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黛玉晚报”推了一篇文，讲体制内微薄的薪水，一眼看穿的未来，恨不得马上脱离出来。我很能理解小姑娘的心情，年轻人渴望梦想的生活，天经地义，唯独对于“体制的囚徒”五个字，有些话要说。
人容易对现状产生不满，高晓松说“人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王小波说“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大抵都是这个意思。
高晓松，王小波没在体制内呆过，照样渴望脱离“眼前”和“此生此世”。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脱离的冲动，因为每个人都体验过被困住的“囚徒”感，这种“囚徒”感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和从事什么职业，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没有必然联系。
01
我有个民警朋友老宋，12年的时候，他是个牢骚满腹的片警，我们一起聊天，总会吐槽喝酒太累，创收指标太高，不太想干。他家里拆迁几套房，倒也不在乎这份工作，只是他从小就想做个警察，没事扶老太太过个马路什么的，实在舍不得脱了这身制服。
所幸的是，那年年底的时候，整个行业风气大变，酒喝得少了，指标没人敢提了，大家都在努力适应新常态，他倒如鱼得水，每天乐呵呵，和片区里的老头老太打得火热，找回了当警察的初衷。
有一年，圈子里流行一句话:“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不少人就辞了职。我问他怎么看，他说“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反正就冲这句话，我怎么也得再干个三五年。”
如今，又过去了几年，老宋的工资看起来涨了点，实际收入其实比当年还少了三五万，他还是个与大爷大妈们打成一片的普通民警，他却说“如果一直是这种环境，我愿意就这样，撸起袖子干到老”。
同一个人，同一份工，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态，让老宋从想脱离到想干到老的原因，无非是现实与理想得到了契合。
02
老宋是幸运的，他的理想很单纯，又不愁着挣钱。但我们大部分人都处在既缺钱又缺梦的阶段，理想与现实不但不契合，还充满矛盾，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
前两天，有篇关于苏东坡的文，很有意思，讲苏先生当时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体制内，新党旧党争夺激烈，偏偏先生是个不讲左右只讲情怀的人，于是只有数度被贬被流放，日子看起来苟且到了极致，但却被他过成了诗，他是如何处理才华、理想、现实之间巨大矛盾的呢？我们来看一看。
论才华，他甩我们无数条街:
在散文方面，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在诗歌方面，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在词作方面，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在书法方面，他被尊为“宋四家”之首；
在绘画方面，他是中国文人画开创者之一。
诗、词、文、书法、绘画，样样皆是大师。
论遭遇，简直是一滴行走的眼泪:
一生为官，大起大落，至少三次被贬
第一次，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第二次，莫名其妙被贬惠州。
第三次，更莫名其妙被贬儋州。
但就在这种怀才不遇，理想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环境下，他依然表现出了一个职业公务员的基本素养。
调任徐州，他挡住了百年一遇的黄河泛滥，抗洪80天，任期内已不可能再出现第二场洪水，但他不追求任期效益，依然兴修水利，只求为老百姓多干几件实事。
流放杭州，他疏浚西湖，修建了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
流放惠州，他改善民生，设计了广州最早的自来水供水系统。
流放黄州，他大兴慈善，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孤儿院。
同时，还把每个不堪的日子过成了诗与远方。
流黄州，他说: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流儋州，他说:
牡蛎这玩意太好吃了，千万不能让朝里士大夫知道哦，他们知道了一定要争着来海南，那我就没得吃了。
流惠州，他说: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终身在体制之中，从未脱离，却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豪放豁达的不朽形象。他把每一个让我们感到绝望的体制之痛，都过成了诗与远方。
实际上，比起敢于脱离体制的勇士，我更欣赏这种不惧体制之弊，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的豁达与智慧。
03
潘恩在《常识》一书中说“社会源于我们的欲望，政府则产生于我们的邪恶”，从这个角度说，脱离到社会是顺应人的欲望，回归人的天性，而留在体制内，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去服务社会，克制社会中恶的一面，诸如自私、懒惰、无序、惨酷的竞争、看不清的未来等等，帮助困在社会中的“囚徒”，发现希望，发现可能。
如果体制内的人，能把这种克制与帮助，当做自己的理想和情怀，就能像老宋一样，像苏东坡一样，在无趣甚至惨酷的体制内，活出宁静与诗意。
我们缺这样的人，每个时代都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