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医院。爷爷躺在病床上，我唤他，他只睁大眼看我，却不应。扎了盐水的右手在栏杆上抬了又放，不知是想做什么。
第三天似能应一声。
第五天晚上他被车载回家，应医生的意思，回家待死。那晚情况危急，所有人轮着喊他，爸爸躺在床里侧照顾他，姑父探着他的脉。我以为他不行了，和妹妹忍不住地默默流泪，却不放声哭。姑母说，不能哭。
第二天好转了。
第三天第四天他又吵又闹。
1月24日在嚷着要尿，却无意识地把尿袋摘了。
1月25日又把尿袋摘了。
1月26日虚弱。
1月27日中午闭着眼睛睡着，有鼾声，怎么叫都不醒。姑母和请来照顾的婆婆从他喉咙掏出许多痰。奶奶叫我叫爷爷三声，我十分不耐，也还是叫了。却不料到了晚上会十分感激奶奶的这个小要求。
2017年1月27日周五二十三点半（丙申年腊月三十）（晚上11点到12点是子时，算第一个时辰）爷爷走了。他睡在一楼和奶奶一起午睡的雕花大床上（小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在上面睡过）红色印了大牡丹的薄枕，粉红色的床单，粉红色的被。空调开着30摄氏度。床边搁着锈迹斑斑的蓝色大氧气瓶。他闭着眼，张大嘴，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了一样。他的手腕脉搏上搭着爸爸的手指，初时似有微弱脉搏。外面的烟火不停不停得响，透过床边的玻璃窗能看见天空里的烟花。我们彷徨着，压抑着，过了十二点，渐渐确定，他确是走了。他想来是个任性的人，不想干的时候就会撒手不干。他的皮肤那样光滑，尽管蜡黄色脸上有一些不显眼的黑斑、两颊透着些苍白。他的双眉短促，花白色里夹着些鲜少的黑，眉须十分长，像极了画中寿星的长须眉，分明是长寿之像。高高的额头上刻着规则的皱纹，大耳朵还压在枕上。他有着高挺的鹰钩鼻，子女中却没有人遗传到他。他的人中很长。他是个俊朗的人。只是常年抽烟，一口黄黑的牙齿令我感到害怕。爷爷八十五岁，静静躺在床上，仿佛睡着了一般，我似乎还能听到他的鼾声。
爷爷是幸运的。走前他已在嚷着吵着要走了，他说他累了。走之前家人、大多数亲戚都在，热热闹闹的，没有什么大遗憾。大年初一走，又多了一岁。我也是幸运的，我从北京回来了，在他走之前我能够看到他。
母亲和姑母不准我们哭，尤其是母亲。我追问她为什么，她只说对我们家不好，如何不好，她说她也不晓得，但我们地方习俗如此。大抵是大年初一哭不吉利。她还说，人未着白装前旁人对他哭，他（魂魄）就以为自己能出去了，便会赤裸着跑出去。因此，我们只能挨到出丧才能哭。
以后，年年除夕是忌日。
1月28日，正月初一。对外瞒住消息。
1月29日，初二。早六点，打扫、整理、做准备。上午来了一拨人，搭起帐篷，将架子等物搬来。他们为爷爷穿上白衣白裤、红色白底绣字的布鞋，一方形白绸盖上他的脸，左右手分别戴上一枚戒指。父亲、二姑夫和另一人将爷爷平抱起安放在用两把长凳架起的木板上，枕上黄色三角柱形枕，盖上红色蓝边长方形印花绸被，被上印有万古流芳等字。木板边搁着扫把。爷爷一被安置好，姑母和奶奶就猝然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呼喊着爷爷，我们也跟着哭，把这几天生生憋着、不敢想的眼泪发泄出来。我自出生以来已经历过四次丧事，去世的人皆不是我亲近的人。我感到自已依然不能理解死亡这两个字背后的深刻含义，以及死亡所附的悲切。而现在，四天前还睁着眼望自己的人却躺在木板上，穿着奇怪陌生的衣服，不声不息，似乎再也不会爬起，似乎永远离去。他的声音他的容貌他的喜怒哀乐我全部不能再感知。我再也不能听他唤我，再也不能见他抽烟，再也不能看他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这个陪伴我二十二年的人离我而去。我望着他的身体，眼皮眼角哭得火辣辣地疼，不能相信这个人要从我生命中消失。爷爷死了，我不伤心；爷爷永远离我而去，我悲恸惶然。
我们坐在爷爷身边，一有新的人来望他便呼喊他。丧事组一奶奶将装有佛经的佛袋放在爷爷身上。木板一头架起白布，布前有他的黑白相片，相片前的方桌上搁着茶果香烛，爸爸说给爷爷烧一包烟，因为爷爷生前爱吸烟。遂燃起一支香烟，待点完后再续。院子里支起帐篷，所有人在那用午饭。
我睡了一个午觉。醒来近午后三点。听见楼下唱戏的声音。那声音时而悲痛嚎哭，时而欢欣喜悦，时而哀哀戚戚。我在想，我们这个地方，竟是办丧事也要唱戏，却不知唱的是越剧还是黄梅戏。
下午四点半，乐队吹打起来，持续近十分钟。十分钟后复又响起。
1月30日，初三。早六点半起，穿丧服。爷爷裹在红布里，看不见任何身体部位。他被抬上车的时候，我想，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可能还会渐渐淡忘他，这个曾今那么亲切的人终被埋没在时间的长河、记忆的鸿沟里。七点四十发车，约八点半在殡仪馆长安厅进行简短的告别仪式。结束后，父亲感概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九点火化。交接到的大红袋里是一袋一袋的碎白骨。姑母捧着那袋白骨，日光下旁人为她撑着黑伞，走上车，开回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