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发展的历史长河经常会出现一个拐点，当必然地、悄无声息地拐过这个弯后，历史之河就会呈现一派与前完全不同的海阔天空、浩浩荡荡之势。
经过大明朝的一段沉寂、变迁、发展与积累，梅州的历史在清朝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拐点，这一拐点之后，行政区域基本确立，客家民系完全形成，地方文化争奇斗艳……
这个拐点就是雍正十一年。
(一) 蔚然振兴
清朝顺康年间，岭南政局总的特点是动荡不安。现在的梅州地区依然被惠州与潮州分而治之，兴宁、长乐归惠州府，余则属潮州府。在虽呈乱局的情况下，梅州的发展脚步且并没有因此为停将下来。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口在增加。特别是有号称客家祖地的福建闽西地区由于“人稠地地窄，米谷不敷”，客家先民纷纷向粤东迁来，清王朝的“迁海令”又造成沿海人口向内地的挤压，梅州犹如一只漏斗般接纳着从几个方向汇流过来的人群。谭元亨在其《客都梅州》一书中称明初梅州人口有47万，清初则达百万。
按下其他县不表，单说程乡县，人民群众在作为主体创造历史的同时，当时地方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正确领导在为客家人构筑着一块生息乐土与大本营。
考察当时的几任知县，他们整饬治安，发展生产，开拓进取，各有所长，深孚众望，堪称典范。
大力发展生产推进建设者有之。如福建晋江人王吉人，康熙十六年任程乡令，他招民垦辟，故四民闻风归附，乡村流亡者复业者六千余家。他和安徽歙县人王仕云等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州城城墙本是夯土而成，明朝虽有乡贤叶文保捐助而改成砖墙，但其坚固性依然不够，加之岭南暴雨多，长期的淫雨浸泡，到康熙初年出现大面积崩塌。经过整修，城墙周长达到985丈，厚2丈，城门5个，门上起楼，楼上铁炮共12位。看那老南门楼为八角楼，扁额曰“凌风楼”，取自文天祥驻师集句。破城墙而开偏南门，建门楼叫文昌楼，而文澜门之名，明代李二何早已命好。为纪念刘元城，北门上之楼命名为铁汉楼。五门内建堆房五所。城内大觉寺前建望杏坊。城外则建梅州阁，上面供奉水神。护城河自东绕北，又转而西，深1丈，宽2丈。放眼梅州城，但见一派“七塔九麒麟，七穿八漏，三山十海，一亩田”的动人景象。这渐具宏伟之势的梅州城在百年以后竞成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将士们的最后避难之所，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全力推进文化教育事业者有之。如江苏太仓人曹延懿，康熙末得程乡令。他到任一下车就去圣庙谒拜，当他看到西门城楼直指圣殿，不利文闱，于是起建凌风楼，三檐八面。果然，不久李象元乡试中解元，其家族上演了“三代皆进士、一门四翰林”的神话，全县为之振奋。在他的带领下，不出多时，所有学舍者修葺一新。七贤祠也被改建成九贤书院，其中琴声悦耳，书声朗朗。又添建义学，每月坚持两次授课，学生们从早到晚久久不愿散去。在他的任上，程乡文风大振。他个人生活充实，品位极高，闲暇时选胜地栽花植梅，吟诗咏词以抒怀。其政绩，其做人，堪称一代典范。
尽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者有之。如安徽凤阳人葛三阳，顺治八年来任程乡令，上任之初，正值大清立国之初，土匪肆虐严重，国军频频过境，财物耗费巨大。三阳悉心调度，尽力而为但又不盘剥百姓，关切民情亦又兼顾大局。他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办公楼（衙署）十分破烂了也一直将就着用。
江南通州人程天旋，顺治十三年到任，他劝民息讼，不给老百姓增加新的劳役，不给投机钻营者以出路，不许强卖强买。离任的时候，没有大包小包随身，只有一小搭链在肩。程乡父老追着行进的车子与他话别，哭泣声连成一片。
陕西咸阳人张琪，康熙四十九年署程乡事，他致力邑绅士贤能之人做朋友，访邑中利害兴革，故为政得其要，然仅数月而病不视事。去世之后，灵柩运归故里的时候，程乡人民自发穿麻戴孝相送者达数千人。这种动人场面，在天之灵可笑慰！
他们的努力，使客家人源源不断向着梅州这块热土上会聚，民系的认同感在不断加深，共同的心理形成，相同的文化在积累中增长。
(二) 寇变之困
大清国进入顺治后期，许多地区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开始复苏，人民可安享太平，康乾盛世景象初现。但生活在广东的人民暂时还没有这个福气。动荡的局势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特别沿海地区更是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处处呈现一派血雨腥风的凄惨景象。
地处祖国最南端的广东，加之其复杂的地形地貌，自然成为晚明政权的最后栖身之地，忠诚于大明王朝的南粤人民，勇敢地面对新生的满清政权的军事征讨与围剿，使八旗子弟在得到每一寸土地时都付出了血的代价，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等的抗清斗争谓气壮山河。
在风起云涌的广东抗清斗争销烟渐熄之时，退守台湾的郑成功却频频出击。相继攻克闽南沿海地区，以金门、厦门为抗清基地，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惠地区。清当局大为怒火，他们认为“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为了切断其供应来源，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毅然颁布“禁海令”。然郑成功其后三年的大举北伐使统治者对该法令执行成效产生怀疑，于是在顺治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年）两度发布了极为残酷“迁界令”，由山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居民必须内迁50里，后再迁30里。限三日内完成，“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者立斩，直到1683年平定台湾后，才宣布废止“迁界令”。
几十年的迁界使广东沿海数百万被迁人民仓皇逃难，流离既久，生计无着，有的捐妻鬻子，的有合家饮毒，有的尽帑投河，死亡载道。各州县“商贾绝迹”，“片板不敢下海”。《广东新语》称为“有史以来最为惨绝人寰的统治”。
基本解决了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之后，当局头痛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可信的势力日益膨胀。他与镇守云南的吴三桂、福建的耿精忠并称“三藩”。他们是镇压南方抗清的急先锋，其后就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尚可信酗酒嗜杀，暴虐贪纵。公开责骂朝廷命官、盐驿道佥事李毓栋说：“尔甫来此，事事与我违拗，我一刀砍尔，上亦无奈我何。”此话传到康熙耳里，大为震怒，他决心铲除“三藩”。战争从1673年吴三桂首先起事，一直打到1681年，尚可信被赐死广州。统治广东32年的尚藩被铲除。深受其害的广东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这持续的战争困扰广东数十年，梅州当然不能例外。除了这些战争的冲击，在梅州还有最让人揪心的事，那就寇变不断。近在眼前的次次寇变犹如恶梦般挥之不去，让上至官员下到庶民食不甘味、睡不甘眠。
潮州志讲到程乡时说，程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江赣要冲，遏闽汀，捣粤之路，为三省之扼吭，兼六县之辅车”。然在那林密沟深处，令如今梅州人十分难堪的情况却是“石窟、樟坑、腰古、铁山嶂等处，皆向来匪类窟穴。”潮人载此事，以十分义愤的口吻指其“为我邻封，鼾我卧榻” 。可见寇变之祸，也搞得潮州人坐卧不宁。
查嘉应州及属县史志，其记载可谓连篇累牍，以明代最甚，清初连连。说到寇变，有人会说那是农民起义，当然不排除部分人是为义而起，但绝大部分目的是图财害命，主体是闲散浮浪之辈。他们凭着地形，借着密林，出没于险关隘口，得利于墟镇村寨。打家劫舍，为害一方。
如顺治三年的长乐寇变，首领三十多人，队伍十余万人，他们“不惟残杀乡宦士绅，平民并杀”，由于山高路远，惠州镇黄应杰长途跋涉方率兵到达，到第二年才最终平定。事件持续达半年之久。同年三月镇平人涂武子、赖觉、徐黄毛等反，率队伍攻进程乡城，据城六日，焚烧民居，攻劫村寨，城内外被抢掠一空。是年十一月，程乡再度祸至，卜应凤、卜应龙率一千余人攻城，烧杀劫掠，为历年“最惨毒者也”。
康熙十三年，潮镇刘进忠反叛，粤东震荡，清大军开至程乡，驻在城外应变，城中居民纷纷逃避山寨。官军撤走后，康熙十五年，刘进忠叛军突然破城而入，程乡县库吏黄梦奎乘乱焚库延烧大堂、川堂、后堂。衙门一夜间化为灰烬，延及民舍，损失惨重。
历年由寇变而致的灾难等级严重到了连官员也不敢瞒报的地步。由于地方治安部队人数少，力量薄弱，一有紧急情况，就要从遥远的潮州或惠州调部队进去，山高路远，所费日多，且往往由于错失了平乱的最佳时机，常常是小动乱酿成了大叛乱。
在分析寇变之多的原因，潮州志说是“明季，失守所为”，不无道理。考梅州历史可知，自南齐设州治以来，历宋至元，都有州治，虽仅领辖一县，然其统治力量的加强应是有效震慑寇变的最主要原因。至明代，撤州为县，力量的削弱导致治安的恶化应是在所难免。
频仍的寇变，使数十年的建设成就瞬忽间付之一炬，数千年的物质文化积累毁于一旦。
在这日益成为车马辐辏之所，文化兴盛之区，加强统治力量，成立独立的州级地方建置，是迫在眉睫的事，这个事水到渠成般地由鄂弥达来完成。
(三)酝酿置州
鄂弥达，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元年开始步入政坛，六年，出任贵州布政使。八年，迁任广东巡抚。雍正十年，代理广东总督，两年后正式就任，是大清第20位广东总督。任上数年，兢兢业业，数件大事，不世人所称道：
一是清政府严禁民间私藏鸟枪，但考虑到海南地方偏远，老百姓强烈要求恃枪御盗，于是他请求朝廷“请户得藏一，多者罪之。”；二是安南（今越南）民邓文武等遇风入铜鼓角海面，鄂弥达资助其钱物，送他顺利回国，其国王深为感动，特别派人送来以伽南、沉香等物致谢。他坚辞不授，雍正帝表扬他做得得体；
三是在三水西南镇建大型粮仓积贮谷物，并以米贵，会城设局平粜；
四是平定叛乱，维护政局稳定。果断平定梧州民陈美伦、饶平余猊等变乱。贵州台拱苗乱后，鄂弥达发兵令左江总兵王无党率以赴援，复发兵驻黔、粤边界，得到朝廷“通报表扬”的奖励。
五是调整广东行政区划，升程乡县为直隶州。
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因为要增加相应的行政成本，要做好被分割地区的思想工作，要整合好重组地区的行政资源，涉及千头万绪，事关大局稳定，故历代对之慎之又慎。如广东从宋到元直到清，尽管人口增加较多，但府与直隶州一级的行政区划数量并元多大变化。当然，调整权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有建议权。调整政区，工作量大，不到迫不得以，一般很难下决心。然粤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大稳定、小动荡局面时时牵动着广东地方当局的神经。
经过充分调查论证，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鄂弥达正式推出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酌请改设州牧移驻游击等事疏》，连同其后上报的四疏，五个奏本就构成新州论证与规划建设方案。
关于设州的必要性，他在报告中说：粤东地区的惠州府管辖的兴宁、长乐二县，以及潮州府所属的程乡、平远、镇平三县，“均离府治穷远。该管知府，既有鞭长莫及之虞。” 位置偏远得当地的老百姓连皇帝的大恩大德也难以享受，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五个县从原来的地区分离出来，新组建一个州。至于治所，他认为程乡很早以前就是州治所在地，何况从地理角度讲，相对其他几县“又地处适中。”
关于治安部队的组建调配。他建议在潮州镇的管理下成立游击署，他说：“程乡县，地处冲要，驻防城汛，无武职大员弹压，请将潮州镇标左营游击一员，移驻新州。于左营额兵内，酌量马步，抽拨兵一百名，并中营原派防守程乡之兵二百二十一名，共足三百二十一名，改归左营，以资防守。” 并说他会尽快将“抽拨兵丁花名数目，造册送部查核。”至于兴宁营都司的管理权肯定要划归到潮州这面来，他说：“至惠州协属之兴宁，与该协相隔辽远，似难兼顾，亦应与平、镇营，俱隶潮州镇统辖。”
关于文教科考。报告对程乡的文风赞不绝口，他说：“程乡一县，蒙圣朝德教罩敷，文风极盛。每科乡会，中式通省，各产罕出其右。” 但每年“岁科取进生员仅一十五名”，这与她的文化实力很不相称。他建议在改县为州后，要跟着增加名额，“应请照大学例，广额取进二十名，以光文治。”
关于楼堂馆舍。他请求移驻官兵的营房及官府所需官署等办公设施“到日确估工料实数” ，报上级审核批复后，立马可动建造。中央当时的批复是“经部议，复将新改直隶州，统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一切事宜，应令该督等一并查明，分晰造册，送部查核可也。”信任之举溢于言表。
关于人事及印信。他说其知州、学正印信仰恳吏部铸给。至于官员的级别待遇，《听雨丛谈》上说：清代按各行政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管辖面积、重要程度、贫富情况等划分等第，以“冲、繁、疲、难”四字标之。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者为难。凡兼三兼四者为最要缺、要缺，凡一、二项者为中缺、简缺。所以鄂弥达认为“程乡县原列为中缺，现在今改为直隶州，辖兴、长、平、镇四县，事务殷繁，应列为要缺。” 负担重压力大了，待遇相应可提高一些。
关于新州的名称，他请示皇帝您“钦定”。当然，他也提了初步意见，建议用“嘉应”。
此名源于“嘉应桥”，该桥位于现在的文化公园内。话说南宋绍兴初年，高宗赵构南渡，面对山河破碎，金人穷追不舍，赵构独撑大局，苦不堪言。忽闻梅州孔庙生芝，他甚是感动。《论衡》云：“士气和故生芝”。“和”对于颠沛流离中的南宋王朝是多么的珍贵，于是便叫史官载录此事，元修《宋史》也予以记载。宋淳熙年间，州人为纪念此事，便将城东所建小桥命名为“嘉应”。鄂弥达用此名之良苦用心在于愿其能给大清国带来一个吉祥和协的大好局面，相信皇上也会龙颜大悦的。
这个方案是论证有力、设计严密、考虑周全、实际可行的，上级审批通过只是时间问题。
(四)钦定嘉应
广东布政司送呈的新行政区的筹组方案最终摆到了雍正皇帝的案头上，这个勤奋的皇帝亲自审阅了上疏的全部内容，对每个细节都作了推敲酌定。特别是对大清拟新设的这个州府之名称甚是满意，也让他因此浮想联翩。
雍正皇帝博古通经，十分清楚“嘉应”之名其实古已有之，常见语意有二，一表祥瑞，二指南方龙神。《汉书·平帝纪》中有：“休征嘉应，颂声并作”之记载，“休征嘉应”便是吉利的征兆、美好的回报之意。南宋淳熙年间的《三山志》记载说，北宋朝廷曾册封天下龙王庙会所供奉龙王之爵位，曰：“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应王，黄龙神封孚惠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这嘉应王在五行中位主南方。北宋大观三年（1109）“五龙”通令全国，从此处处祭拜，香火鼎盛。
雍正对粤东近年来频出“嘉禾”之祥瑞印象深刻。嘉禾是生长奇异的禾，如双穗禾，是吉祥的征兆。《雍正朱批谕旨》显示，雍正七年后，广东地方大员奏报粤东连年稻麦丰收，频频出现奇异嘉禾。雍正七年三月，广东布政使司王士俊奏，虽二三月间青黄不接，但“所有粤东米价平减，二麦丰盛”。“惠潮二府种麦最多，更为茂盛”。他朱批道：是你们公正忠诚、恪守本分、勤于政事而感动上天护佑，“自当频获嘉应也”！“嘉应”一词被朱批点出，真有神来之笔的感觉。翌年冬十月，潮州知府申报：“潮州府程乡县产嘉禾，一茎四五穗盈亩”。雍正十年九月，署理广东巡抚杨永斌奏，粤东自七月后至八月底“雨畅愈加顺时，晚稻禾更为茂盛”，出现有“一茎至二十余穗”的嘉禾。他朱批道：此乃你们“忠诚任事，有以上感天和之所致”。是年十一月，杨永斌再奏粤东“嘉谷蕃昌，万民欢悦”，晚稻收成好，各地米价仅“自五钱起至八钱零不等”。各县送来的瑞祥之谷“自一茎双穗以至七穗，一本自二穗以至一百二十九穗，自四五尺以及长至一丈一尺不等”。他朱批道：“不禁以手加额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君臣间的相互嘉勉，给新州的出炉做了很好的铺垫。
奏折让雍正皇帝眼前一亮的还有他对“嘉应”一词感怀深厚，情有独钟。当年他随父王康熙西征噶尔丹，执掌正红旗大营，大军所向披靡，得胜而还，其旗帜正是赤龙旗。他又奉旨到河南武陟督修黄河大堤，目睹了黄河水患之害，日后登基即在那里兴建了历代花钱最多、规格最高、建筑最雄伟的龙王庙，赐“嘉应观”之名，并亲题匾额，企借赤龙神嘉应王的威神力，以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政治稳定。“嘉应观”镇守中原黄淮海地区，如今再设“嘉应州”于南方，则南域安堵，天下太平。
鄂弥达之请，正是适逢其时，恰合“圣意”!
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雍正皇帝颇为兴奋地对鄂弥达奏章作圈阅朱批。按程序，责成内阁开会讨论。三月十六日内阁成员奉旨依议，与会者决定批准所请，钦定州名为嘉应。这一天，标志着新州——嘉应直隶州的诞生。
方案被批准之后，经过一番准备，一场隆重的新州成立庆典在城外东较场，举行。但见彩旗飘飘，鼓乐喧天，人头攒动。礼炮响过以后，众人齐跪，山呼万岁，满清中央政府代表宣读关于同意设立新州的皇帝圣旨。鄂弥达总督的代表向首任知州王元枢颁发了委任状和铸刻有“嘉应州印”字样的印鉴。现场检阅了新组建的城防部队的会操表演。随后，全体与会人员赴社稷坛祭祀社稷之神，祁祷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到城隍庙祭祀城池之神，祁求地方安宁、商旅无忧；又到孔庙祭孔圣人，祈求人民向化、文教昌盛。
这是一个全体客家人都非常激动的时刻，游离了大半个中国的客家人终于在这一时刻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乡的亲切，离开中原故土许久许久的客家人终于投身到梅江母亲河的怀抱。在被视作 “古代高速公路”江河沿线，历来是人类繁衍生息、交通往来的绝好处所。环视嘉应，以州城为中心，尽在梅江流域，域内四隅，顺琴江、岐岭河、宁江、程江、石窟河、松源河，无论你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出发，都可放舟而下，一两日间可达州城。沿着这个路线图赴州城，长乐、兴宁人民免了翻山越岭赴惠州的车马劳顿之苦，平远、镇平和程乡人民没有了涉蓬辣、瓜州险滩下潮州之虞。便利了许多的交通促进了人民的交流，加快了资源的开发，加速了文化的提升、创新与积累。五属地区人民对嘉应州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不断加深，进一步加强了客家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后来丰顺、大埔两县的先后加盟，是这一力量作用的必然结果。
嘉应州的成立，产生了一个地区。成为当时全国420多个府（直隶州、散州）之一。成为在广东政治版图上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地区，一个经过代代人的努力而从蛮夷之地解放出来的地区，一个脱胎换骨般地发展成为人文向秀、欣欣向荣的地区。程乡、平远、镇平、兴宁、长乐这一州四邑，构成了为后人所悉知的“嘉应五属”，说明了实际意义上的客家地区得到官方认同，标志着当代梅州市行政区域的初步形成。
嘉应州的成立，催生了一个民系。一个在后世影响深远的客家民系。共同地域是客家民系最终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根据有关定义，一个民系的形成，除了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心理、共同历史，还要有共同地域。嘉应州使中原衣冠后裔在区域内稳定下来，其民系特性在逐渐的融合中接近，在不断地交流中丰富。经过千余年来的孕育，客家民系在这块土地上降生了下来，在母亲襁袍的呵护下成长壮大，这种独特的文化意义是其他地区成立所不具有的。
嘉应州的成立，诞生了一个中心。一个为世人称道的客家文化中心，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实际意义上的客家人的迁徒就是以这块土地为出发点的。尽管客家的先贤们千余年前就已从中原出发上路了，但他们还不是具有客家文化内核的客家人。自从有了嘉应州这块家园故土，他们便生息繁衍，进而向海南、到广肇、入四川、到南洋，以及五洲四海。他们的根在嘉应。
嘉应，一个动人而又吉祥的名字，她给州人所带来的那份成功、荣耀、期望与幻想，至今还那样的让人难以释怀、让人无法割舍。到如今远在海外的客家游子都是借此名来唤醒乡情，联络感情。形形色色的海外客属社团以嘉应为名，犹如海外华人之于“唐山”，此份真情，难以言表。
有词《西江月》赞曰：
齐设宋承元守，千年古郡河洲。一朝裁撤梅花瘦，岭头狼烟人愁。
钦定嘉应之后，客乡方觉无忧。天下岂敢小梅州，从此盛事难收。
(五)新兴气象
从此以后，嘉应州成为广东省的十三个府（直隶州）之一，直接受省布政司领导。一把手知州全权掌管一州的政务、赋役、诉讼等事。首任长官是山东济宁人王元枢
王元枢，字斗南，号书门。他来嘉应州之前，已历仕途十多年，先后任广东乳源、阳春两县的知县，后升知罗定州，皆大有政声，行政经验丰富，是当时最佳的知州人选，得到各方的推荐。一到嘉应州，事多草创，繁剧尤甚，他首营善地，推动建设，凡事一一经理，驾轻就熟。为了解民情，他每夜微服私访，步行四乡，往返常常六七十里，没有人发觉。他下大力气整顿社会治安，不到数十日，盗贼便销声匿迹，盛行的赌风也为之顿息。此前州城附近常常泊有大量的蛋家渔船，那此浮浪子弟经常结伙登船，抢劫财物，搞得蛋民倾家荡产，怨声载道。他上任后，进行专项整治，严惩首恶，杀一儆百，从此再没有人敢登船，社会治安由此稳定下来。
他在嘉应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其政绩显赫，声望极高，不久便升任广东海南兵备道。他的《书门山人诗》集传于世，其隽永之作，值得品味。
王元枢在庆典仪式后不久，便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展开建州初期的各项建设，其继任者李匡然也不敢怠慢。当时的建设的主要工程项目有：
知州署:这是当时城中的标志性建筑。在程乡衙的基础上开建，清初年就有了大堂三进，内为官房，为住宅，为书房，为厢房。大堂左为赞政厅，右为库房，两廊为六房，为承发铺长房，中为甬道，或戒石亭。仪门外左为迎宾馆。稍前为申明亭，右为土地祠。稍前为旌善亭。又前之左为监房二所，外为谯楼。进川堂，为宅门，左右耳房各一间，川堂右侧为库房，宅门内为三堂，为四堂，东书房，二进六间，书房后三进一十一间，厨房四间，吏户礼书办七间。在大堂前东兵刑工承发架阁监房一十四间。在大堂前西仪门三间，头门、钟楼三间，照墙一座。监房在照墙外之东，围墙四十丈五尺，署基东西各长四十六丈，南横一十八丈五尺，北杀二丈。署后官地，南至北九丈五尺，凭民居住，纳官租银一两三钱。知州成立后，王元枢移库房于大堂西厅，改赞政为东官厅，为号房。修仪门，东为快班房，又东为土地祠，西为民壮房，又西为寅宾馆，为军牙祠。知州李匡然建仓廒于署内。
提督学院、考棚:在城西南，在原先守御所衙署的基础上，拆去所衙，并西仓前列，改建考棚。内楼三间，东厅三间，又东书房五间，内办事房十间，西书房三间，厨房二间，大堂三间。东号舍三列，西号舍二列，共坐位二千四百号。仪门三间，头门三间，东西鼓亭二，辕门二，照墙一，东官厅二进十间，西官厅二进十间。一州四邑捐造。
四邑公署:属县驻州城办事处，建州第二年动工建设。在考院东。大堂三间，左右厢房各一间，门东向。
游击署、千总署:游击署在城北金山下，明察院行台旧址。第二年建设，建大堂，内堂，住宅，仪门，头门，并书房，巡廊，箭亭四十八间。有马步战守各兵种兵305人。千总署在城东南，明布政司行台旧址，建下厅，二进六间，头门西向。
州学、书院:以梅州学宫为基础，改县学为州学。城内本有“七贤书院”，王元枢改其为“程江书院”。拨七贤田谷12石，原有老僧数人看守，他赠以银两，让他们到阴那山去诵经奉佛。其余田为书院膏火费。聘请有威望的学者开坛讲学，“院规始肃”。恢复州城东、南、西、北之社学，扩大招生范围，进步吸引平民子弟读书，营造蔚然学风。梅州学宫早在王仕云时期就进行大规模的修膳。修圣殿，及两庑戟门，建名宦乡贤祠，筑照墙，上书“宫墙万仞”，左建腾蛟坊，右为起凤坊。十二年，李匡然修明伦堂及仪门。一块巨大的卧碑文曰：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学院、学道、学宫，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欲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这隽刻俊美的学生守则，使整个州学在宏大中透出一股肃然之气。
养济院:在城西门外甸甲社稷坛后，宋为居养院，元叫孤老院，明始称养济院，王元枢建十二间以备其用。李匡然原城西在三帝庙之西的育婴堂移建到培风书院东，前堂五间，后堂三间，左右厢房二间，大门靠城墙东向。为加强与外界的交通联系，在州城南、东、西向建设二十二座铺递，以承传文书信件及提供官员出行食宿。建设常平仓，其中西仓在西门内街，有二十间，东仓在东牮门街，二十四间，州署内仓二十四间。社仓在城中分东街、西街、东厢、西厢。
这是一座功能设施初步完备的城市，当之无愧地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客都，这是一个客家文化的集散地，顶天立地般地成为客家人的精神家园。
雍正十一年，一个梅州发展史的新拐点，一个客家历史上的分水岭，一个需要每个客家人时刻记取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