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我们不需要关注公众的利益，当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在无形之中推动公共利益，每一个人只要求自己的生活过的好就行了。
但在经济学中却有一个模型与上述言论相违背。
公地悲剧
1833年，威廉.福斯特.洛伊德发表《关于控制人口的两课讲义》，其中对公地悲剧的逻辑推演影响深远。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内特.哈定发表《公地悲剧》深化了洛伊德的看法。
洛伊德 ： 有一片牧场，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放牧，作为一名牛仔，你想养多少牛就可以养多少只，数百年来，都相安无事，因为战争，偷猎和疾病总会把人口和牛的数量保持在土地的承载范围之下。终于有一天，人们长久渴望和平幸福地降临了，但是，这尽然导致意想不到的悲剧。每一个人都想养一头牛，然后再多样一头。牛的数量很快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量。
每个人都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每多养一头牛，收益全归自己，但过渡放牧的代价却是所有人分担，最后土地荒芜，所有的牛都饿死了。
哈定： 理性的牧人只有一个选择，多养一头牛，再多养一头......。但这也是分享这片土地每一个牧人所做出的选择，悲剧由此而起，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大利益，而整个社会走向毁灭的终点，公地自由带来整体的毁灭。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吗？
在1776年，虽然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此时的社会仍是一个小群体社会（这个群体中的人是互相熟悉的）所以亚当斯密才会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
为什么在小群体中会出现一只看不见的手呢？
在一个小群体中，彼此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他们的行动受到了种种道德的制约 。如果一个家族有一片牧场，老大家的多养了一只牛，老二家的看见了也会养一只牛，老三家看见了也想养，但再多养一只就会超出牧场的承载量，按哈定的看法，这个老三他会多养一只牛，然后这片牧场就毁了，但实际上是老三不会多养，老大，老二的牛也会卖了充公。其实也很好理解，在现实当中，当一个家族的利益开始受损时，族长是会出面阻止利益继续受损的，人不仅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物，而求也会追求损失最小化。
在1776年，我们还没有看到公地悲剧的出现，但为什么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会出现公地悲剧？
对比这两个时代，现在的我们更加的开放，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群体社会了，想要靠群体间的道德约束已经很难了。人们越往外走，人们之间的关联就会越少，人们就更加注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就像现在汽车乱停，并不是乱停车的人道德有问题，而是因为你不乱停，别人也会乱停，你把车好好停在停车场但却被堵在了停车场里出不来，所以最优的策略是你也乱停。
如何解决公地悲剧呢？
经济学家：
1 道德教化，温故知新
2 政府管制
3 把公有物品变成私有物品。
但这只是会缓解，该如何真正的解决？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人类在思想上的转变。只有你认为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问题便不会解决，只有你把人当作整个人类来看，问题才会有彻底解决的可能。
（本文受北大经济学课（公地悲剧），熊毅书院（老子），克里希那穆提《爱，悲伤，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