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今天已经不再想象李白是招人喜欢的人还是招人讨厌的人。我估计当时他在长安，除了四明狂客贺知章和几个青年诗人喜欢他，他可能是挺招人烦的一个人，一个狂妄自大、飞扬跋扈（杜甫《饮中八仙》“飞扬跋扈为谁雄？”）的人，现在若是有一个教授专家狂妄自大、飞扬跋扈，你们都受不了，更别说李白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读文学史，读着读着有些东西你都忘了，这些人当年倒霉劲的那个样子可能忘了，你就光听李白自己吹“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当时人怎么对待他，实际上我们不是太清楚。所以我现在可能敢说，李白在当时不是典型的在长安的唐朝作家，以前我不敢说，这是博尔赫斯对我的一个启发。
当然，所有这样的作家，他不是某一个语言的典型作家，而如果他做得足够大，他一定是对身后的作家有塑造的。也就是说，李白自从死了以后就成典型的唐朝作家，但是李白活的时候不是典型的唐朝作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里面。对于文学史，博尔赫斯会对我们有这样一些启示。
在《博尔赫斯谈话录》里面我们发现博尔赫斯对于过去的作家的熟悉。博尔赫斯说自己家里就像一个图书馆，等于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工作的人。博尔赫斯对于文学的过去有这样一种解说和感受，我甚至觉得他可能是一种“唤起”，在文学史叙事已经形成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有博尔赫斯这样的人，文学史就会不断地在一个新时代获得新的意义。
博尔赫斯大概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每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作家的出现，他应该导致文学史的重新排队。我们对于过去的文学应该有不同的认识，由于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出现了，他对于过去的看法应该导致我们的文学史重新排队。比如一旦有了博尔赫斯对惠特曼的看法，我们对惠特曼的叙述就不同于在博尔赫斯出现之前对于惠特曼的叙述。
这种情况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古典作家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经典作家，但我们可能忘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古典作家在他那个时代可不是古典作家。这就留下了另外一个余地：任何一个被称作经典作家或者古典作家的人，在他那个时代有可能都是一个很有实验性的人，这个东西又是我们在讨论文学史的时候经常忘掉的。
不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但丁的《神曲》。你读《神曲》觉得是大经典，你可能不会想到但丁的写作本身对于但丁那个时代的文学趣味的冒犯，你的脑子里可能不会想到这些。但丁用了俾多丽采，俾多丽采引着他去游天堂，这个俾多丽采是但丁塞进去的一个“私货”，他敢把俾多丽采塞到天堂里！而这个女人是他在街上看到两眼的女人，他就敢这样艺术化处理。
这样的处理方式，在当时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按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在天堂里她应该是圣母玛利亚，而他却弄了一个自己的精神恋爱偶像俾多丽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