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说祁同伟是“于连”式的人，让我回想起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小说《红与黑》，这部小说被称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作者斯丹达尔曾做过专门向拿破仑递交信件的信使，参加过多次战役，经历了波旁王朝复辟，受到过复杂的政治迫害。
在要“胜天半子”的祁同伟身上，我们似乎隐约可以看到些于连的影子。
于连，这个个人奋斗者是世界文学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他的性格是多元多层次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则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识在环境的作用下，产生出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于连性格刚强，充满激情，富有毅力。他虽然表面长得文弱，但是“心里竟藏着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有毅力，敢于行动，是他的主导方面。在他的思想深处，他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对贵族的趾高气扬怀着深深的抵触情绪。他父亲让他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他回答：“我不愿当奴仆”，“要我和奴仆一起吃饭，我宁肯死掉”。为了报复市长，他在夜晚乘凉时，握住了市长夫人的手。他占有市长夫人以及后来要征服玛蒂尔德的行动也有着这种报复和反抗意识。
《红与黑》除表现爱情外，确实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小说。
首先，作者揭露了复辟王朝时期的腐败、黑暗以及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通过乞丐收容所和神学院的描写暴露当时各种机构的腐败、勾心斗角和金钱的罪恶。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贪污穷人的钱款，克扣囚犯的口粮。在那个环境里，人人都想着如何捞钱，卖官鬻爵;没有人不腐蚀别人，又被别人腐蚀。于连入狱后，于连的父亲探监，指责于连的行为，但当于连提起他攒了些钱时，老木匠马上改变了态度，竟然要于连还给他预支的伙食费和教育费。于连不禁感叹这就是“父爱”。于连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起来反抗他卑贱命运的农民。”这与祁同伟这个人物形象十分契合。
其次，《红与黑》描绘了复辟王朝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党派斗争剑拔弩张：极端保王党不满于君主立宪，妄想把法国拉回到绝对君主时代；自由当中不少人成为百万富翁，渴望着权利；君主立宪派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教会各派联合各个党派，兴风作浪。这一幅幅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图景，形象地反映了形势的混乱，预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于连的经历就是这种环境酝酿的产物，而这部小说实际上是斯丹达尔根据当时的真人真事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
《人民的名义》在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我想也许有人物形象立体的方面。就侯亮平来说，既展现出他作为反贪总局侦查处长、陈亮同学、祁同伟学弟、反贪局局长、高育良学生、丈夫、父亲……不同身份的差异面；从祁同伟来看，他是个虚伪的奸人，贪恋权利，手段狠毒，但也受过伤害，渴望爱情，积极奋斗。
西方文学中就有这“从恶人眼里看恶人，五味杂陈又震撼”的传统，一部西方小说看下来，几乎都是语言和心理描写，西方文学人文传统中十分重视对“人”的关照，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这种强烈个体意识的表露，他们的文化内质呈“神-原欲-人”三位一体的结构框架，体现的是一种世俗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是自然原欲。
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更青睐于表征性格的人物刻画，善恶分明，惩奸除恶，惩恶扬善，讲究情节过程的传奇和结果的大快人心。我们更注重善恶是非，道义伦理，精忠报国，常常跳出个人的小圈子，去关照他人，匡扶正义，舍生取义。
其实从我的感觉来说，西方文学中除了这种从解剖恶人心理和从恶人眼里看其他恶人给我的冲击感，其余对于小说人物个人心理的过分泛滥，我并不喜欢，有些自私，无聊，矫情，但不乏一种对人性的慢条斯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