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not a bed of roses, but please treasure it and enjoy it.
文 | Sixty-one encounter
“爸”
“我想去打工!”
父亲一脸凝重，沧桑的岁月刻划出沟沟壑壑，如黄土高原上的纵横，让人觉的讽刺。
几天后，带着高中生的稚气，以及对大城市的些许期待和逃逆，我和父亲踏上了打工之路。
1
六月份的天，不骄不躁，像花园里急待盛艳的花簇含羞带怯，无春的压抑、无夏的火烈，却是刚刚好的娴静舒适。
记忆中的西安，是回忆里高耸沧健的城墙，阻挡了我前望的视野，不知所措，我牵着母亲的手，抬头仰望，记下了它的雄伟。
记忆中的西安，是我和两个哥哥、还有小妹小弟，怯生生的跟着生怕走错一步，在狭小的巷道、嘈杂的民社，不安分的想着隔壁发生的事，或许会跟我们有关。以及，钟楼边上回族人买的如铁硬的糕点，两手托起竟口诛了我们四十大洋。
西安，是梦的回忆，也是诞生梦的地方。
我和父亲拖着行李，大包小包的塞满了公共汽车的一隅，漠视了车里众人的怪异和好奇，父亲一脸安静和慈祥，和我一起安静的坐下，透过玻璃看着车的前方。
阳光透过玻璃，明晃晃的，营造出孙少平刚上井时的喜悦与满足。
我眯着眼睛，佯装要睡得的样子。
下午临近晚饭的时候，几经倒车，我们终于赶到了小姑和小姑夫的住处，也是他们上班的地方。
简朴的二层小楼、有些年岁的外墙、以及毫无装饰的设计显示着工厂的朴实与历史。我和父亲听着“嗒嗒”的震的楼晃的声音进了小姑和小姑夫的宿舍。
宿舍很简单，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临靠的柜子，都是枣色衬着斑驳的痕迹，局促的有些拥挤和不安。
那日，小姑夫带我们在临工厂附近的街市吃了西安有名的葫芦头，父亲狼吞虎咽的囫囵的一口气吃到了碗底，而我，却迟迟望着碗里的猪内脏发呆，想着里面的故事。
小姑夫将我们送到他朋友的工地，简单交代后便带我们住进了临厂边上的宿舍。
一道铁门，隔着马路和两层宿舍的院子。
一眼便可览尽的院落，被水泥涂抹的没有一处植物生长的地方，光着背的工友一条毛巾搭在肩上、一手端着盆，肮脏的脸上透露着疲惫和不屑。
楼下靠近墙角的地方，拥挤着杂乱不堪的简易房和生活用品，四川的打工夫妻和几个老乡吵杂的在房间里喝着啤酒，妻子在一处捣鼓着没有停歇，黝黑的皮肤、叮当的水盆声衬着生活的简单和责任。
一天二十五，按天算，按月结。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更是脱离学生身份的第一次挣钱，我心中充满未知的期待。
2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稍微麻亮，我和父亲随几个工友草草的扒拉完饭就上工了。
上工的地方是要出门穿过一道铁门，有个上了年纪穿着深蓝色土布上衣的门卫守候着，示意我们像是在说“早上好”。
我们顺着铁轨一路穿行，两旁长满了野草和灌木，生锈的铁轨、掉屑的枕木以及散落的石子安静的想着夜的未尽，一切疯野的近乎荒凉。
等到尽头时，挺拔而起的苏式厂房就占据了整个视野，这是我们上工的地方。
我们的工友大致分为三种，工头、技术工和苦力，当然，老板除外。
分工不同，工资必然有所差异。比如，苦力满工的话，一个月也就是七百五，而技术工却可以拿到九百甚至一千二左右，而工头则可以拿到三千。
当时，三千对我来说就是梦想的极限，而我和父亲，却只能拼死活挣的拿到七百五的顶额。
那时，父亲脾性还好，一副宽厚的背影经常给我依靠和安心。父亲话很少，也很少教我有关上工的技巧，任由我发挥和拼命。
我们工队当中，也有一对“父子兵”，跟我同岁又同是刚参加高考，出于同样的目的和背景，自是不言而喻的领会，因此，也是格外的亲。
来这里，因为我们，多了不为生计打工的新奇，给这里平添的不少话题，也少了枯燥上工之后的单调和乏味。
我们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军工企业，主产航空器铝制配件的研发，据说神五的尖端隔热层就是出自黄河集团的设计，而悬挂于正门亮眼的厂标像是一对背靠背的“H”字母孪生兄弟总能引起我的好奇，因此，出于两者，我在这里快乐的探秘和忙碌着，希望能够得到更为深入的解答。
我们每日的工作主要是翻修厂房，包括修砌墙面、打路基、铺设电缆、配电和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活。
工头负责安排一日的进程和统揽安全工作，三十近四十的身板，坚毅不容置疑的眼神镶嵌在帅气俊朗的面容上，干练利索的穿梭于工地各个点位。
起初，我们只是日复一日的搭脚手架，在宽敞的厂房里围着墙一层一层的加码，从两米、十米到二十米，直至抵达屋顶，因为恐高、因为生疏，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只能做些简单的打杂，比如在砖墙上打眼、用水管润墙，或者给刷墙的工友提沙灰、递工具等。
工友们都很照顾我，就像本应该如此一样。虽然有好几个与我年龄相仿、却已有五六年以上工龄的工友，他们从心理上已然接受了这个现在、未来乃至整个人生对于打工的认命，尽管如此，他们却并未对生活失去兴趣，特别在对于我的态度上，也从未有过将我視为异类的心理，那怕一星半点的存在。
他们各个身手灵活、动作熟练、肌肉健硕，踩上脚手架就如鱼儿进入水中一样，“蹭蹭蹭”没几下就已经窜到了十来米的地方，这时，工头经常气的跺脚，在下面叫嚷着“你们这帮龟儿子，给我慢点，慢点”
我经常喜欢跟着一个年若三十、满脸胡须、个子矮过我的技术工走，因为在那里，我心理上可以得到“苦中作乐”的满足，或者说我压根就不想领这七百五，而是更痴迷于技术工的工资与清闲，以及“活儿”。
技术工在众人的簇拥下，指指点点，手中的刀和铲在砖与灰的空隙里飞快抡转，使我看的眼花缭乱，谈笑风生间，一条漂亮的墙面或砖体迅速形成，如艺术一样让人瞻仰和欣喜。
从此，在我心理便深深埋下了一个“真理”——
生活常不会以付出身体本钱的多少而计算待遇，或者“物以稀少”的技术更会让人信赖和垂青。
3
这样日复一日不断的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疲惫与困乏。
每天归来，我都会瘫软在地，享受几秒无所谓其他的解脱，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土和灰的混合物沾染的分不清本色，父亲在一边催促着我赶紧换上干净衣服，而后手夹着脸盆蹒跚的走出房间，消失在不远处的水流中。
有时我们会加夜班，从早上一直干到第二天清晨七八点。老板说，“今晚赶进度，必须把这块混凝土地板打完，明天上午休息”。
我踉踉跄跄的推着独轮水泥车，拼劲浑身解数跟着整车的重量与路的平衡做斗争，汗刷刷的浸透了整个背，夜的安静与昏暗的灯光衬托的局促与滑稽，在失败与侥幸的次次磨砺中我体会着苦力的无奈与艰辛。
第二天，当太阳迎来第一缕曙光，我们脏兮兮的脸上泛着微笑和饥饿，看着整块混凝土水泥路臣服于我们脚下，欣喜满满。
每天，在我们回来之前，煮饭阿姨早已将做好的一锅饭放在地上，锅里热气腾腾的汤面上鲜有几块肉丝夹杂在里面，等待着哪位幸运者能中大奖。
而每次，下完工，我都会急匆匆的甩起碗筷，健步如飞的奔向锅里，此时已经没有了猪肉的清规戒律，一切都已被饥饿瓦解和吞噬，往往，两碗饭、两个馒头才勉强能够填充饥饿所带来的空虚，若再多，就要吐了。
饭后，工友们通常会去看影碟，在空荡的大厅里，一群人急慌慌簇拥着一个碟机，上面播放着少儿不宜的画面。一般，我不会去参与，因为，本已疲惫，对我，最好的放松，或许就是饭后的夜景、以及随风而散的思绪与情愫在风中凌乱和消匿。
踱步，畅想着风的轻松，与，夜的安逸。
父亲以及那对父子，和我一样，哗哗的冲刷完衣服，便寻着步子有意无意的走走看看，任凭灯光洒泻、时间流去。
而后来，技术工便开始和煮饭阿姨约会了。
这是听工友们言谈时说的。
我并无兴趣，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或许除了远方，就是脚下的现实，再无其他。
煮饭阿姨年近三十，住在西安周边，家中有两个男孩，丈夫在村子里守着“家”。
她皮肤黝黑，性格腼腆，身材高挑，细长的眼睛里映射着捉摸不透的心思。
她有自己独立的住处，每天做完饭后，她都会安静的离开，回到宿舍，第二天，又重复着第一天的重复。
而技术工，家住在离西安一百公里外的农村，早年有个妻子，后来不知何故，跑了，从此，孤身一身守着家，照顾着年迈的母亲。
我对技术工的印象，经常回荡在脑海中的便是尖嘴猴腮、一脸弱智的笑和精湛的技术，除此之外，再无多余。
开始的时候，技术工只是每日簇拥上去，把煮饭阿姨送回家，每天如此，偶尔，还会买点吃的，或者送点东西。
一个月后，就有人说，技术工有晚通宵没回来。
有一次，煮饭阿姨在厨房里做饭，技术工照例去献殷勤，男的只管说，陪笑脸，女的只管听，心思翻滚。
突然，宿舍里炸开了锅，有个工友说，技术工正把煮饭阿姨按在案板上，“哼哼唧唧”。与我相仿的两个工友，本来是看热闹，却按耐不住心中的躁火，几欲冲进去，行云雨之事，但被年长点的工友给拦住了。
后来，这事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技术工还是一如往常的送煮饭阿姨，其他工友则聚在一起看影碟，而我，则继续享受着茶余饭后的安宁与独处。
几个月后，我回到学校，听父亲说，老板后来知道了技术工和煮饭阿姨的事，大动肝火，在技术工探家的时候，将煮饭阿姨给解雇了。
生活，一旦没了荣辱，就像失主的疯狗，佝偻前行，没有“忠”的虔诚和责任守护，流浪便是世人的唾弃，与世态炎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