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霁溪
越是行期将近，便越是不舍。
这段时间仔细梳理了一下自己十七年来对京城的印象，竟然说不出几条。我知道这是国家的心腹之地，从这里发出的决策可能影响全国、乃至世界，但是因为自己对它太过于熟悉，十七年间竟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中的内涵。我说不出街道上曾发生过的故事——它们是那样复杂而多元——而这是一件相当悲哀的事情。
距离我离开登上北京的航班还有十个星期，我还会有十个空闲的星期日来重新探索这座我称之为「家乡」的城市。我愿意骑上共享单车、定出有趣的主题和线路，完成这十次「京城骑行」的行动。只愿这十个星期日结束后，我这声「家乡」叫的能够底气更足一些，至少不会想起来的时候心里还生发一点惭愧。
京城骑行 No.1：纪念刘和珍君
线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 宗帽胡同（又名西铁匠胡同）—> 段祺瑞执政府
用时：约3小时
同行伙伴：高一学妹，文博/文物保护狂热爱好者
主题：语文课学习完鲁迅专题后，就一直想重走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刘和珍及其他大学生的请愿路。鲁迅先生讲到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淋的鲜血」是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评论，我因而很想通过这次行动来思考一个问题：游行者走上请愿路时究竟怀了怎样的心态？
请愿
鲁迅先生写过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淋的鲜血」已经被无数文艺热血青年引用到了耳朵起茧子的地步，似乎已经丧失了他在1926年写下这句话时心中涌动着悲愤的力量。我们不如就从这句话分析起吧。
在鲁迅写作《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祭文的主人公刘和珍刚刚因三·一八惨案去世不到两周。这两周发生了什么？最初，人们很震惊。1926年3月18日的时候，一群北京的大学生们因为对八国联军提出的撤除天津大沽口武装力量要求而感到愤怒，于是决定前往当时的政府——段祺瑞执政府——去抗议。学生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游行示威来让政府知道，民众不希望自己的政府被外国列强牵着鼻子走。但是，因为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口场面混乱失控，当时的卫兵队长下令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47人、致伤二百余人。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头几天，人们尚对政府的残暴感到震惊而愤怒。然而，随着时间逝去，人们的情绪逐渐淡了。大沽口开始撤除其武装力量，人们不再记得游行的学生们，甚至有些人开始造谣学生们，说他们图谋不轨。口风总是转得很快。死者中的一位，刘和珍，曾经是鲁迅的学生。鲁迅为了纪念她，亦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时局、政府、当下民众风气的愤怒，遂作文《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先生愤怒的不是请愿的失败，因为他自己在文章中，「这不过是徒手的请愿。」在他心中，他应当是预料到了这样准备不充分的请愿应当是很难成功的。我想，鲁迅所感到的愤怒应当是席卷了全国上下从政府到民众的沉默、不作为。政府没有努力争取天津大沽口的布置武装力量的权利、甚至枪杀了请愿者，而民众也只是在请愿失败后一边嗑瓜子一边嘲笑请愿者的愚蠢。鲁迅认为，既然民众没有在沉默中爆发，便必定会在沉默中灭亡，而这样的话，中华民族必然会在列强的争夺下逐渐衰亡。他是痛心。因而，他写下了勇士与庸人的对比——勇士能够不惮鲜血的刺眼颜色，而庸人（也就是大多数人）现在只不过是在等待时间冲淡了鲜血后，表达一些漠然的悲哀并且苟且偷生。将这样的苟且偷生叠加到大多数中国人上，就只能带来全民族的灭亡。
他之所以选择去纪念刘和珍君，想必是想寻觅这样的一个人尽皆知的人物来传递一个理想的形象：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绝不苟且偷生。他想告诉国家的青年们，虽然这次请愿失败了，但是既然我们有了请愿的先例，就一定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他在文章最后讲，「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将更奋力前行」，我将其理解为他对于青年提出的鼓励。即使你现在正在苟活，当你看见前方的勇士的时候，也能看见生活的希望。如果你是真正能够冲在前线的勇士，那就请你奋力拼搏。
因此，鲁迅对于三·一八惨案的记载是否客观、完全，已经不是重点问题了。他并不关心学生们是否携带了有尖头的木棍、请愿的人群是否引发了骚动，因为他的目标是塑造一个给人希望的形象。他并不想通过这篇文章来写历史教科书。显然，从文学角度讲，《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是极其成功的。
了解年代背景后，我们可以回到本次行动中来了。骑行第一站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于宣统二年间建造，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方式。从建筑中，能够看到西式巴洛克风格的圆穹，也能够看到中式风格的四君子卷草花纹、龙头图案。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现在属于北京鲁迅中学的校园内部；鲁迅中学将其用于办公楼。它的性质有一点点像是初中的盛新楼和佑贞楼——建造于民国时期、甚至是清代末期，现在用作学校的教师办公楼。不过和四壁仅是砖块而没有一点装饰花纹的盛新楼、佑贞楼相比，师范学堂的建筑物显然要有更多的卷草图案，雕刻得更加华丽。站在下面的感觉有点像是站在某个历史悠久的教堂中。我有一种感觉：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培养出的女性一定是安稳、守礼、才德兼备的女性，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能够教书也能够回家适逢丈夫，大约是现代社会不可多得的尤物。但是，她们绝对不会想到反抗权威，也绝对不会亲手操弄起刀枪上街游行。
因此，我几乎是在看见这座典雅的建筑的那一瞬间，就断定了刘和珍不属于这个校园。刘和珍应当是粗犷的，甚至有些看不起建筑物上这样如此没用的花纹。同时，她又有淡然的微笑和坚定的眼神，当她认准了一件事情——比如游行请愿——她便会将其做到底，哪怕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就是从这个门洞里，刘和珍被时任校长的杨荫榆女士赶出校园。当时，杨荫榆初上任，学生们就已经对她有颇多微词，其中，刘和珍的反抗最为激烈。具体的原因我并没有查到，但是可以料想到，杨荫榆应当是有霍格沃茨的乌姆里奇教授那样的外表、品行、做派。杨荫榆自然已经感受到了敌意，因此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开除刘和珍的学籍。也罢，她本就不属于这个地方。
刘和珍离开校园后，与其他几名被开除的学生躲藏在宗帽胡同中，也就是现在的西铁匠胡同。有趣的是，北京四中国际部现在就在西铁匠胡同，而我竟然是到了今天才知道这件事。西铁匠胡同离金融街很近，自然早已被修缮过，现在已不见当年的影子。如今的胡同道路极宽，应当是拓宽过的。鲁迅先生曾经还来到过宗帽胡同，为刘和珍等被开除了的学生讲课，可见当时学校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多么恶劣。
说实话，从西铁匠胡同到段祺瑞执政府的一路上并没有太多感受。事件发生时的天安门自然和现在的风格大相径庭，且我们也没有按照原定线路走到东单牌楼，而是直接在南河沿大街向北拐弯。这条路连接了北大红楼，相比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是经由这条路走到执政府门前与其他示威游行的大学生汇合的。
今日的南河沿大街绿荫掩映，而惨案发生的三月中旬应当是春意刚上梢头。我总有一种没边际的猜测——如果大沽口的事情发生在夏秋，或是浓浓绿荫下红墙、石门若隐若现，或是澄澈天空金色落叶绘出京城最美的秋天——学生们游行的心情是否会不一样？我总觉得只有在肃杀的寒冬、寂寥的春日中，才能滋生得起游行反抗示威的心情。不过，这都是题外话罢了。
进入段祺瑞执政府的攻略：装出一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样子长驱直入，要点是目不斜视，就像是你每天上班上学那样稀松平常。不过，看门大爷够狠，还是将我们拦下了。我说自己要去里面的咖啡馆，大爷接道，「那咖啡馆黄了得有一年了。」软磨硬泡半天才进去。执政府的旧址现在是人民大学社科院，正在进行加固维修。从露在外面部分来看，建筑比中西合璧的师范学院更加欧式，柱子上的花纹、拱门、雕花等，都是纯欧式风格。大院后面是红白相间的小别墅，现在已经被改成了大杂院风格。猜测在当年，这两排小别墅应该就是执政府的高管生活的地方。院子的前面是极大的一片空地，现在用作停车场，能够容纳大约几十辆车。我们没有猜出来当时这片空地是干什么的，但是有可能是用来停放高官车辆、甚至是防治护卫队马匹的。
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述这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执政府的工作人员，住在春回大地的皇城边，院外是京韵鸟鸣绿意复苏，院内是欧式小楼豪车靓马，我也会觉得挺舒服的。管他是大沽口还是小沽口，要撤兵就撤吧，毕竟战火与我院里的歌舞升平没有什么关系。此刻，如果有数千名学生忽然蜂拥到了我执政府神圣不可侵犯的院子里，向我扔石头、挥舞尖头木棍，我必定会错愕而怒不可遏。这是本能。
我无法知道卫队队长为何下令开枪，也不能真正感受到当年的冲突具体能够激烈到什么程度。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开枪与不开枪只是一个口令，如果命令发出者对此不能感同身受，那便真的仅仅只是一个口令了。开枪后，横尸遍野，也不算是发出者需要考虑的事情。因此，作为一名命令发出者，其实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自己与实情分隔开太久的。
出了院门后，路边有一块石碑，「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如果是不知情的路人，乍一看到这块墓碑样的东西，其实还是挺慎得慌的。我盯着它，它盯着我，我好像在看一块血淋淋的刀口。我是庸人而非勇士，因此有点退缩，只敢去看那被时间冲淡了的血痕。不过转念一想，这纪念碑的设计好像也挺契合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用意的。
文物保护
这一段本是节外生枝，有感于Z学妹的陪同而发。Z专攻文博，走访胡同的时候仔细看看就能够说出哪块砖是原先的、哪块是后期修复的；说出胡同门口原先应当是什么样子；看一眼后复原出胡同院子内部布局。
然而，我是一个在文博方面极为不开化的人。每次去博物馆的时候，我会觉得玻璃柜中的展品离自己很远。虽然有介绍，却不过是杯水车薪。有一句话我从小到大一直憋在心里，怕说出来后会被老师家长骂：「我知道这个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又有什么用呢？」
这次就正大光明地问Z她对于文物保护的态度是什么。她讲了一句话：「文物保护是为了保存一段记忆。」
这句话意味深长，不过我听完后的瞬间还有一些想要辩论的冲动。我其实不喜欢大家说大杂院的进驻完全破坏了胡同的韵味——在我看来，难道不应当是两者共存的吗？明清时期贵族住的胡同是一种氛围，新中国时期的大杂院是另一种氛围，如今的胡同与高楼大厦又是不同。我自己总是觉得，这三种不同的氛围都在各种程度上塑造着同一片地理区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之前所有记忆的叠加；而之前所有的记忆——从胡同到大杂院——都应当算数。
不过这些话我只是在心里过，还没有讲出来。我们探访了镶红旗总督衙门大院，这在当时是贵族的住宅。Z依旧兴致勃勃地跟我讲，玄关的屋顶上有清代风格的壁画；门口应当是改造过的，不然不会有这样一小段木条支在外面；看不同的瓦片形状，就能看出来它们的修建时期都是有区别。哪些建筑是清代修建的、哪些是共和国时代修建的，看一眼，如数家珍。
然后，我忽然就想明白小时候的疑惑了。为什么要知道什么是什么年代的？正是因为所有的记忆都叠加在一起，所以当后人想要复原不同时代的记忆的时候，就必须需要把同时期的物体放在同一类中，然后按照年代来整理这些记忆。不然的话，21世纪的电视机混杂在清代的壁画中，等到我们的后人来看，必定一头雾水。
我很兴奋地跟Z分享：我觉得文物保护应当不仅仅是在原址上复原，因为谁能知道该复原哪个时期的记忆呢？最好的办法，我们应当在院落门口派发VR眼镜，可以挑选年代。比如，我站在镶红旗总督衙门里，将时间调至清末，就能够看见当时院落的景象。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三维空间中引入时间坐标，让体验更加真实丰富且不会打扰现居民的生活。Z跟我说，她正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不过不是通过VR，而是通过木工模型来还原不同时期的一个山西寺庙的景象。
Z想去美国念东亚研究，因为按照专业排名来说，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超过中国。同时，她想要通过另一个文化的、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化。她说，因为她现在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她认为所有的中国文物都是美好的。但是作为文博爱好者，她知道所有的文物肯定都有不好的一面。如今这种近距离的体验某种程度上有些障眼，其实是不太客观的。Z是一个对自己以及目标的认知都很清醒的女孩，祝福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