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简意
——追记简意行隶书体创始人李传英
细数中华书法史，伟大的作品是自然的产儿，王羲之，无意间挥洒出行书《兰亭集序》，被尊为书圣，让万世追摹；
颜真卿，以无比的悲痛之情写下《祭侄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后人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也敬仰他的颜体。书写时颜真卿沉浸在无比悲愤中，来不及时时蘸墨，且用笔迅疾，书中多现渴笔枯笔，且有多处擦痕与涂改。但笔画之中，隐隐有一丝墨线相连，有人用“脉血贯通”喻之。其实这正是中锋运笔，心正笔直之故也。
传世的作品又是一个时代的答案，锺繇应时代之需，创立了楷体，成为一代宗师；进入20世纪，李传英做为中国简牍书风的先行者，留下了汉简画意书法系列作品，在他离世18年后，他的汉简画意书法散发出国宝级的艺术魅力，骤然赢得了藏家的追捧。
发现汉简
李传英生于书圣王羲之、大书法家颜真卿故里，在墨香砚池熏陶下，自幼痴迷书法，三岁起便执笔习书，五岁即写颜柳大楷，以天才的细腻敏锐，深入帖学传统，孜孜不倦，名动乡里。启蒙老师本族祖父李殿钦断定他有极高天分，如专攻书法，之后必成大器。
他不负众望，临池不辍，博涉碑帖，十五岁学隶书，初宗《曹全碑》，后学《石门颂》；二十岁后写行草，宗法张旭、怀素。
三十岁始攻小楷，直取王羲之、王献之、赵孟頫、文徵明四大家之长，尤以文征明笔法更多，有“正以立骨，偏以取态”之势。
王羲之、王献之勤学苦练书法的故事，让他痴迷。
历史机遇降临到不懈追求的李传英面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大量竹简的发现，给了考古界极大的震动，首次面世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解开了孙膑孙武之间的千古之谜，几十种重要经书典籍、几万字竹简等资料，也震撼了李传英，我辈能亲眼目睹简牍书法。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以往碑帖不曾有的。
《流沙坠简》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书所载，有年号者，上自天汉下迄元康。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已经转相临写，非复原来面目。
汉代的大量碑刻，不足以说明整个两汉时期的书法风貌，更不足论证由秦隶至后来各体的演变过程。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
银雀山汉墓大量出土的竹简，既是书法，又是一种无价的文物，从中窥见书体发展的时代脉络，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
使仅知习惯于汉隶碑帖的书坛，并没有注意汉简中大量墨迹的价值。然而，面对银雀山出土竹简，他发出如此感慨“对比竹简书法，我们当代人的书法只是皮毛”。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简牍，再现汉代章草的本来面目，活泼自由的结体，明显的用笔痕迹，更加多样的风格，给李传英先生思想的冲击。他隐约看到了中国汉字创制的源头与形成过程。如果说晋唐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这些书法大家成就不论多高，无不来源于对简牍的理解深化。
他通过研究简牍墨书的文脉传承、秦汉简牍的时代特征以及简牍帛书的理法等，发现了简牍墨书与东晋以降诸多书体的血肉关联的秘密，他隐约感到，于右任、钱君匋等民国书法大家独特的隶书风格来自简牍的启发，“二王”的书法才情、智永的功力、孙过庭的灵感，无不是简牍的神助。面对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像释子悟道般把书学的秘奥豁然贯通了。
百年来多次出土古简牍。第一批汉简是1899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敦煌发现而得，运出海外，为人垄断，世莫得见。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中国西北三次考古发现汉简，离习惯上的中国文化层距离较远，没能影响现代书家。此后，西北科考团和西北文化考察团分别在居延地区、玉门关和阳关等发掘出土简牍万余枚，但时逢国运多舛，中日之间即将发生战事，人们难有临摹机会。
解放后，在甘肃武威发现极少汉简，依然没能引起书家重视。
银雀山汉简似乎只为传承汉简精髓开创简意书体的李传英而出土。几十部汉简典籍真迹，不论是风格、用笔还是价值都让李传英醍醐灌顶，汉简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珍贵的遗产，浪漫飘逸，阳刚俊朗，率意粗犷、质朴自然，无意巧合了上千年书法家所追求的境界。
他梳理演变的轨迹欣喜发现，东晋王羲之帖学之前，从商周至东晋桓玄约一千七百年间，
“简牍墨书是有别于官方政令的流通于人与人之间的俗体（或体）文字”，“春秋或体”、“战国俗体”、“秦汉古隶”三个阶段的简牍墨书都在民间得到广泛应用。这些简牍形式为生活而书，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语）”，施展在其简上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汉简书写者——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雄风，流露出驻守于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争的广大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雄健的力量。那是远古先民所创造的充满深度文化的内涵，散发着原始意味的艺术魅力。简书书艺那种巨大的感人力量不溢于言表，截然不同的风格，无拘多变的结体、质朴率意的线条令他陶醉不已，让他魂牵梦绕，是他书法艺术思想的里程碑，是他书法艺术不断丰富的教科书。使他的书法创作有了无限的参考空间。
“西京隶势自堂堂，点画纷披态万方，何必残砖搜五凤，漆书天汉接元康”（启功）。他发现了汉简的美，汉简也发现了他。冥冥之中，他感到生于斯长于斯，是为了专攻简牍书法艺术弘扬竹简书法艺术的，以汉简为主线，不仅是一种书体形式的借鉴，又是一种书法精神的追求。
他从汉简史实看到了方向，仿佛一下子走进历代书法家的面前，不仅观摩作品，也听从教诲，为他的书法艺术研究创造了突破性条件。
当不少书家醉心于润格和钱财时，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重放灼人光芒的汉简，从汉简的价值中获得创新的勇气，远离庙堂，面壁20年，一直不求闻达，倾心于汉碑、汉简书法艺术的研究，寻找中国书法史上民间乡野的淳朴自然之风！
心生简意
汉简书法，因出世而传世。
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他发现，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易写字写出新意，难书体书出精神”。如果说考古学能改变历史的话，那么它对李传英书法的启示、观念的改变，其作用则更为明显，李传英先生的书法风格因此大变，加之他的勤奋与刻苦，在前无古人的艺术领域，入而能出，独辟蹊径，“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 （石涛）
再现简意
汉简因他的文物性而体现出他的罕事价值。汉简书法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独自营构着属于自己的书法话语体系。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西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扬雄“书，心画也”的判断让他与汉简书风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独上高楼，心为画，再现汉简画意。
他在临摹了银雀山汉简、楚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深入学习研究了简书的用笔、章法、布白后，墙上的一把二胡让他恍然大悟，限制就是一种艺术境界，两根丝弦拉出最美的音乐，舞蹈家靠脚尖跳出迷人的舞蹈，有限的竹简上，更能凸显出翰墨的神韵。
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
他直取简牍形式进行书法创作，在宣纸上刷上底色长条，将隶字书写在色条上，犹如一枚枚简牍，字形或大或小，或长或扁，一任自然。一种不同于古代诸家的隶书风貌便呈现出来，字型错落有致、点画线条的浑厚质朴，构成了初期的“李体”风格。
他在“处江湖之远”的历史环境中，被动于时序化进程，不断丰富并延展着中国书法史的图式结构。
书法创作上溯殷商周秦之陶砖甲骨，旁务两汉魏晋之简帛方椟，近摹唐宋明清之风骨神韵，独掌汉简笔意、风格行隶书体。
整整八十年代，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代表他书风成熟的汉简笔意书法作品问世，书界才恍然大悟，他的书法不仅功底深厚，笔墨高古，神彩俱臻，风格独具，而且真正成为开启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简牍书风的第一人。李传英先生书法首开中国汉简风格至今无出其右。
用笔上，既汲取这些前人书法营养，又抛开固有文本，进行再拆解，再创造，赋予他更为深广的艺术认知与“陌生化”的创变精神。
他对汉简中过分夸张的撇、竖笔划进行了收缩处理，使其含蓄而不失高古与厚重，同时，他调整了简牍字迹隶意甚浓的扁平结构，进行适度拉长，在上下文本的贯气上极尽立轴类作品书写时的抒情意味。行笔辅以北碑及章草笔致，避免了汉简线条油滑的轻浮感，且在线条的粗细变化上强化了对比，在字节的律动中生发出勃勃生机。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
整体上，融碑帖与汉简于一炉，所获得的艺术图式既与历史传统有关，却又属于“己法”。继承传统而不泥古，独创新意而无矫揉造作，遒劲多姿，韵味天然，蕴藏了高古豪健的雄浑气象，可谓沉睡于民间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