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的人物画像都必须依托于背景，每一代的士子都带有极为明显的时代特色，大唐之所以令人向往，其中一个标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作诗，而且立意、意境都还不低，我们浏览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人物时，就会醒目地发现：魏晋时代的一大批士人，有的枕山栖谷、长啸人间，有的玉树临风、高蹈绝尘，有的纵酒狂歌、游戏人生，诸如此类，各领风骚，我们知道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以恪守礼法为人生准则，怎么能这样放浪形骸、不拘行迹呢？但当我们把视野扩及到他们生存的时代并试图走进他们内心深处时，就会发现，在他们那看似癫狂实则纯真的心灵世界里浸润了太多的悲苦和心酸。
在人的觉醒的路上，他们走的既坦然又艰辛，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寻觅、探索人的自我价值正是始于魏晋时期。魏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最动乱、人生最苦难的历史时期，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到三国鼎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从来没有出现过安居乐业的局面，连年的战火带来的是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而达官贵人也凄凄惶惶、四处避难。残桓断壁、田园荒芜、兵荒马乱、死者枕籍，这些人生的悲剧本来足以令魏晋人痛不欲生、万念俱灰，可偏偏命运多折，他们还遭受的另一种灾难---政治上的迫害。本来士人就有放言评论时政的传统，但事实是出言吐语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如此混浊的时势，迫使魏晋人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痛楚，为了保全性命，以仿效老庄、醉酒佯狂来宣泄自己的苦闷悲哀。
生于多事之秋的魏晋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祸、丧乱、流离、穷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他们对人生的痛苦有最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人生易老、生命无常、离愁别恨、生死相继也有深刻的思考。生死、苦乐向来是人类两个永恒的基本主题，从人类的本性讲，谁不求生畏死、趋乐避苦，可现实的人生却往往难以如愿。人生往往与痛苦忧患结伴而行，在人生道路上布满了荆棘泥泞、暗礁险滩、不测风雨，人们为了生存，不断挣扎着、奋斗者，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暗礁险滩，其实即便人们能侥幸地避开这些灾难，战胜那些痛苦，但等待人们的又是什么呢？是那一步步接近的坟墓，这就是人类悲剧性的宿命。
如果这种宿命是在混沌中被人接受，中国人几千年来从高唱太平盛世的颂歌中走来，自然会找到维护道统的生命意义。可是魏晋人，他们只能清醒、敏感地面对痛苦和死亡带给人们的创伤，这种清醒的收获必将是百倍的彻骨苦寒。
生死、苦乐带给了士人内心的恐慌和畏惧，打破了心中的平衡，即儒家所倡导的“不知生、焉知死”、“乐以忘忧”的人生境界，魏晋人并没有否定现实的人生，而是更执着的的追求人生的幸福，珍视生命的存在。魏晋人并没有由人生的忧郁苦闷导向寂灭虚无，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痛苦是极好的清醒剂，能引导人们更加清醒、理智的认识现实、认识人生，适应外在环境。
绵延不绝的战火，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是儒家宣扬的社会理想、人格规范黯然失色。这既是一个礼崩乐坏、纲纪废弛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的时代，外在的先贤、偶像、权威失去往日的价值，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我，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内在人格、才情风度，并探求构建新的理想人格。可以说，这一批人是最早不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而是往内去了解自己、独与天地精神相来往的源起。
那么问题来了：生在蓬勃向上的和平盛世，你该以何种风貌来展示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