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天人梵相
与北魏时期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汉风相比，北齐时期的造像外来特征更加鲜明，造像的风格也相对稳定。
为啥北齐又回到了异域风呢？这与北齐统治者有关。
北齐的皇室（包括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家，是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他们反对北魏的汉化，因此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造像样式在北齐不复流行，饱满圆润的面容和贴身的薄衣取而代之。
北齐佛像以单体圆雕为主，有研究者将造像风格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袈裟为凸棱垂纹。
佛像面部较长，额头平、眼微睁，从侧面看，佛像鼻子上部（山根那块儿）略凹，鼻梁平直，颧骨高。
第二类是在袈裟上阴刻浅线纹，用肢体突出部位表现身体。
佛头部较圆，头顶部略尖，额头圆，鼻梁高直挺拔，双眼微睁，颧骨不凸出，嘴小，下颌突出，双耳窄长，五官集中。
以上两类是从一本图录中摘出来的，这种分类显然无法概括龙兴寺窖藏北齐佛造像的全部特征，两类之前的区别也并非经纬分明，有一些身着凸棱纹袈裟的佛，脸部也是圆润饱满的（然而也不能排除一些头、身分离的造像在拼合时发生了错误，毕竟造像出土、整理在前，“样式”的总结在后）。
龙兴寺窖藏北齐佛造像还有一些其他特征，比如：
1、佛的脸部较圆润饱满，肉髻低平，脑门宽大；体形受到了印度笈多风格影响，总体比较丰满健硕，身材比笈多风格造像和北魏-东魏造像更匀称、修长，肩宽、腰细。
2、袈裟轻薄，紧紧裹着身体，很多造像的袈裟上有水波纹纹饰。似乎能透过袈裟看到肩、胸、腰、腹、腿……等“表现完满的肉体”。
3、雕工精巧细致，刀法多变。赋彩、贴金等装饰手法运用纯熟。
北齐菩萨像非常非常华丽精美。
面如满月，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窈窕，曲线玲珑。
项圈、披帛、宝冠装饰元素空前丰富，遍身垂珠璎珞玉佩，手托莲蕾、桃形饰物或披帛，有的菩萨还佩戴手钏、臂钏。
最动人的是菩萨的微笑，饱满的唇峰，轻抿的嘴角，一抹笑痕仿佛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来自菩萨的内心。那是在神性中流露出的人性，也是对人体结构熟稔而生动的表达。
诸城博物藏北齐菩萨像，装饰元素丰富、雕工极细致。
有一种说法，有些菩萨像以青州贵族为蓝本 。
如果有机会去山东省博和青州市博，佛造像展厅里令你倒吸一口凉气的展品，大抵是北齐菩萨。
“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展按照地区排布展览单元，可以看到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北齐造像，故宫雕塑馆也有三件河北地区的北齐造像。龙兴寺窖藏在一众北齐造像中仍然是独异的存在，面容、身材、神态、装饰手法、雕工等，与北齐政治中心邺城、同时期的其他南北朝政权、甚至笈多风格，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肉眼可见的区别。所以研究者们对这批造像受到的影响众说纷纭，也可见这批造像艺术源头的复杂程度。
我把目前看到的几个观点混一起说了。文物的魅力也在于不可知，也许未来哪儿再挖出个南北朝时期造像窖藏，就把现在关于青州造像的论断印证或者推翻了呢？
笈多风格
公元320年，笈多王朝建立，此时期的造像风格通称为“笈多风格”，笈多王朝疆域内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也有自己的特点，此处只简单地说说主要的（笈多造像是一个比青州造像还深还大的坑，学识有限、力所不逮，怕误导不敢细说）。笈多风格佛像为螺发，袈裟紧贴身体、轮廓毕现，身体柔软、肌肉匀称。笈多风格以秣菟罗（马图拉）样式的“湿衣佛像”和萨尔纳特样式的“裸体佛像”为代表。
秣菟罗造像佛衣为通肩式大衣，衣纹细密，从肩部以下呈U字均匀分布，衣质薄透、贴体。
5世纪 佛立像 出自北方邦马图拉贾马尔普尔
萨尔纳特风格的佛衣更薄更透，近乎裸体，仅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可见透明衣纹。
笈多风格对龙兴寺窖藏的影响，最鲜明的是螺发和贴身袈裟
青州造像自东魏始见螺发，北齐中后期的佛造像多为螺发。衣纹如水波纹，佛衣贴体的造型，看起来也颇似秣菟罗样式。
诸城博物馆藏一件北齐时期佛造像，看似颇受萨尔纳特风格影响。
“曹家样”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约：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曹衣出水指的是南朝画家曹仲达的绘画风格（顺便提一句，吴指的是吴道子）。曹仲达是粟特人，生于南朝梁，后投奔东魏—北齐。
曹仲达的画风承袭张僧繇，后者的画风被概括为“疏体”、“梵风”，艺术手法是在南朝艺术中融入印度笈多风，甚至有学者将上面的成都万佛寺造像（后面说）风格的源头归为张僧繇，从张僧繇—曹仲达的师承关系角度，也可以解释为啥青州造像跟成都造像略相似了。另外，还有学者指出，除了张僧繇，曹仲达另一脉师承可能是中亚-西域画师塞特勤——西域正是佛教进入中原的通道。曹仲达的画风，融合了张僧繇的“梵风”、西域画风、南朝风格和鲜卑时尚的结果。
龙兴寺窖藏“薄衣贴体”为特点的北齐造像，与史料记载中的“曹家样”有着相似的风格。虽然异域风格浓郁，但此时的“胡风”是在佛造像“改夷为夏”完成之后，比起凉州模式几乎是印度“翻版”的造像，北齐造像的“胡风”更像以本土化审为基础，在造像面容、衣饰上引入了异域元素和风格。
南朝
“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展出了四川万佛寺出土的造像。
特别像笈多风格的造像，但袈裟衣纹走向和雕刻方法不同。印度造像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是浮雕出的几乎是等间距U字线。四川造像通肩式袈裟领口更大，露出里面的僧祇支（覆肩衣），衣纹雕成阶梯状，间距自左胸逐渐扩大。
龙兴寺窖藏佛造像的衣纹，比成都万佛寺造像的衣纹更加舒朗。
南朝风格对青州造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菩萨像上。
有学者认为龙兴寺窖藏的菩萨像通体不刻或简刻衣纹而涂金施彩的作法和精细繁缛的配饰（特别是花冠）受到了南朝的影响，例证是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北周时期菩萨像。这个观点需要江南地区出土南朝菩萨像来印证。
北齐本土文化
有学者称这件造像是典型的北齐风格，肉髻低平，表面饰螺纹，面相方圆丰满，双目微闭，嘴角内陷，肩宽，挺胸，腰细，收腹，体态雄健有力度。身着袒右式大衣，衣纹呈阶梯状，风格近似北齐其他地区造像。上面那件衣纹阶梯状的造像，可能受到北齐本土风格的影响。
但是在龙兴寺窖藏里，只有这么一件是这种风格的，并没有流行起来。
至于异域风情的来源，除了上一篇文里说的西域——河西走廊——中原的路线，更重要的路线可能是海上丝路。因为北齐与西域的陆上交通几乎被虎视眈眈的西魏、北周包圆了，而青州在六朝时期已经是重要海港了。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螺发和紧窄的袈裟来源于东南亚，通过海路传入南朝，再传入青州。
晋-宋时期青州与其他佛教国家的交往，神迷路的法显是个典型例子。法显在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后秦首都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到印度—斯里兰卡游历，于公元411年七月经爪哇回国，原计划在广州登陆，结果天气不好迷路了，最后在崂山登陆，既来之则安之地在青州传了一年教，可能就把笈多风格介绍给青州人了。此前，公元406年，天竺僧人觉贤（印度语音译太复杂，此为意译）在青州登陆，可能也是笈多风格的来源。（多说一句法显，有研究表示法显曾被一阵风吹到了美洲。）
北魏-北齐时期，青州对异域佛教文化的吸纳，以南朝为中介。
在法显取经归来后的一百多年里，青州地区经历了从南朝变为北朝，人口多次、大量迁移和“汉化”、“鲜卑化”势力的此消彼长。造成此间的人们文化心理较为复杂。因为民族压迫，青州士人们的心理认同总体更偏向于南朝。从青州地理位置看，此地也是南北朝交流的前线。与东魏—北齐对应的南朝是梁—陈，梁武帝时期，南朝道教信仰达到高潮，梁武帝曾多次派遣使者赴天竺逢迎佛像，天竺高僧也有到达中土（啊！中土）的记录。青州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纽带，统治者又偏好“胡化”，从南朝吸收异域风也说得通。
龙兴寺窖藏和四川万佛寺造像的相近之处，证明了青州与南朝的交流。
我的天，居然能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