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与老罗的谈话中，我得出了两点印象：一是作为一级组织机构的镇、村的职业立场与作为具体个人的镇、村干部的私人态度的错位。作为前者，他们执行上级的决定，而不论这一决定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对他们自身有利，这也正是韦伯所分析过的现代官僚科层体制的特色；而作为后者，他们却可以在私下里表露自己的个人态度和情感倾向。尽管这一态度和情感倾向并不能明显地影响到他们的业行为，却有可能使职业角色的履行在有意无意之中被浸润出些许非组织化色彩，从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关系—事件的处理，这便是乡镇基层政治运行的一个特色。分析乡域政治的运作，如若不考虑到这一特色，而一味简单地将二元式的“国家—社会”和“官—民”互动模式嵌入真实、复杂而具体的乡镇政治生活之中，就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这种政治的理解、解释与把握。二是官民关系的真正特点只有在场景化的关系—事件过程之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反映，离开了这些具体场景化的关系—事件，仅仅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去奢谈国家与社会和官民关系的“双强”发展与“互赢”格局，恐怕距离真实的状况甚远。
2、“镇村如何在这类临时性土地占压中摆平和理顺这些要求，又成为透视乡域政治的一个切口。”
同样还是提供给读者第三方视角，为何大篇幅描写三方博弈的细节与对话场景，是因为镇村在摆平、处理这些问题与冲突上的做法，是研究者的切入点，读者的观察点，也是研究的立足点。
3、“正式权力的制度化运作就这样转化为非制度化的运作，官—民之间的规范游戏转化成了民—民之间的非规范游戏。”
人情社会与行政系统共通组成了镇村治理模式的一部分，当行政系统太过僵硬与冷冰，无法直达病灶，人情社会的杠杆作用在这里凸显。
4、“因此，这就进一步提醒人们，评价一个制度及其效应，不能单看它如何书写，更重要的是看它如何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可能产生什么效果。”
《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的一句台词：“兴一利必生一弊。”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几乎所有的政策似乎都伴随了副作用甚至反作用，执行中的左右为难似乎是贯穿始终的，并不是哪个时代或阶段的特色。
5、“村干部为自己博利，如果有可能，他们也为村民博利，这正是如今乡村干群关系的复杂所在。”
这之后是乡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乡村士绅阶层被消灭，国家权力千年来第一次畅行无阻的触及基层乡村社会；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卷走了周边大量农村精英人口，直接动摇了农村原本的宗族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家庭化乃至原子化，对外来行政力量的抵抗进一步减弱；村干部群体（包括现任和前任）已实际成为乡村社会新的精英群体，但社群角色定位和过去乡绅阶层不同，因为权力来源不同；
变化过后带来的是乡镇新治理模式。名义上——政府退出全能型政府角色，基层村级单位自治；实际上——政府、村级单位、农民三方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