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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下午，阳光仍然明晃晃的，风却刮得呜呜叫。我和老公去看了一场电影。结束后，我们在附近的馄饨店吃馄饨。
快吃完的时候，进来一位头发稀疏、灰里透白而又乱蓬蓬的老人，走路蹒跚，双手抱在胸前，我看得不太清楚，但感觉他的双手有点残疾。他把拎来的包和一瓶白酒就近放在门口的座位上。
在我低头吃了两个馄饨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在吧台附近了，一位男士正在为他点餐，而且应该是还为他买了单。男士又帮他找了一个离门口稍远的位置，说门口风大，等馄饨端上来以后，他帮老人打开了白酒的瓶盖。
老人一直朝他拱手作揖，男士也好几次双手合十以示还礼，口中说道：不客气不客气。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对面是一个大概九岁的女孩，一直安静地看着爸爸和那位老人。
我和老公起身准备出门的时候，我萌发出走过去向那位男士说声“谢谢你的善良”的念头，但因未鼓起勇气而作罢。
我问老公：如果那个人没有替老人买单，馄饨店会给他一碗馄饨吗？老公说：会的。
我又问他：如果是你，你会给他买碗馄饨吗？
老公回答：如果我遇上了，我也会的。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女儿，我告诉她，你看，身边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妈妈希望每一个卑微的心灵都能被看见，而每一个善良的心灵也都能被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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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完《芳华》后遇见的一件事，那么巧，仿佛正是想安慰《芳华》带给我的悲凉与难过。在我看来，无论是女主角何小萍，还是男主角刘峰，他们都没有被所在的群体“看见”与“善待”，他们似乎成了“看不见的人”。唯一令人温暖的是，还好，他们彼此看见了，成了彼此最值得依赖的亲人。
何小萍的父亲在她6岁时因劳改而离开了她，母亲改嫁，继父不喜欢她，弟弟妹妹欺侮她，而她的母亲自此没再抱过她一次。为了得到妈妈的抱抱，她把自己冻病，高烧三天，才达成心愿。在这样的家庭里，她存在着，却从未被看见过，善待过。她把所有的爱寄托与千里之外的父亲，每当她觉得委屈的时候，就给爸爸写信。可是爸爸对她的记忆只停留在她6岁的时候，还好，父亲临死前收到了一张她穿军装的照片，“看见”了她长大成人后的模样，也算是聊以慰藉。
可是爸爸不知道的是，正是女儿急于被父亲“看见”的这张军装照，拉开了女儿在文工团不幸遭遇的大幕。由于心急，她悄悄穿了同宿舍独唱演员的军装去拍照，被发现了以后她却没敢承认，直到后来被大家伙儿搜出照片。
这个军装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她在文工团里“活成了一个笑话”：因怀疑缝着海绵的内衣人主人是她，她遭到了女队友们的嘲笑并差点被围观扒衣；因她出汗多身上有股汗味而遭到男队友们的排斥和嘲笑，没人愿意做她的舞伴。
以为脱离了家庭来到文工团就不会再受欺侮的期待逐渐枯萎下来，她依然是那个不被“看见”与“善待”的人，仍然是那个得不到温暖怀抱的小女孩。没人多走近一步，听她讲讲自己的故事，温暖她走出自己的世界。
如果是因为这些年轻人还不懂得善待他人的话，那么文工团政委呢？当何小萍对这个伤害刘峰的集体感到心寒以后，她主动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人”，她隐身于无人关注的服装组，甚至在A角摔伤后她这个B角有机会登上舞台中央的时候，她仍然选择了抵抗与拒绝，不惜在火烧眉毛的救场之际用假装高烧的方式与政委代表的组织对抗。
老道的政委故意把她推上台，先对她带病上场给予盛赞，后在演出结束时直接宣布了令人震惊的决定：由于工作需要何小萍要离开我们去野战医院工作了。政委、团长还有军医，都看穿了她的伎俩，却没人“看见”她的内心世界，没人多问一句：你怎么了？你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槛吗？
战争结束后，当文工团为所有活着的伤员们奉上慰问演出时，政委专注地看着舞台上那个跳A角的舞蹈演员的时候，难道一丝一毫未曾想起被他一个命令发配走的那个B角女孩吗？他没看见和她一同坐在观众席上身穿精神科病号服的何小萍吗？他不该去向她说声对不起吗，尽管她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何小萍被熟悉的舞曲刺激了记忆，起身来到草地上，在清冷月光的照耀下，跟着音乐一个人跳起来，那么流畅那么美，却又那么令人心碎。这是她人生中最美的一支舞，不管有没有观众，有没有人看得见。
多年后，何小萍和刘峰祭拜完牺牲的兄弟后坐在火车站台的长椅上，她告诉他：其实在你下放到连队前，我去找你，是想告诉你一句话。
刘峰问：什么话？
我也在猜测是什么，是一句“我喜欢你”吗？
然而她说出的却是整部电影中最温暖的一句：你能抱抱我吗？
刘峰没有犹豫，他伸出完整的左臂，将她拥进自己的怀中。她等待一个拥抱等得实在太久了。这个拥抱不仅给了她渴望已久的温暖，还给了刘峰莫大的慰藉。
3
因为刘峰的命运正是被下放前的“一抱”彻底改变的。
刘峰是文工团的活雷锋，做过很多好事，获得过很多荣誉。主动吃食堂里别人都不愿吃的饺子皮，为买不起沙发结婚的大龄青年手工打制沙发，在抗洪中受了腰伤却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而甘心转去舞美组，即使有腰伤也主动要求与别人都不愿搭档的何小萍配舞。
如果说在这个群体里何小萍活成了一个笑话，那么刘峰可以说活成了一个称号：“活雷锋”。他的无私奉献赢得了大家的赞扬，久而久之也被大家视作理所当然，每一个被帮助过照顾过的人都习惯了他的“好”，他的“付出”，大家感谢他，神化他，在他们的眼里，这样的人本应不食人间烟火，六根清净，他是神一般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体的“人”。
当他在邓丽君歌声的鼓舞下向单恋许久的独唱演员林丁丁表白并大胆一抱时，圣洁的雷锋形象瞬间倒塌，林丁丁觉得幻灭、恶心、抵触，“别人都可以抱，就是活雷锋不行”；正好撞见这一抱的男团员也因惊诧斥责了林丁丁：你竟然敢腐蚀活雷锋？林丁丁为了自保，不得不向组织揭发了刘峰“耍流氓”的行径，一向温和的刘峰愤怒了。
可是，无论是政委，还是那个被他无限善待的群体和群体中的每个人，没有一个为他辩解为他说句话。刘峰被下放到边境附近的伐木连，他孤独落寞地背起行李离开文工团，只有那个“始终不被善待，却最能识得善良”的何小萍，倔强地以一个最标准的军礼为他送行。
当你是英雄时，众人仰望你，仿佛是看见了你；
当你沦落为莫须有的道德瑕疵者时，众人遗忘你，远离你，像是你从来没有存在过。
剩下一只胳膊的刘峰退伍回家后，物质生活不如意，老婆跑了，他到南方开放城市和朋友做点书刊生意，运书的车被联防扣押，一月才能挣300的他收到罚款1000的处罚，他想送烟让少罚点未果，又因无奈中指责联防不按规定乱罚款，被联防队员推搡了出来，假臂掉了，也被一同扔出来，尊严碎了一地。恰被昔日文工团战友看到，曾经的高干子女现在的富商太太也忍不住大骂联防队：你们竟然敢打残疾军人，打战斗英雄！联防队员们嗫嚅道：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战斗英雄。
有多少人能看见这些生活卑微的人，有多少人能真正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
电影给了一个温暖的结尾，后来刘峰患大病，何小萍把他接到身边悉心照顾躲过一劫。两人虽然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但他们活得更知足，更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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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看见”两个字，让我不由想起柴静的《看见》一书，她在序言中说：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深深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我眼前竟然还飘过了东野圭吾系列小说中的加贺恭一郎的身影，在我最喜欢的《新参者》小说中，那个令人温暖的加贺侦探说：我在调查，但是刑警的工作并不只是那样，因为案件而伤心的人也是被害者，寻找帮助这些被害人的方法也是刑警的工作。
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担任什么职务，无论是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混哪个圈子，无论是在哪个长期的或是临时的群体中，如果能够透过表面，放弃偏见，摆脱模式化思维，“看见”一个个卑微的身影背后的故事，善待每一个善意每一个善良，如果拥有足够资源、足够财富、足够运气、足够能力的人，能够多释放出一些善意，一些“看见”，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体”就更温暖一些？
我还是太天真了吧？可是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第一次接触到阿德勒心理学的“共同体”这个理想时，我真的是被深深吸引了。前不久因“惩罚告密者”而获爆赞的班主任老师，她在微博中写道：“我可以在我的班级里营造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作恶就要被惩罚，善良就应该被保护，每个人脸上都没有受过欺负的瑟缩和委屈，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自由的。”我多么希望在我们的人类“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因被“看见”和“善待”而成为光明与自由的人，每个人都因愿意为“共同体”奉献、愿意利他而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
我经常乘坐的19路公交车，在半路常遇到一位盲人上车。每次他一上来，无论司机还是乘客，都热心地扶他上车、为他引座。他看不见帮他的人，但车上的人都“看见”了他。这是最容易的一步，最轻微的一把。还有更多艰难的步子，等着我们去迈；更多艰难的伸手，等着我们伸出；更多艰难的怀抱，等着我们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