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by Jason Hickel, Windmill Books)
在国内众多的经济学普及读物中，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可能就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N.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曼昆在开篇第一章就罗列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其中有两条涉及自由市场和贸易，分别是“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以及“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曼昆在书中概述了这两条理论背后的逻辑，他认为，在自由市场中，尽管每个人都会努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长期看来，供给和需求会达到平衡，大多数人能够在市场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从宏观上看，市场此时的总体效益最大，它能生产出最大的“蛋糕”。虽然每个人分得的“蛋糕”大小不一，但由于“蛋糕”总体变大了，每个人因此都分得了比市场没有开放前更大的“蛋糕”。这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传统逻辑：自由主义经济虽然会导致不平等，但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能比以前变得更好。
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被当今的主流舆论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杰森·希克尔所著的书《鸿沟：全球不平等及其解决方案》中，这两条被奉为圭臬的理论遭受了强有力的挑战，希克尔以诸多数据、历史和档案资料作为证据，揭露富裕国家所追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背后的矛盾和悖论，批评了人们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执着信念。
在希克尔看来，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联系着政治、历史和生态要素。而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三个思考维度。因此，在思考和回答全球发展与不平等问题时，《鸿沟》突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狭隘的经济视角，纳入政治、历史和生态维度，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腐败和市场垄断等经济制度问题，转而去考察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历史纠葛、政治互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宏观全面的视角，也使得希克尔在文末谈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时，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在政治和历史的维度，希克尔首先梳理了西方国家漫长的“暴力史”——殖民、侵略和支持政变。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史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就开始了，这已是无可否认的史实。然而，长期存在一种论调，认为西方殖民者给殖民地人民带来苦难和死亡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殖民地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希克尔展示的数据却推翻了这种误解。18世纪，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还略低于亚洲，印度许多地区的工人收入高于欧洲，且失业率更低；19世纪后期，随着英国的全面干涉，印度的收入下降了超过50%，平均寿命下降了约20%。1820年，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仅为3：1；到19世纪中叶，差距扩大为35：1。殖民主义毫无疑问加剧了全球不平等，最终的受益者还是西方的殖民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终结了西方殖民统治的历史，但是，西方国家通过公开或秘密地支持亚非拉国家政变，干涉内政，甚至支持内战等方式，重新掌握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权。《鸿沟》揭露了一系列西方国家支持政变、操纵选举的事件，多数都不为人所知。发达国家更青睐对内专制暴政、对外言听计从的独裁者，扶植他们上台，这些政变席卷了大量新兴民族国家，将他们拖入黑暗的独裁时代。智利的皮诺切特，乌干达的伊迪·阿明，伊朗的巴列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都是那个年代最臭名昭著的暴君。
然而暴力的军事入侵和武装干涉并不能持续，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越南战争之后，人们对战争和军事手段越来越不信任，更加期待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世界。于是，希克尔指出，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转变为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他们构建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对外大肆宣扬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体系的优势。名义上，发达的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传授发展经验，帮助他们改革经济制度，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并盛情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全球市场中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为了更大范围地贯彻新自由主义理念，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削减关税、取消资本和价格管制、减少劳动力市场监管、降低国内产业补贴等措施。这些国家宣称，西方国家的致富之路正是利用了自由贸易和市场充分竞争的优势才得以实现，只有积极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经济“蛋糕”才能越做越大。实际上，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帮助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代价高昂。西方国家利用二战后建立的一批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具体的结构调整计划。这些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向需要发展本国产业和公共事务的国家发放贷款，实施投资，条件则是必须接受这些组织制定的结构调整计划。通过这种“捆绑销售”，营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就能得到保证了。然而，结构调整计划隐藏着陷阱。首先是债务，接受贷款意味着需要偿还利息，引入投资意味着要首先追求投资回报率，而要满足这些要求，就不得不以抛弃民生为代价。发展中国家如果拿了钱，即使经济得到发展，产生的发展红利也要先用于偿还利息，或回报投资人，而不是用于民生，让本国民众分享发展果实。第二，强行推广结构调整计划，而不顾国内民众的意愿，也绝不符合西方国家常常声称的“民主”。此外，希克尔结合详实的数据，从关税、专利制度和避税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结构调整计划要求的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的虚伪之处。最后，希克尔发掘了一个令人瞠目的真相。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后殖民时代，贸易保护主义都贯穿在历史中，而这才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家致富的真正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的承诺从未得以兑现。
希克尔特别指出，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发展成就中脱颖而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亚非拉大部分国家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结果，80年代的智利失业率达到35%，贫困率为41%。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为3.2％，但在结构调整时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收入增长率暴跌至0.7％。而中国在逐步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注重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将重要的自然资源和重要产业保证在国家手中，注重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总计8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经济和科技发展成就获得全球瞩目。没有全盘僵化地接受结构调整计划和自由市场体系，是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一大关键因素。
《鸿沟》的第三个突出视角是生态。经济发展不仅关乎具体经济指标的升降和收入的提高，如今更加关系到资源消耗、生态和环境保护。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作“外部性”，指的是经济活动对未参与该活动的他人和社会的影响。环境污染就是经济活动的一种负外部性，污染企业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获得利润，制造的污染却损害了与这一生产活动无关的人的健康。显然，西方在经济发展长期过程中忽略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负外部性，企业为了源源不断地追求利润，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砍伐森林，排放温室气体，自由市场又限制政府部门对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干预。因此，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欠发达地区，其资源和环境都在过去遭受了极大破坏。而如今，西方国家和跨国巨头打着“自由贸易”和“拉动就业”的旗号，继续侵占着别国的自然和生态资源。
希克尔通过对西方经济政策全面、细致的审视，戳穿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谎言，将引导我们对早已习以为常的那些经济学概念和逻辑展开反思。《鸿沟》具有颠覆性的力量，但绝不是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疯狂呓语。事实上，我们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证。欧盟为使希腊摆脱欧债危机而出台的贷款救助方案，频频引发希腊国内民众抗议，显示高层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巨大裂痕；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饰的贸易保护主义姿态，证明了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更像是一种外交策略，服务于国家利益。《鸿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复杂又枯燥的经济学运行逻辑，同时对每一条数据都标明来源，不失一部学者作品的可靠性。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经济学和国际事务专家，都能通过本书引发新的思考，拓展新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