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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有朋友建议我买车,说有了车可以做很多事、省很多时间。我并非没有动过买车的念头,可回过头来一想:那些私家车帮得上忙的事真是我想做的吗?省下的时间又用来做什么呢?比如,有了车,自驾旅游、结交朋友的确是方便多了。但旅行之动力,是建立在心目中对旅行目的地赋予了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当公路系统把世界变得扁平与熟悉之后,旅行目的地的神秘感价值感遭到了空前的消解、从而旅行之动力也就被消解了。对于前现代社会而言,结交更多的朋友是拓展见识的途径。当现代社会把人变得扁平化、功利化之后,广泛的人脉恰恰会窒息人见识,广交朋友又有什么意义呢?
汽车,是人类技术理性与力量的化身。汽车和随之产生的公路大大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因为汽车与公路系统的扩张,无限丰富与神秘的世界被压缩成了一个扁平的、单维的东西。但凡汽车与公路能够企及的地方,土生土长的神灵、文化以及伴随之的原生的社会情感关系与价值体系无一不遭到无情的摧毁。汽车(及其背后的工业文明)也带来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与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世界就只是一个物质与利润的世界,这个作为物质与利润的世界存在的意义就仅在于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如欲实现欲望,就应当永不疲倦地、高速地奔竞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如果古代的人看到今天满街像洪水一样涌动着的汽车,一定会惊呼:“魔鬼”。西方中世纪有一句谚语:“魔鬼总是匆匆忙忙的”。在古人看来,人怎么能这样地活着———为了追求速度与效益,为了最便捷最迅速地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人一辈子就这发疯般地奔走着,也不知道停下来、等一等自己那气喘吁吁的灵魂。
现代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建构在汽车轱辘上的世界。现代人,本质上就是“游牧”的人。无限释放的欲望就是现代人追逐的“水草”。现代人没有家园,现代人有意识地“谋杀”了自己灵魂的家园。因为,被无限肯定、放大、并抬升到神的位置的欲望就悬在现代人的眼前,勾引着他们永不知疲地向前狂奔、犹如那被高悬的骨头所愚弄的狗。现代人意识不到灵魂失去了家园将意味着什么。由于灵魂没有了家园、没有了需要为之经营的东西,灵魂便充满了不安与敌意,因为不安,灵魂就会不断的抓取、占有外在的作为符号的世界来武装自己、并最终沦为符号世界的奴隶;因为充满敌意,灵魂便以毁灭他人的世界为自己的乐趣、并最终沦为他人毁灭的对象。
如病菌般疯长起来的现代化的电梯公寓无疑是现代人灵魂的绝佳写照。每一套公寓把自己跟它者与世界全然隔离开来、并尽可能地脱离脚下的大地;它们高度地依赖着为它们提供支撑的水电与管理系统、而维系与这系统的关系的却是冷冰冰的金钱。更加吊诡的是,太多这些被视为“家”的公寓被空置着,因为它们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种等待增值的“资本”、是一个可以随时被抛售的东西。这就是现代人的灵魂———被抽空的、与世隔绝的、受制于物的、等待交易的东西。它与生命的关系不再是一种主从一体的血肉关系,反之,它已然成了一个陷害生命的陷阱!难怪美国的社会学家发现,人如果住进电梯公寓,就会孳生各种问题:抑郁症、反社会行为、乃至自杀,等等等等。但这不是电梯公寓的问题,乃是现代人的精神结构通过电梯公寓所表现出来的问题。
人不免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免需要有家园可归宿的。灵魂没有了家园,人就最终会发疯。现代人普遍地焦虑不安,根源就在于现代性最大规模地摧毁了人灵魂可以依止的家园。在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中,两种人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例,一种是不知道自己该干嘛、让各种各样莫名其妙想法在脑子里跑马、并强迫性的让一些无关痛痒毫无意义的事情占有自己的时间并借此忘记烦恼的人;另一种是坚定而坚决地做某种对自己的肉身“有利”的事、狂热的向前冲去却把自己的良心与灵魂远远抛在后面的人。前一种人无疑是失败者,是人群中的大多数。后一种人是少数的所谓的“成功”者,他们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前一种人的失败之上。前一种人是没有灵魂的人,后一种人是背叛了灵魂的人。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这就是时常会感到深深的不安,这不安会引发出现实的事件来折磨或打垮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大量地发生着,但很少有人明白,这导致一切的最深最深的根源,就在于灵魂没有了家园。
《诗经》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见《大学》)人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可以依止的地方,乃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之一。可什么才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依止的地方呢?
《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这只是作为社会人在伦理层面的依止,而非人灵魂的依止。人在社会伦理的层面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何况现代性已经把我们固有的社会伦理层面的归宿给摧毁了)。儒家思想由于过于强调人在一个社会伦理层面的身份的安顿、而较少涉及灵魂的问题,它逐渐变成了一种过去时代的博取功名的市曹显学而失去了精神的力度。而安顿灵魂的这一块很快被佛教占据了。在现代性的巨大冲击下,佛教乃至基督教因其对灵魂问题的关注而站稳了脚跟,儒家理念则遭遇了彻底的崩盘,这与儒家对世俗伦理的片面强调以及那个伦理价值体系的整体淡出不无关系。今天,如果有人试图用儒家的药方来救现代性的疾病,则不免有迂腐的嫌疑。然而,当我们回溯到儒家“天命之谓性”的源头,就会发现:灵魂的问题是跟天命的问题连在一起的。“天”才是灵魂的家园与故乡。正如《中庸》所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那么,怎么样才能为现代人失落的灵魂找到本属于它的家园的“天”呢?还是回到《大学》的教导:“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灵魂与天的隔绝乃在于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怂恿人疲于奔命。因此上,为灵魂找到家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是否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因而选择疲于奔命的生存方式的问题。当然,个人是无力的,个人没有办法跟整个世界抗衡。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好处,却又试图置身于疲于奔命之外,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然而这并非就是在宣判人类失去了拒绝疲于奔命的能力。人类的思想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当人类有一天彻底厌倦了疲于奔命,人类或许就会停下来,回头去寻找那早已被抛到脑后的灵魂。那时候,人类会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有多么地愚蠢,金钱远远没有时间值钱,而时间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用来追求永恒的“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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