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沈从文的不少小说都采用反复叙事的方法，注重共时感的营造胜过对时间流逝的摹。
这种叙事模式在淡化时间线索同时，又往往导致空间的重要性凸显，显示出叙事的空间化特征。
特别是在那些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中，这种方法实际上造成了某种自然化和田园诗化的效果，将事实上变动不居的湘西世界建构为天长地久的乌托邦幻景。
本文主要想讨论的一篇小说《逃的前一天》也属于缺乏情节推进、注重空间而非时间的一类。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会从一开始制造并保持某个期待或悬念，而小说结尾却带来期待和悬念的落空。虽然它也多少呈现为一种意外，但本质上是作为一种紧张感的消除而出现，显示了主人公想要打破“常态”而最终失败的结局。结尾的压抑，是无数次反复的再次复现，造成了“传奇不奇”的意味。
主要梗概
本文讨论的小说，写作和发表时间集中在1929年，这是沈从文的写作技艺从不甚成熟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
在《逃的前一天》里，成标生的厌弃情绪和出逃热情的回落，开启了主体的自我发现。“压抑”的效果在于，小说缺乏从根本上造成改变的行动，然而人物的内心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主体正是由于相对被动和消极的态度，而能够将外部的遭际转化进自身的心境和气质之中，达成新的自我启悟。
浅析和具体情节
《逃的前一天》写于1929年4月，这篇小说应该是结合了1919年随部队住在槐化镇和1922年在湘西巡防军统领部任司书的两段经历。小说主人公成标生明显带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但这篇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沈从文曾自述1928年后在创作上发生的变化：“一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方法，处理不同问题”。
对于军队生活中的种种事象，“我”显得被动、冷漠而天真无知，例如以下这些表述：
我们有肉吃，用开差时从军需处领下的洋磁小碗，舀汤喝，我们全到了张口大笑的时代了。我们是来为他们地方清乡的，不杀人自然不成事体。
在这种麻木和不关痛痒背后，自然有隐含作者的反讽态度，湘西兵士的残忍、无聊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凸现出来。
而在《逃的前一天》（以下也简称《逃》）中，
我们这半年来打枪的机会实在比擦枪机会还少。我们所领来的枪械好像只是为擦得发亮一件事。看到一群狗在戏台下打仗，几个兵在太阳下用绳索包了布片，通过来复枪的弹道，拖来拖去，他觉到人与狗同样的无聊。
《逃》则充满了富有逻辑关系、渗透情感判断的多层次句法；在描述的同时，又包含了议论，又透露了主人公对所处环境的批判、怜悯和厌憎。这样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叙述者有意识的设计。而第三人称视角的《逃》流露出更多的温情，将反复发生过的事情叙述一次，是典型的反复叙事。
在“一天”这个时间单位里，时间没有发生重复；显示出重复的是，成标生的许多个相似的日子都被压缩进空间里。在他力图打发掉这一个白天的过程中，叙事正是围绕空间的推移展开的。空间展示出了它的作用，即“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
在兵士们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里，单调、缺少变化的时间被成标生所熟悉的各个地点标示出来。
小说里，主人公的移动路径是：庙廊下—庙后松树下—书记处（戏台上）—洗衣处—庙前大街（南食店杂货店酒店铺柜）—溪边—老磨坊。这些地点及各处的景观，本来应该是并置的，却被叙述人根据时间的推移顺序而串联起来，成标生的心绪，也在这移步换景的观摩中发生细小的变化。
在叙事的线性推移中，反复出现的是关于时间和天气的表述：
如对太阳和阳光的描写，以及出现三次的“天气还早”这一判断。在又光明又暖和的太阳下面，主人公渐渐感到“抑郁”、“不安”。虽然他为这些人麻木沉沦的生活方式感到“难受”，甚至也在这些“几年也从不变更过生活”的人面前，因为自己“有着一种计划”而产生优越感，但他不禁发现，他内心底并不想与这些东西告别，特别是当他再次遇到老磨坊的女主人时，老妇的慈爱和关心让他感到忧愁。
这样的情感态度，多少也与沈从文自己的心境相关。
在军队中，沈从文经常目睹官兵们吸鸦片烟的习惯，在保靖，他看到“书记处约六十个职员，就有将近四十盏鸦片烟灯”。对于无事可做，只能打架的同伴，他也只能像成标生那样抱着“苦笑”或“不自然的笑”。
但是经历了北京、上海的都市体验之后，作者在对湘西的回忆中，自然显出两面性：一方面是对无序、堕落状态的痛心，另一方面是对人情社会的怀念。
《逃》里的叙述人则像是从回忆的角度看待“他”在那一天里的心境。
由于叙述者外在于人物，便与被述故事产生了审视和静观的距离感。往日，这些被成标生“疏忽过去”的人和事，似乎突然在“逃的前一天”获得了意义：这一天，他正是带着一种拉远了的心理距离，陌生化地来观看这一切的，并产生了强烈的依恋。《逃》的叙述人时时暴露出主人公成标生对外界做出的敏感反应和评判。
事实上，在沈从文小说中，军队总是和男性主体的发现、成熟密切相关。
柄谷行人曾指出：“工场即学校，军队亦学校”，军队是现代国家造就‘人’的教育装置的一部分。
《哨兵》里，沈从文记叙了怕鬼的小兵在深夜独自守卫时的心理活动，故事虽略显幼稚，但仍反映了个体在军队中接受的孤独的试炼。
《一个体面的军人》和《都市一妇人》讲述了年青英俊的军官如何在美丽年长的妇人面前由羞涩转而陷入恋爱，它们也显示出，进入军旅生活与获得“男子气概”和性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关联。
而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里，叙述人展示了号兵和“我”求而不得的恋爱，以及这个爱情故事恐怖奇诡的结局，其中也隐隐包含着士兵们对社会层级的领悟。
在不断移徙而充满流动性，又因众人结成相对稳固的共同体的军队集体中，主体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对人事的认识而加速成长。
因此《逃》的结尾并不让人感到突兀。第二天成标生是否逃走，作者并没有给出说明；但整个小说的叙事过程，可以看成是不断渲染的紧张情绪渐渐化解，直至平息。
当主人公微笑着承认自己的“懦弱”，他实际上是完成了某种对自我的确认——尽管孤立和寂寞，然而他也“需要帮助或一种鼓励才能生活”。他似乎是第一次清醒认识到，自己需要在共同体生活中获得激励和陪伴，并通过人际关系与现实建立联系。这也同样是一种理性的觉知。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都是以抒情诗的笔调写就的：“正如属于北方特有的严冬白雪的瑰丽，是南国乡镇季春的薄暮”，以及对大地上的烟霭、天边银红浅蓝颜色的描绘，这些文字几乎溶化了之前积蓄的紧张感和压迫感；
通过“他能想到的……他知道……他知道……”这样的句式，叙述人以成标生的思绪和意识勾连起各个地点，形成一个广袤的共时的空间，在那里，熟悉的人重复着熟悉的举动（兵士们吃狗肉、火夫烧火、书记官讲故事、老妇人淘米煮饭），正是这些琐细而温暖的动作以日常的节律，牵制了突发事件的发生。田园诗式的图景再次出现了。
至少是在这片刻，成标生回到了平常的时间中去，不再倾心于线性时间中的未来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