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出自柏拉图《理想国》的“线喻”，即以四线段类比“可见世界-可知世界”两个世界与“影像-实物-数学对象-信念”四个层次以及与之相应的“想象-意见-理智-理性”四种知识，由此构建柏拉图以形式理论为基础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哲学模型[1]。
“两个世界”的提出是柏拉图“理念论”演变的结果：柏拉图的理念意义具有双重性，即“理念既是与事物分离的，也不是与事物分离的”。“分离”指理念在存在性上高于事物、“非分离”指理念是事物的构成要素；前者强调理念的"理想"方面不能为特殊存有抵达，后者强调理念的"本质"方面不与特殊存有分离[2]。柏拉图不同时期的对话录对“理念”的理想性与本质性的张力的处理具有明显的演化痕迹——
早期对话中当“苏格拉底”展开"什么是X"的问答对话，是通过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揭示特殊存有的“本质”，然而“苏格拉底”选择探究的却是伦理对象的“理想”，此处对探究对象的择取已经暗示出理念的“理想”与“本质”存在张力[3]。
《斐多》在承认理念“本质性”的同时强化了对“理想性”的论说，以“目的论”对抗当时希腊盛行的自然主义“机械论”世界观，即本质固然是特殊存有的存在原则，但生成变化应以特殊存有的不完善性对完善性的追求予以解释[3]。与本体论相应的认识论以"回忆说"表明殊相在知识上的不完满，呼吁不朽的灵魂之眼对超越性理念的真正知识；“真正的哲学家”把身体视作囚禁灵魂的牢笼，“哲学就是关于死亡的预备练习”即灵魂的“净化”，而死亡意味着灵魂的“解脱”。
《斐多》中本体论与认识论对理念与事物的分离性的同步强调直接导致后学对柏拉图贬斥经验世界与感性知识的理解，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将柏拉图比作“轻灵的鸽子”自以为在没有阻力的空间飞行，“因为感官世界给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限制，所以柏拉图抛弃了它，勇敢地鼓起理念的双翼飞到感官世界的彼岸，进入纯粹知性的真空”[2]。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对话录中柏拉图从未以《斐多》的激烈表达贬斥感官。结合《斐多》的特殊语境，我们有理由将该文本的独特表达视作苏格拉底行将赴死之前对学生与朋友的安抚：他一方面论证灵魂不朽，一方面贬斥肉体以表明身体上的死亡与他追求智慧的哲学目标完全契合[2]。
《理想国》出现的“线喻”、“日喻”、“穴喻”与"技术类比" 把作为实在事物的"目的"和"标准"的理念的超越意义喻为特殊存有模仿的"摹本/模型"，并在"善的理念"中达到肯定理念超越性的顶峰。 柏拉图强调理念超越性的本意是突出理念的理想性与目的性，然而不可否认"摹本/模型"的比喻具有将理念实体化的暗示，“两个世界”的谈法更是直接导致易生误解的“分离观”，即理念构成了自在的"理念世界"[3]。
为此《巴门尼德》加大了对理念的存在论证明，即只能在"这一个"现象世界而非其外在或其上去寻找理念，并不存在分离的世界而只存在在同一现象世界里紧密相关的两种秩序，就时间性领域的可感知对象而言理念是内在的、就永恒领域的可理知对象而言理念是超越的；另一方面提出"种-属概念论"代替"模型论"，使"理念怎样并且在什么意义上既是一又是多"的问题通过承认事物乃是作为种-属概念的"理念的集合"而得到了妥善的解决[3]。
与此相应，《斐德罗》在论说哲学家是"真正的诗人"、辩证法是"真正的修辞学"时，重申“一中见多多中见一”，以补救《理想国》中“两个世界”的“分离观”后果：“一中见多多中见一”的二本原经由辩证法家以方向相反的区分与统摄两条道路把握，“对于这种区分和统摄，我本人是一个热切的爱好者，只有这样才能进行谈话和思考。如果我认为谁有能力‘一中见多，多中见一’，那么我会追随他，就像追随一个不朽者的足迹”[4]。
在以“一中见多多中见一”取代“两个世界”、以经验论取代唯理论后，柏拉图在《斐勒布》、《智术师》与《政治家》详谈了以经验论路径把握理念的辩证法的使用，在《蒂迈欧》实现了理念的双重意义的汇合，即"德穆革"(Demiurge)或"努斯"( Nous)是宇宙万物有序的运动和生成变化的源泉，其有序的运动一面通过"宇宙灵魂"体现和维持，其生成变化的一面归因于它包含了永恒的形式性法则，它被称为"宇宙模型"的"生物的理念"。[3]
综上所述，柏拉图的“理念论”以非分离的方式将理念安置于特殊存有内部，关于理念的认识是从经验知识出发并且把经验知识包含在自身之内的整全性知识。后学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分离观与唯理论批评大多源自对独立文本的偏狭理解，而失于整全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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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吴天岳.重思《理想国》中的城邦-灵魂类比.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03期:88
^abc先刚.柏拉图的经验论.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47~49
^abcde宋继杰.柏拉图《蒂迈欧篇》的“宇宙模型”及其相关的理念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6期:77~79
^先刚.试析柏拉图的“辩证法".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十二卷第二期: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