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为中的代价

“代价”的概念存在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

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人们在经济交往中企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但市场中的交换其实不过是社会交换中的一种典型。广泛的社会交换同样建立在这样假设上：人们在社会生活总也是企图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所不同的是经济生活中的代价和报偿是有形的，表现为金钱和物质，而社会交往中的代价和报偿在很多时间和场合中是无形的，如友情，义务，声望，权威。

代价，为获得某种报偿而受到的惩罚或者放弃掉的另一收益。

本书旨在探讨是否人类的一切收获都会付出代价，是否有一种伦理，准则，制度，传统，模式，分配方案及某种主义等是尽善尽美的？

理性、非理性与代价

将“代价”的概念从经济学引入社会生活时受到了褒扬，同时也受到了大量批判者的批判：难道人类的所有行为活动都涉及算计，都要权衡利弊计较得失吗？人应该有理性行为，也有非理性行为。难道也能用代价来衡量非理性行为吗？

这些批判者认为很多理性行为的动机（目的）也是理性的。但对于这部分，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决定着行为的目标，而理性为之提供手段。

此时，又面临一个问题：既然是价值观决定着行为的目的，为其提供动机，那价值观是理性吗？

肯定论者认为道德（价值观）是理性，因为道德的用途是靠他先验地得知是什么，会怎么样，所以它是理性的；但否定论者认为道德是建立在感情上的，它虽有理性的成分，但并不能代表道德的全部。

代价是一种理性的尺度，而行为兼有理性与非理性，可否以代价评估一切行为呢？
1.对于理性行为无疑可以用代价去评估；
2.价值观或目的与我们相同的非理性行为也可以用代价评估。比如打骂不用功读书的孩子的行为不是理性的，但这些父母的目的与我们是一致的，都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学。打骂的积极效果是使孩子就范，消极效果是造成抵触、逆反心理；
3.价值观或目的与我们不同的非理性行为不能简单地通过代价去评估。比如，我们能说那些禁欲主义者活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吗？世俗的享乐主义者可能认为他们的生活是自虐，他们错过了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太多精彩。但禁欲主义者也许认为世俗的享乐毫无价值，甚至是一种罪过。我们若坚持认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难道不是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们头上吗？不是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吗？

决定论批判

代价的理论是以人——这一主体的选择自由为前提的，又是必然与一切形式的宿命论格格不入的。

** 宗教中的宿命论： **宗教多与宿命论结下不解之缘，但很多宗教能将非宿命论渗透到宿命论中，将行为主义与极端宿命论珠联璧合。
宗教并非时刻要信徒沉睡、隐寂，它要左右其动作，规定其行止。比如佛教的三世因果说，认为你今世的苦乐都是前世的行为所导致的——已经被彻底注定了，可谓是极端主义宿命论；但又称来世的命运却尚未注定，它将取决于你今世的作为，来世的好坏得靠今世的修行。——这又并非决定论了。

宗教中的传统宿命论日渐消退，但另一种新的宿命论出现——历史宿命论。

历史宿命论者认为：人类历史中隐藏着某种规律，它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决定了人的命运。

历史决定论者的行为中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坚称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将决定历史的演变；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动人们积极参与历史活动，去改变历史。

面对此矛盾，他们是以“加速说”来解释将宿命论与行为融合在一起的矛盾的。“历史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它将以其自有的规律发展，但我们可以加速那个自然过程。”

作者本人是反对宿命论的，它将历史发展之方向退给一个神秘力量，从而剥落了一个社会对其成败得失的理性反省与义务承担。

目的论批判

** 目的论：按照某种目的或者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学说。即将事物的目的、功效视为其发生或产生的原因。**典型的例子是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多是存在的”。
在社会学史上对社会分工问题和内婚制向外婚制的变迁两个问题都有过争论，传统的解释都是带有目的论思想的。

传统的观点认为分工的出现是为这创造更多的财富。但这是分工后表现出的结果，并不是其产生的原因。分工的真实原因在于原始社会中人口密度的增大，竞争使一些人迁徙，但当无处可退时，就迫使一些人改行，遂导致了分工。

即使确实是人口增长，竞争变大，最终导致了社会分工，但也并不能说环境和“迫力”决定人的行为，应该说它促使人类尽心选择，分工是人类在人口压力下的一种选择。

环境的限制往往迫使人类做出选择，而选择是有多种的。人类选择时“过去的选择”会对他们进行干扰，过去的选择包括无意中形成的趋向（传统），或是人为造就的制度化行为（制度）。

动物的全部行为为生理机制支配，而人类是靠着文化和传统来约束和规定自己的行为。
尽管人类的传统具有广泛性、神圣性、牢固性等特征，但与动物坚固的生理机制相比，它仍然是易碎的。

动物的行为从不越轨，永不失误，这种机制以牺牲发展换取了万事不变的稳定。而人类的则是不断选择，也一再失误，它以风险为代价换得了发展与创新的机会！

合作与团体生活

几乎没有无代价的合作，几乎没有无内耗的团体生活。内耗和代价是不可避免而又值得算计的。

既然涌入拥挤的城市生活，我们要付出交通、居住的物质代价，及喧闹紧张的精神折磨，究竟收益了什么？

首先，城市有其繁华的物质生活，除此更重要的在于城市是一个更大的交际场。各路怪杰都聚集于此，各路歪才在这里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

竞争与否认冲突

竞争与冲突有同有异。
竞争大多是平和地在一定规则或规范下进行的。竞争者多是在规则允许下努力发展自己，以适应环境或标准，最终得以生存或胜利；
冲突则更剧烈，它是间歇性的，有时不讲规则，甚至企图打破旧规则，从而改变自己的地位或取代另一群体的位置。

竞争和冲突必然使人们付出代价，人们只能通过若干积极的手段去调节竞争和冲突，但不可能铲除它们。
因为冲突根植在人的本性中：一方面只有通过合作，通过加入到团体中才可以存活。另一方面，人又不可能对团体中分配份额（权利，荣誉，地位，金钱等）无动于衷。于是合作——表现出利益上的一致性，与冲突——显示出利益上的不一致性，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两面。

竞争和冲突时团体生活中产生内耗的原因之一，它可能导致巨大的代价。但它们却不是没有积极功能的。
商业的竞争是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质量提高的动力。若竞争消失，则会牺牲掉效率，滋养出大量“懒汉”。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两者的区别：支配着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是否依赖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额特殊关系。
特殊主义的价值观是古老的，它曾今并且现在仍旧凝聚着一个个部落、群体或社区，促成着一种特定的信任、互助与交换。

扩大化了社会交换与社会生活在呼唤一种普遍主义的尺度和价值观。货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迈出了严格封闭的特殊主义的小圈子，货币是普遍主义价值及其尺度的结晶。

特殊主义下的社会交换受阻，流通不畅，“成本”激增。它是传统社会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障碍。

但特殊主义在现代化社会中并不是毫无积极作用的。
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分别构成了两种“信任结构”。前者构成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信任结构，后者构成了一个相对更大的信任结构。
信任系统越大，成员间的信任感越弱、越单一；一个信任系统越小，其成员间的信任感越强烈、却全面。

全面的深层的信任（特殊主义信任）是人性的需求，而普遍主义的准则有时人类走出部落，进入更广阔的生存环境的向导。

经济平等之妄想

平等理想者的终极目标是按需分配，向终极目标过渡阶段以按劳分配为原则。
首先，按需分配并不等于平等，它超越了平等的范畴。其次这个目标太过遥远，在世俗现实中极为遥远。按劳分配也有不可能在严格意义上付诸实践。其原因在于“劳”是难以度量的，分配所依据的劳动之多少是须与其社会效益相联系的，但是效率的标准却难以建立。

客观的按劳分配是不存在的，企图按这一原则去追求平等是不可能的。

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都是不可能实现平等的，平等追求者若坚持得到平等，就只剩下一条路：不管“需”与“劳”如何，坚持贯彻收入上的平等。

当健全的市场机制存在时，收入与消费间不存在障碍；而在市场机制被认为的计划打碎的地方，收入中获得的平等在消费时却难以实现。因为，在这一制度中，商品的价格不随供求关系而起伏，紧缺的商品要么面临排队抢购，要么依靠票证控制。而一个社会很难再建一个像货币一样严格的票证系统，其次人为的社会操控力量是有效的，往往会有失误，错误，顾此失彼，造成社会的换乱。而其在这种环境下好吃懒做，但眼尖手快或者有关系，有后门的人总是占了大便宜。目标为追求平等，但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追求的是和谐融洽，最终结果却是混乱。

收入上一刀切的平等不可取，它刺激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因为它违背了人的本性。
就本性而论，人们内心不可能希望社会中没有比较和竞争。好胜之心，人皆有之。一般来说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每个都觉得自己是有希望的，都愿为止努力奋斗，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努力成为超越他人的强者；而一个没有活力的社会是大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未来希望渺茫，这时占绝大部分的弱者就会站出来说，我们要追求平等。

平等意味着公正吗？

平等分配的批判者认为平等的分配压制和剥夺了强者与能人绝非公正；公正的真正基础是机会的平等，公平的竞争。（比如选民投票，一个文盲或者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命运的小年轻，他的一票就可以抵得上一个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的投票。）
但是机会平等的思想也遭到了分配平等论者的反驳，他们认为竞争的起点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大家从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使不考虑出生时个人天赋问题，但后天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也使竞争从一开始就无公正而言。既然竞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不可以在终点时让占先得人做出补偿呢？

说到底，无论从公正的意义上，还是实践的意义上说，平等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在集中不平等中选择：一种是特权身份带来的不平等。另一种是具有完备规则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平等。后者甚至难免带着前者的“胎记”，但两者毕竟是有着本质的差别。

男女平等之困惑

伦理的诸种得失

人因有欲望而产生冲突，造成社会生活的内耗。为了缓和冲突，降低内耗，就必须借助某种手段抑制贪欲。伦理道德正是克服贪欲的最佳手段。

道德是个人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人们在生活中毫无冲突，也就不需要任何道德规范了。

一切动物的贪欲都是有限的，其生理条件为其贪欲设下了天然的限定：它在饱暖之后便心满意足。即使有些动物社会也有身份、分工的等级，但那一切都是由生理机制控制的，永不混淆的。(蜜蜂一生下来生理特种就确定了它这一生的角色、分工，是不可改变的)。但人类缺乏这种生理特征将其固定在某一身份、地位、角色上。人类必须依靠一种后天的、文化的力量来抑制贪欲，管束自我，使人们各安其位，本分行事。

伦理能抑制人类的贪欲，却也会扼杀他们的生气。甚至也可能扭曲其人格。典型的例子就是精神病。超我（即社会道德）与本我（即人的本性）的剧烈冲突和失调是精神病发作的主要原因。这也算是人类文明的代价。

道德极易被恶人利用以售其奸。怎么防范道德被恶人利用？
世俗社会的掌权者，最不易充当道德的推行者和判定者的角色，因为他的权力给了他最大的变相利用的机会。道德判定者最好是由远离政治、经济权利的人们承担。

为什么不能“以德治天下”？

首先道德应当是无私的，若道德可以使人获得地位、功力，那道德会变为人们攫取私利的工具，到时社会肯定是虚伪盛行，满街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其次，道德不可以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尺度，因为仅凭道德度量不了万千社会活动，比如经济、法律、文化等等。

标准之缺憾

标准使一些观念可以操作，从而为团体生活带来秩序。
一个有道德的智者有时能比刻板无弹性的标准做出更适宜的判断。但谁也不能保证占据权力位置上的一定是有道德的人，谁都会理解智者也有不明智的时候。** 一个健全的标准保证的是更大概率上的合理。**

** 王位的继承：**长子继承制一直是古今中外王位继承的方式之一。这种标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放弃了择优，无论长子优秀或愚钝都将被推上王位。长子继承制是血的代价和历史教训下的不得已的选择。它在“择优”与“减少冲突”之间选择了后者，通过这种天然的标准来使其他竞争者丧失可能性。试想若不是长子继承，那每个王子都会王位宠宠欲动，虎视眈眈。从幼年便开始了残酷的竞争，这样整个宫廷会充满阴谋、算计，造成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宫廷喋血悲剧。

** 普选权：**选民的教育程度、参与能力、信息掌握相差悬殊，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的赞成票会被一位轻率的文盲的否定票抵消。

普选权它是以智力意义上的公平（即智者应有大一些的权利）为代价，换得了人格意义上的平等（即每人都有投票的权利）。

理性的看普选虽不是理想的方式，却是目前可能找到的较好方式。原因在于目前人类还找不到一个简易、客观、少代价的能力测试标准，以此不等量地分配基本参与权。这是现实中无法避免的代价，要权衡各害取其轻。

** 法律：**法律的基本职能是捍卫公民的权利。但法律要靠一支庞大的法官和律师群体来运作。另一方面法律它使好人学会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也同时使惩办罪犯变得很难，因为罪犯也会学会利用法律来为自己脱罪。这些都是法律所消耗的代价。法律以高昂的代价，换得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证。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各领域中的标准都不是完满的，其操作和实践都带来了“代价问题”。

分工与专业化

分工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是日趋细密的分工及日益狭窄的专业化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担忧。众多的思想家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抨击了分工制导致的劳动状况。

人们觉得分工只是使个人受了折磨，但社会总效益是不成问题的。其实不然，越来越细密的分工，会使交流变难，成本上升。另外，也使专业研究者无法认清其专业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缺少宏观认识。

完善与停滞

是不是高度的适应及其所带来的专门化，最有利于进化呢？事实并非如此，高度的适应充分地协调了物种与特定生存环境的关系，但同时它也高度地限制了物种的属性、功能，中止了它的发展。

一个物种在既定的等级中愈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更高级的潜势机会愈小。

传统与反传统

歧异与一致

顺境与逆境

风险与保障

好累，先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