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激荡三十年》1988-202
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国家看到承包制在农村收获巨大时，就将其运用到商业中，在企业中实行承包制，即规定工厂每年上缴一定利润，在这之外的盈利归厂所有，但这个制度很快就被认为是不行的，因为农村的情况与工厂中完全不同。
首先造成的矛盾是承包者——厂长与员工的矛盾，承包制的主体、最终受益者都是厂长，与雇工毫无关系，雇工无论工作多少，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工资，而厂长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将会要求生产更多产品，导致工人日夜加班却没有额外费用，于是激起双方的矛盾。
再者是工厂本身的矛盾，承包者将公司承包下来后，他仍然不是工厂的所有人，所有人还是国家或者集体，当工厂没有利润时，承包制的弊端还不太明显，但当工厂的经营方针在市场上获得成功，收获大量盈利时，矛盾就凸显了。工厂的发展是厂长带来的，但厂长对工厂的决策并没有最终决定权，最终决定权在工厂的所有者：国家或者集体上，而这些抽象人格的代理人就是政府人员。
书中举了一些当时的典型，当年的万宝空调厂是一家面临亏损的小厂，在厂长邓韶深的承包下，实现了逆转，在98年名列中国电子电器100强之首，但此时，承包制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了，工厂的所有者——国家或者集体的代言人就试图插手这家盈利的企业，将更多亏损企业绑到万宝空调这家盈利的工厂上，指望将万宝的成功在这些小厂上复制，面对代理人这种异想天开的方法，没有人认为可行，更不用说万宝空调的功臣——邓韶深，可是她作为一个执行者，没有选择权，只能任由其他人将另外36家亏损公司与万宝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无论她如何反对。
结果不言自明，万宝公司与这三十六家公司最后一起衰败。
没有自由的公司，永远无法抬头，无法真正地执行最有益于它的一切政策，而为了获取自由，反对承包制，在这段时间内，许多企业家都使出浑身解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