“东方比萨斜塔”七层空心砖塔。从外观上看起来，斜塔与平常的佛教寺庙并无二至，但该塔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座教堂遗迹。明朝天启三年，这里出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终于揭开了这个以大秦寺为基础，在中国传播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神秘宗教——景教的面纱。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尤其是其所统治的近东地区（如叙利亚等国）的称呼。历史学家约翰·福斯特将之界定为：“罗马帝国，或其仅被中国所知之部分——叙利亚”。而大秦寺是中国对景教寺院（教堂）的通称。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从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出生于叙利亚波斯人家庭的聂斯脱留牧首(Nestoraianism)遣派传教士到达长安开始。当年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到长安西郊迎接传教团长阿罗本（Alopen），并亲自会见了后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记载了这一盛举。
所谓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可能是希腊文“基督”的头一个音，说明早在唐朝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华大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正面刻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字样及颂文，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百个叙利亚文。这一事实也表明，叙利亚字母早在唐朝就已经让中国人亲眼目睹。
丹麦探险家傅里茨·何乐模（Frits Holm）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了解古代中国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极为重要的石碑，当与罗塞塔石碑、米沙石碑、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并列于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此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叙利亚语是阿拉姆语的一种方言。到公元前6 世纪以后，阿拉姆语已成为近东的通用语言，并被迦勒底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阿契美尼德人和基督时代的犹太人等群体使用。像任何语言一样，阿拉姆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并分解成多种方言。阿拉姆字母在它的原生地（西亚地区）留下了阿拉伯字母体系后，又通过四条传播路线催生了大量的方言。
叙利亚语是古叙利亚埃德萨地区（今土耳其东南部乌尔法）的方言，源自北路传播的阿拉姆系方言，在公元4-8世纪成为当时中东的通行语文之一。最早注明日期的叙利亚文铭文出自公元6年，最早的羊皮纸（一份销售契约）出自公元243年。最早的注明日期的手稿于公元411年问世，这可能是任何语言中的第一本此类手稿。
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在埃德萨北部墓地发现用马赛克制作的葬礼图文，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代的叙利亚字母，也让我们一睹古代叙利亚人的模样。
正如叙利亚人是阿拉伯人的“堂表亲戚”一样，叙利亚字母也是阿拉伯字母的“堂表亲”。叙利亚字母（Syriac alphabet）由 22 个字母组成，与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有相似之处。字母全部代表辅音，尽管有可选的变音符号来指示元音和其他特征。它们通常从右到左书写，但偶尔也垂直向下书写，没有大小写的区别。
如果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叙利亚字母进入中国只是昙花一现，公元6世纪后，叙利亚字母借助粟特人的需求，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向中国方向传播。
粟特（古波斯语Sogdian）为中亚古代民族，是伊朗语族的居民。原本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由大小不一的绿洲国家组成。他们一度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进入中国后又以西北首府凉州作为据点，包括武威郡和敦煌郡。
粟特语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语言。在6世纪后半叶，也成为突厥人的官方语言。粟特人根据不同的宗教，会使用不同的文字，基督徒直接用叙利亚字母；佛教徒则使用粟特字母；摩尼教徒则使用摩尼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字母文字都源于阿拉姆字母。
粟特字母（Sogdian alphabet）与它的起源系统阿拉姆字母一样，由22个辅音构成，从右至左阅读。其中许多辅音都有不同的声母、中声和韵母形式。长元音通常用“母音字母”（matres lectionis），以及辅音aleph、yodh和waw表示。粟特字母文献留存的数量最大，既包括宗教文献，也包括世俗文献，其中在敦煌发现的佛教文献占大多数。西安市未央区出土的北朝粟特人墓葬——史君墓的粟特文墓志，讲述了旅居中原的粟特人史君与妻子康氏的人生故事。
这套粟特字母文字系统的生命期，大约在公元100年-公元1200年。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粟特人还把他们的文字带到了波斯和欧洲，乃至中国的长安和洛阳。
公元9世纪前后，阿拉姆字母的传播兜兜转转，自粟特人转到了回鹘人手中。
回鹘原称回纥，是中国维吾尔族、裕固族的先祖。回鹘最早可追溯到汉朝时的丁零部落，在北魏时是铁勒六部的袁纥部，在隋代又称韦纥，唐代名回纥，至公元788年正式更名“回鹘”，意为“回旋轻捷如鹘”。9世纪中叶，回鹘内乱，加上灾疫不断，国势衰落，在公元840年被黠戛斯所破，部分回鹘人退到西域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建立新国家，史称高昌回鹘。
学界相信回鹘字母是高昌回鹘人在粟特字母的基础上改造而成，也叫做畏兀儿字母（或古维吾尔字母，Old Uyghur alphabet）。因为粟特人的商业以及管理能力给草原上的回鹘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高昌回鹘人随后开始用粟特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由此形成了回鹘字母。
1889年，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 Yadrintsev）在蒙古共和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畔哈剌巴剌沙衮地区，即回鹘故城鄂尔都八里，发现了《九姓回鹘可汗碑》，碑身已破碎为若干块，余下来的散落在方圆几十米的草丛中，大小共有十六块。《九姓回鹘可汗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作者是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恩，记载的是保义可汗的事迹，又称作《保义可汗碑》。可汗碑规制巨大，即使在中国内地也是一通非常宏大的碑刻，以其中的一块残碑为例，残高100、宽150厘米，它的厚度竟有72厘米，远远超过所谓突厥三大碑，可以说是整个蒙古高原第一碑。
将散布的碎碑拼凑完整后发现，这块碑竟然又是一块带有粟特文、突厥鲁尼文和汉字的“三语铭文”。由于当时的回鹘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用中亚通行的粟特语字母来拼写回鹘语，这才有回鹘可汗碑上出现粟特文的情况。其中，回鹘语的碑额，按回鹘学家释读的意思是：“九姓回鹘碑受命自月神而成为幸福治国英雄伟大圣智可汗碑”。根据碑文推断，后来的回鹘字母，正是在粟特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至于回鹘文究竟从什么年代开始使用，至今尚无定论。
回鹘字母的数目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最少为18个，最多达23个。23个字母中有5个字母表示8个元音，18个字母表示22个辅音。在早期文献中有的字母表示两个以上的音素，在后期文献中才在相应字母左方或右方加一个点或两个点予以区别。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等形式。
另外值得提及的回鹘文献是《玄奘传》。众所周知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是唐代著名佛教大师、旅行家玄奘的传记，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悰撰写，详细记载了唐三藏玄奘的生平事迹。全书共十卷，前五卷主要记述玄奘西行的经历，后五卷讲的是玄奘回国以后翻译佛经的事情。公元10世纪，该书由别失八里人（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胜光法师自汉文译成回鹘文，改称《玄奘传》。1930年，回鹘文《玄奘传》写本在新疆出土，被敦煌那位可恶的王元箓道士撕裂出售，目前分散收藏于中国、俄国、法国、德国等国。
至此，阿拉姆字母的传播业已真正深入到了中国大陆。
2015年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上，印有四种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分别是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壮文。除了壮文之外，前三种均为阿拉姆字母传播演变而来的字母文字。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写习惯不同，所以人民币上的藏文、维文、壮文为自左至右横排，蒙古文却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直排。
在这三种阿拉姆字母的“后裔”文字里，蒙古文是蒙古族使用的文字，最早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公元1269年聘请西藏喇嘛八思巴用藏文字母制定，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公元1587年，又以回鹘文为基础重新制定，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变化后，现行的蒙古文依然采用回鹘字母，由29个字母组成，属于全音素文字。其中表示元音的有5个，表示辅音的有24个。书写句子时以“词”为单位，每个词都可连书；阅读和书写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回鹘式蒙古字母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教学文字之一。蒙古国政府在过去的文字政策上经历了多次波折式的变革，目前已经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与内蒙古实现语言互通。
16世纪以后，我国清代亦取鉴回鹘式蒙古字体，创制了满文以书满语。二者字体相似，故能触类旁通。
中国维吾尔族曾经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作为维吾尔语的书面语言，同属于阿拉姆字母传播第三分支的演化文字。1982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全面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老维文，从而变成了阿拉姆字母传播第二分支的演化文字。现行维吾尔文有32个字母，它保留了大多数阿拉伯字母，但也有引自波斯语的字母，以及维吾尔文特有的字母。自右至左横书，没有大小写之分，符合阿拉伯字母的书写顺序和其他的规则。但是，它和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有一个明显区别，即老维文中的元音和辅音字母一样，均为单独的字母，而没有使用其他符号来指示。
藏文据藏族史记载，为7世纪图弥三世菩扎参照梵文字体创造，是今天藏族人民所通用的文字，属于阿拉姆字母传播第四分支的演化文字，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