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个月大时，被母亲从农村接回城里。我对农村的记忆很少，也没怎么回去过，可我的父亲总跟我说，我始终都是从那儿出来的。
土地是村里人最大的事。每家的地都是分好的，田头立上界石，白日里谁也不犯着谁，但人丁少的总是吃亏，因为界石老不安分，喜欢在晚上换个地儿待。
不过农村人总有农村人的法子，拎着个铁杆杆或木桩桩，到地界那狠地往下一戳，一打，一抽，倒上白灰橛子，这种不占理的事儿就少见了。
界石被风雨刻成土黄色，白灰橛子会被黄泥埋着，水牛也会被泥水洗成黄牛。老牛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地，也只管在地里耕着。
家里养着头老牛，牛是陪着父亲长大的，常跟着他到地里犁，看着他在草里滚，瞧着他黏上一身青黄，再去溪里捉鱼摸虾。不过父亲不愿一辈子窝村里——那一辈的人都不愿，于是他早早地离开他的牛，十六七岁就随同村的入了城，后来遇到母亲，有了我。城是年轻人闯的地方，而且得是能吃苦的年轻人，所以母亲为了安胎，回村才生的我。
我三个月大时，随爸妈去了城，但每年的春节我们都要回村。父亲开着摩托坐前头，母亲护着我坐后头，摩托尾架上是被麻绳绑着的行李，半人高。约百来公里的路，骑着车，得从早开到晚。回乡过节的人很多，我年纪小，记不得他们的模样，只知道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却有着相似的脸。
回乡的路上，能看到山被车道劈出了近乎垂直的斜面，车轮子就抓着这曲曲绕绕的山道道往上爬。翻了山，能远远地瞧见个约一人高的黄底胖石块伫在村口，红料将它刺出村名来。
进村后要过一条长长的小路，路很窄，只容得两辆摩托挤过。路两旁却很阔，田地都被划了界，一块挨着一块，压进眼里。
夜间的田里总有灯光在晃，春节也不例外。冬天的南方一样能种庄稼，但得拿出稠心眼儿的劲，临着晚上仍要打上手电去看几眼。
有时爷奶就在地头，与我们一道回去。爷奶总是沉默的，偶尔会在爸妈的絮叨下应和几句。到了家，爷爷铺着床铺，奶奶端上饭菜，像两头沉默的老牛，守着一亩三分地。
爷奶岁数大，一般过了开春我们才回城里，因为开春紧着开耕的日子，要把土翻一翻才好播种。牛在柴房，临着茅厕，只用一块木板隔着，牛就蜷在这，闲了一个冬天后拉出来犁地。不过我常常分不清田里哪头是咱家的牛，偏生好奇得紧，嘴也就闲不住了。
“爷啊，哪头牛咱家的呀？”
“咱地里犁的咧！”
“噢——那现在搁儿地头犁的是咱家的不？”
“它到河边食草喽！”
“现在食草的是咱家的不？”
“拉回柴房啰！”
不过，到最后我还是分不清哪头是咱家的牛，不管是犁地的、吃草的或关柴房的，都长着牛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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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起村，我更多的记忆是在城里，看着驻守的地界渐渐拓大。
我三四岁时，一家子只能蜷伏在出租房。连着厕所的厨房，摆着张大床的卧室，盖着半透明塑料板的过道将它俩劈开，吃饭的地方就挤在过道里。
那时有个卖肉的叔叔，人很好。每次爸妈去菜市场买菜时，他的铺子上都能有猪皮剩着，叔叔会把猪皮送给我们。炒猪皮可以不放油，放到锅里煎能蹦出嗞啦声，一跳一跳的。出锅的猪皮焦黄焦黄，韧得嚼不动，不过味儿很香。
出租房里只有母亲和我，有时只有我一个人，我很少见到父亲。听母亲说，父亲找了份卖力气的活，母亲下工后也会去父亲工作那地干些杂事，能多赚些。
有天太阳很懒，只有月亮值班，我恰巧醒了，瞧见父亲，问他：“你是和爷奶一样去犁地吗？”
他摸着我的头，露出我看不懂的笑，“对，是要去犁地，你要看好家哦。”
“像地里的石头一样不能动？”
“是，像地里的石头一样，不能瞎跑。”
上小学，父亲升迁了，我们搬进了工厂的集装箱里。
集装箱有两层，上头用来睡觉，下头用作办公，外头就是工厂，所以做工时的飞灰总爱往里钻。工厂是做铁料生意的，用父亲的话说，他就是个扛大铁的，顺道兼了守夜的职。夜里的厂子要用大铁门关上。铁门很高，铁门顶焊着块块铁片片，尖尖朝上竖着，再养条大狗看门，蚊子都难进。
厂子里都是些既金贵又危险的玩意，我也难进，平日只得把无聊的劲儿往心里憋，唯一能有些乐趣的时节就只剩中秋了。
中秋是要耍灯笼的，那时的灯笼都用纸糊，不会唱歌，也不做装饰，两三块钱一个，纯粹给小孩提着玩儿。灯笼底座是张圆纸板，中间由两块金属片组成“十”字，下边吊穗子，上边放蜡烛。
蜡烛要先点燃，将火苗苗对着金属片，瞅准滴蜡的时机把蜡烛按上去，再将金属片的四边折起来固住它，然后左手揪着灯穗，右手提着灯顶，撑开，就能提着灯笼到处跑了。
可我能活动的地方只有工厂门口，出去了我妈就会喊：“外头车多，赶紧回来！”进去了我爸就会吼：“里头危险，赶快出去！”能走动的地方被划得明明白白，虽然只能在近着门口的地方提着灯笼看着它燃，但好歹是有灯笼的。
不过有一年的中秋我没有灯笼，父亲要做工，母亲得备菜，我吵着要灯笼，他们压根儿没空理我。老板看不过眼，开了个柚子，柚皮切成四瓣，底部连着，果肉掏出来，柚皮底硬生生插上蜡烛，就成了“柚子灯笼”。不过柚皮很重，我提不起来，“灯笼”只好咧着四瓣口子躺地上，任我蹲着左看右瞧。
很可惜，我记不得老板的脸，却记得爸妈被老板的举动惊得连连道谢，记得老板有个与我一般大的孩子在念书，那孩子不在厂里。
再大些，我们住进了商品房，整整有三个房间，附带个大客厅，厨房、厕所、阳台，都有属于它们的地。我可以不和爸妈挤着睡，可他们也更忙了，我开始整日整夜地见不到他俩。那时，能陪伴我的只有客厅的电视，把它打开让它冒出声来，听着它陪我吱吱呀呀的叫，才有些人气儿。
一个人在家到底是不放心，所以爸妈出去时都把门锁着，但我有家门钥匙，闲来无事就去近着楼房的街边小巷走走。巷口总让我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街上人潮人往，卖早点的、摆摊的和赶着去做工的，穿着不同的衣服，却有着相似的脸。我仍旧记不得他们长什么样，可我知道回家的路，即便家里冷清，到了晚上都会回来睡觉。
现在，我离开我所长大的城，一如父亲离开生养他的故乡。每年的春节我还是会回去，柴房里的老牛已经不在，可能是死了或者卖掉了，我也不大清楚。父亲清闲许多，说是零八年后生意一直不景气，老板裁了好些员工，工作量也少了不少，所幸父亲仍留在那儿。
我还在不断找寻自己的地界，朝前看的同时过往的记忆却渐渐模糊。我仍记不得咱家的牛长什么样，毕竟都是犁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