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我都是自己给自己理发，这在美国不算什么难事儿。在Costco买一套理发工具，最多40块美元。去最便宜的SupperCut剪一个锅盖头，怎么着也得十几块，要是给小费大方点儿，一趟下来二十块上下。去外面理两次发，一套电推子的价钱就出来了，怎么想都不划算。疫情之前，理发是为了出门儿见外人，头发挨着脸面，花点钱也就忍了。疫情之后，整天地窝在家里，剪头发为的是不要太邋遢，完全是图自己舒服。剪的好坏，也就是家里人说道说道，没啥社会影响。再说了，自己理发，我也有经验，老早就不是第一回了，不胆憷。往远里说，理发也算是我们家传的手艺，从小就耳濡目染；往近里说，我给自己理发，也是经过名师指点，咱们练过。
在我的唐山老家，理发不叫理发，村里人的说法是“推头”或者“剃头”。不管是推头，还是剃头，我都见过，也都学过。在老家张官屯，村子里有个大坑，据说早年间坑里有泉，常年喷涌，大坑里满是清水，不但养活全村老少，还沿着河沟顺流西下，造福更多的人。大坑的北面，街巷纵横，屯子里的绝大部分庄户人家，都住在这里。而大坑南面，只有一条街，住着我们王姓的村民，都来自一个家族，几百年前从东北入关，住进了这个屯子。我们按着辈分，从长辈的太爷爷，爷爷，叔叔大爷，同辈的兄弟姐妹，到晚辈的侄子侄女，甚至是孙子孙女，彼此称呼，大部分时间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家族里谁要是有什么特殊的手艺，往往会服务乡里，给族人提供便利。我妈妈是个多面手，有很多一般人做不来的本事，其中一项就是理发。
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妈妈几乎垄断了街上男孩儿的理发业务。我妈妈理发，只有一个发型，那就是寸头。所谓寸头，就是头发最长之处不超过一寸。当然，头顶上，脑后头和左右两侧的头发的长短不同。我的老家民风淳朴，对男孩子来说，一个好孩子的标准就是不能留长头发，特别是背头和分头。所以，寸头基本上是男孩们的标准发型。哪个半大小子敢留长头发，必然会招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批评。我妈妈理发，使用的是手推子。既然叫做手推子，那么推子的动力自然是靠手了。推子有两个手柄，之间夹着一个弹簧。推头的时候，握紧两个手柄，推子完成一次剪发动作，再一松手，推子再完成一次剪发动作，并复原位置。一握一松，循环往复，理发其实也是个体力活。我妈妈在街上帮人理发的时候，从来没有从乡邻收过钱，当然我们也觉得就不应该收钱。
我小的时候，不但没有电脑网络，就连电视也不普及，此外还常常停电。只要不刮风下雨，天上没有下雹子，小孩子们没事儿了就到街上疯跑，三五成群地玩耍。天气好的时候，要是我妈妈得空，常有大人拖着孩子来我家门口，请我妈妈帮忙理发。在我家门口，搬上一把椅子，手里拿上推子，一个临时的露天理发馆就成立了。理发的需要是极具传染力的。往往一个小孩子的头发还没有推完，就有更多的家长，扯着嗓子招呼自己在街上玩耍的儿子，让他们到我家门口理发。对我妈妈而言，一个两个也是理，三个五个也是理。于是我家门口就聚集了一群人，小孩子等着理发，大人们凑在一起聊天。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想理寸头的。九十年代前后，港台文化风靡内地，从小虎队和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留过寸头，其他人留的的是分头。分头也是有讲究的，三七分，四六分，还有五五的中分。看着电视里的帅哥在美女面前甩头发耍酷，街上的男孩子们开始向往分头。很可惜，留什么样的头发，他们做不了主，这个得听爹妈的。上小学的男孩懵懵懂懂，爹妈吆喝两声，他们也就听从了。再大点儿的男孩子读了到初中，开始敢跟父母叫板，争取留长发的权利。跟父母顶嘴，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最终还是跑到我家门口，请我妈妈帮他们理寸头。熬到了初中毕业，绝大部分男孩子就进入社会了，学习各种谋生的本事。自己赚了钱，就可以偷偷去镇上的理发馆，拥有他们梦寐以求多年的发型了。而他们的父母，也不再强求。毕竟进入社会的男孩子，开始挣钱，要为将来成家立业做准备了。可以这样说，在我们街上，男孩子长大的成人礼之一，就是做到了发型自主，不必被强制理寸头了。
街上的小孩一茬又一茬，他们长成了大人，等有了孩子，还会送到我家门口请我妈妈理寸头。所以，我妈妈的理发业务，从来没有冷清过。按照辈分，最早请他理发的人，喊她老嫂，后来请她理发的人，喊她老婶儿或者老妈，再后来的人，喊她老奶奶，甚至老太太。之所以家一个“老”字，是因为我父亲在家族里排行老末。我们那里管最小儿子，叫做老儿子，最小的叔叔，叫做老叔。所以，我妈妈从年轻的时候，被人称呼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字。
我妈妈给人理发的时候，我常常一旁观摩，从来没有小孩子愿意让我上手理发。上了岁数的人则不然，反正他们理发是为了图一个清凉，而不是为了好看。有一次，我大伯父（用唐山话，叫做大爷，“爷”字读轻声）看我妈妈在忙，抽不出手来，就让我给他推头。看我有点犯难，大爷就让我放心，先照着寸头来。要是寸头推不齐，那就推光头。于是乎，我就给我大爷推了个大光头。我大爷一时兴起，又拿来了剃头刀子，让我拿他练习剃头。推头的时候，手抖一下，头发少一截；而剃头的时候，手要是抖一下，那么头皮上可能就剌一个口子。所以我不敢，我大爷就骂我废物。为了证明我不废物，我就给他剃了头。他越骂我，我越紧张，越紧张，手就越容易发抖。我大爷是有毅力的人，坚持着让我把头剃完，最后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说：“再也不找你小子剃头了！”。
我初中读完，去城里读高中，大概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我妈妈都提议给我理发，我也开始拒绝。从小我都被人这样笑话：“大脑瓜，小细脖，光吃饭，不干活！”这说明我长得不帅，可是不帅的的人，更渴望变得好看一点儿。我没想过去做美容，但是的确想过去做美发。看着刘德华的大背头，看着郭富城的三七分，我很羡慕。因此，我开始把头发养长，并且琢磨着在哪个位置把头发分开。说起留分头，我只能慨叹没有这样的命。我的头发，属于坚硬不屈的类型，不管长多长，都立着，从不躺平。头发梳不起来也就罢了，我还长着两个旋儿，用我们老家的话，就是两个顶。“一个顶猴，两个顶坏，三个顶是妖怪”，这是我们乡间用“顶”来判断人品的智慧格言。我虽说不是妖怪，但是一个妥妥的坏人，全都是这两个顶搞的。这两个顶不仅仅搞坏了我的人品，还摧毁了我的分头梦想，让我当不成潇洒的帅哥。哪怕我用再多的发胶，这两个顶边上的头发都不服帖，跟鸡冠子一样挺立在我头顶，并且打着旋。
上大学后，我好像继续尝试过留分头，但是效果从来没有好过，所以我从来没有帅过。这后果很严重。当不成帅哥，自然招不来美女侧目。这个我还能忍，而忍无可忍的是：大学毕业后，每当我看大学时代的照片，都会对里面的长得像我的那个人恶语相加，懊悔当年为何会这样蠢，留着那么丑的发型。美女嫌我丑，那可能是事实，没办法反击。可是自己都觉得自己蠢，蠢到自己看了都骂，可见我留长头发的样子，确实不好看。这还说明，知子莫若母，我妈妈早就说过，我的头发和我的脾气一样，又臭又硬，只适合留寸头。这话不假，我的头发如果两个月不剪，肯定能把帽子顶起来。我说的帽子，是又厚又重的棉帽子，也就是宣传画里雷锋叔叔一年四季都戴着的那种。大学毕业后，我之所以能够如此明智地反思自己，还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终于不再纠结于留分头，而是回归了板寸。当然了，那时候我已经漂泊在外，不再请我妈妈理发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靠着念书，我在中国从华北浪荡到了西北还没折腾够，于是又漂洋过海，从美国的西海岸登陆，最后跑到了东海岸落脚。为了理发，我认识了韩国大妈和意大利老大爷。韩国大妈的英语比我还差劲，冲着我连喊带叫外加比划，喷的我一身都是泡菜味儿的唾沫星子，我也没搞懂她是几个意思。没办法，我只能大喊“Yes，Yes！”不管她怎么表达，我都是个“Yes”。于是乎，我顶着加长版的板寸进了理发店，出门的时候改成了锅盖头。我的同学调笑，说我肯定是找那个韩国大妈去了。我如实相告，想跟同学请教理发馆英语。同学告诉我，根本用不着跟那个韩国大妈说英语，就算你跟她讲“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阿米达”，她也只能给你理个锅盖头，因为她只会这个。
锅盖头并不算难看，学校里的亚裔小伙子，理锅盖头的比比皆是。所以我在加州的时候，理发都去找这个韩国大妈。后来到了宾州，同学推荐了一个住在匹兹堡南奥克兰的意大利老大爷。南奥克兰是个多种族聚居区，曾经以意大利人为主，后来其他族裔的居民逐渐迁入。在联盟大道（Boulevard of the Allies）的北侧，治安比较好，住着不少匹兹堡大学的学生。而联盟大道的南侧，治安比较差，居民中除了上了年纪的意大利裔老住户外，非裔的住户相对多一些。意大利老大爷的家庭理发店，就在联盟大道的南侧一端社区的最南端。刚开始去他那里理发的时候，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那个社区街道破败，街上总有一些三三两两的青少年闲逛。我们是不敢步行过去的，每次去理发，都得开车。
意大利老大爷真的很老了，他是一个二战的老兵，却没在战场上放过一枪。老大爷说，1944年，他刚到了可以参军的年纪，就应征入伍，在乔治亚州的兵营训练了一年后，奔赴欧洲参战。军舰刚刚到了欧洲海岸，还没有登岸，就传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于是，小伙子们又登上了开往亚洲的轮船，行程走了不到一半，日本鬼子也投降了。就这样，老大爷参与了欧亚两个战场，却没有放一枪一弹，最后平平安安地回到美国。靠着经营这个家庭理发店，他娶妻生子，养家糊口，一干就是五十多年。老大爷的理发手艺，是在军营学的，所以他的铺子只给接待男顾客，专门剪锅盖头。等我认识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然是白发苍苍，干起活来时常手抖，因此我们的锅盖头基本上都带着豁口。即便如此，我们也愿意去他那里，因为老大爷的收费的确低廉。他剪一个锅盖头，好像只收7美元，比韩国大妈收费的一半儿还少。老大爷不但收费低，还不收小费。我们这些穷学生，虽说是冲着便宜来的，但是剪完头发都会给他撂下10美元，不让他找零。每当如此，意大利老大爷都说上一大串的谢谢。
后来，意大利老大爷所住的社区，越来越不安全。虽说我听说了几起路上打劫的新闻，但是我自己并没有遇到过。也曾有过小屁孩围着我要钱，我跟他们摆出一个武术动作，冲着他们喊“Jacky Chen”，小屁孩就不再要钱，反而追着我学功夫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另外一件儿。某个冬天的傍晚，月黑风高，我忙完学校的工作，趁着老大爷的理发店还没有关门，开车去理发。在理发店前的街道上，两侧房子亮灯的不多，路灯更是昏暗。我开着车子，心里有点瘆得慌。突然间，几团黑影在我车前一晃，从路的一侧飘到另一侧。我以为是黑色的垃圾袋被风吹起，赶紧急刹车，以免撞上。谁成想，我才停下车子，那几团黑影就站立起来，竟成了人形。他们开怀大笑，大吵大闹。我定睛一看，仔细一听，原来是几个黑人半大小子在打赌比赛，看谁有勇气在车子开来的时候，突然冲过街道，逼停车辆。他们玩开心了，我却吓了一身冷汗。刚才要是刹车没踩住，撞死或者撞伤了某个坏小子，我就麻烦了。
我头发没理就开车回家了。某日，我去教会里的涂弟兄家中聚会，跟他讲起这件事儿。涂弟兄笑了，他说理发干嘛还要花钱，自己就能做。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自从来美国读博士，一直都是自己理发。他的太太惠美姊妹笑着跟我说，涂弟兄的确是自己理发。我看了一下涂弟兄的发型，和我的锅盖头没啥太大区别，不难看。涂弟兄拿出他的理发工具：一个电推子，还有几个可以卡在推子刀口上的卡子，大小不一。他给我介绍说，美国理发最容易，卡子都有编号，对应不同的厚度，只要卡好，绝对不会出错。涂弟兄说，通常头顶头发最长，脑后次之，两侧最短。他研究了一下我的头型，跟我建议说，头顶4号，脑后3号，两侧2号。
和涂弟兄认识的时候，我已经结婚，所以完全不在纠结自己是不是帅哥。当涂弟兄要帮我理发的时候，我立刻就接受了他的好意。我脖子上围上块篷布，涂弟兄就开干，不到十分钟，就修剪完毕。我对着镜子看了看，的确和意大利老大爷的手艺没啥明显的差别。从那一天起，涂弟兄就成了我的理发师。当我需要吹牛的时候，可以这样描述：我这个人生活是有段位的，连我的理发师，都得是美国顶级工学院的力学博士。涂弟兄不但帮我理发，还跟我分享自己给自己理发的经验，鼓励我自己动手。
涂弟兄在给自己理发的时候，他得照着镜子，而我完全不用镜子，只靠感觉。同样用4号、3号和2号的卡子，我按照如下顺序理发。首先，我用4号卡子，把所有头发都扫荡一遍。然后，我用3号卡子，把脑后和两侧的头发再剪一次。最后，我用2号的卡子，把两侧的头发剪到最短。涂弟兄可以在镜子里判断头顶、脑后以及两侧的分界线，用不同的卡子，分别在不同的区域工作，只需要剪一次。而我照着镜子干活儿，总是把方向搞反，明明是想往左侧推，却剪了右边的头发。锅盖头剪错了，补救的措施就是和尚头。剪了几次光头后，我发现自己学不来师傅的本事，于是不再照着镜子理发。头发剪完后再照镜子，居然也不错。
自己理发，脑后的部分不容易修剪，特别靠近脖子的发际线。但是这个并不困扰我，因为脑后剪得再难看，我自己也看不到。哪怕我修剪的十分不整齐，也是给我身后的人添堵，我不在乎。在我的人生经历里，对我后脑勺最在乎的，应该是一个初中时代的女同学，她坐在我的后一排。每当我志得意满，摇头晃脑地时候，她就会盯着我的后脑勺。一旦我的脑袋晃到了她课桌上的领空，这个女同学就会用圆规的尖头扎我，很是凶恶。作为报复，我常常把椅子腿翘起来，只要她的脚丫子伸到了我的椅子腿下，我就会压她的脚指头。在我的记忆里，她用圆规扎我的次数，远远超过我压住她脚指头的次数。我吃的亏太多，所以就记得很清楚，多少年都忘不了。现在每次给自己理发，在修剪后脖颈子发际线的时候，都会想起身后这个手持圆规的女同学。
在我看来，自己理发最需要加小心的是修剪鬓角。美国的理发工具，有专门修剪耳朵周围的卡子，左右各一个。只要没有用混，修剪耳边的头发也不会出差错，而剪鬓角，则需要十二分的小心了。耳边的头发修剪完后，鬓角的头发已经很短，两边要是不对称，很容易看出来。长度不对称，自然不好看。要是鬓角高度不对称，那就十分难看了。鬓角高度不对称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低的鬓角减去一节，和高的一端看齐。然而这样做并不容易，一旦剪多了，那还得调整另一边。我的经验是带上眼镜，两侧的鬓角都和眼镜腿齐平，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自己剪头发，做不到完美。所以，自己不能跟自己较劲。只要对自己放松要求，日子就过得去。哪怕鬓角不对称，长短不均匀，只要让头发长上几天，也就看不出什么差别了。人到中年，愿意自己给自己剪头发的人，大概都不再是完美主义者，都是可以放过自己的人。三十年前，我妈妈强迫我留寸头；三十年后，我自己给自己剪寸头。原来我觉得寸头不好看，现在我觉得留寸头挺帅的。在自家的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闻着栀子花香，听着小鸟啾鸣，看着松鼠跑来跑去，自己给自己理发，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