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于艾平 作家于艾平

二

姐姐的归来令我新鲜一阵，日子又流水一样趋于平淡了。

学校仍旧在停课闹革命，母亲仍旧打扫厕所，糖厂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仍旧转播着北京的实况，毛主席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第五次、第六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全中国人仍旧一百遍一千遍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家菜园里的小白菜长成大白菜，大葱的绿叶也变黄了。原先种向日葵的地方，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杆子挺立着，从窗子里望去也没意思。你只能看见几只麻雀停在木板障子上，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人一出去它们就飞上房顶。我们一日三餐照样吃大饼子炒大白菜，大葱蘸酱油。母亲说天气变凉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姐姐的个儿长得快，棉衣棉裤都越来越小，本来是准备秋天给她买新装的。表姐一连三个月都给我们寄钱，10月份却不汇款了。母亲盼望我的表姐能再帮她一下，好有买秋菜、煤和木柴的钱，我们盼来的是一不祥的信。表姐说，我的表姐夫晨波━━他当时是华东局的一个处长，也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她无力帮助我们了。母亲看着来信半晌不语，刚刚得到的一点点支援又断了，她拿出一盒“经济”烟，点着一支大口吸起来。

北大荒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不觉得窗户纸贴在外新奇，东北的冬天地冻天寒，屋内屋外温差极大，贴在屋里的纸容易受潮、碎裂，起不到挡风遮寒的作用。贴在外面的纸就不同了，它会和窗缝冻结在一起，风吹雪打一冬天都不坏，既美观又耐用。养个孩子吊起来倒是一道东北特有的风景。糖厂凡有婴儿的家庭，炕中间的屋顶上必钉着着两个小铁环，环下用绳子挂个小船似的摇篮，婴儿躺在里面摇来晃去，大人抽空推一下摇篮，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有时候，我也跑到邻居家去推推摇篮，幻想着躺在里面该多有意思，一定和坐在小船里差不多，可惜没有我这么大个的摇篮！

糖厂大院的老娘们儿大都抽烟，除了老头、老太太抽烟袋锅外，中年女人一般都抽自卷的旱烟。到人家去串门，主人家的炕沿上必定有个烟笸箩，里面盛满蛤蟆头或烤烟叶，烟叶上放着一沓薄薄的卷烟纸。那是可以随便抽的（三九严寒也不例外），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盘腿坐在炕头上，叼着旱烟喷云吐雾，直至满屋的烟雾浓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才打开气窗透口气。从外面看那气窗比烟囱冒出的烟雾还猛烈。我最佩服大人的卷烟技术，觉得那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先用指尖搓碎干烟叶，斜斜地撒在小条条卷烟纸上，卷成一支头粗尾尖的烟卷，放在手心里向下蹾蹾，轻轻拧紧里面的烟叶，再伸出舌尖舔湿纸头，拽掉烟头上的小阄阄阄，即可放在嘴角擦亮火柴叼着抽了。

唯一的区别在于男人的的像大炮，女人的的像铅笔。

我羡慕会卷烟和抽烟的人，那派头非常优雅，盼着自己赶快长大也有喷云吐雾的权利。我曾偷着卷过几次烟卷，怎么都卷不好，也分辨不出哪种是蛤蟆头哪种是烤烟。据说蛤蟆头烟劲凶猛，烤烟柔和。有一次我到彬子家玩，趁他家大人不在时偷偷卷成一支“大炮”，模仿着大人的姿态抽了一口，使劲将烟雾咽进肚子。这烟的味道不对头，苦涩涩辣乎乎呛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使人直想呕吐，没抽第二口就散了架子，搞得火星子到处乱飞。更糟糕的是一下被彬子的母亲碰上了，她踩灭火星，训斥我小孩子家不能玩火，不听话就告你妈去，吓得我整日忐忑不安。其实彬子的母亲是吓唬我，她很快就忘掉这件事，根本没找我的母亲告状。

我和小伙伴们那次下馆子，也抽过一支真正的“哈尔滨”牌香烟，我仍没学会抽烟，吸着也体现不出大男人的神气。春节说我是“老笨”，我把那盒香烟送给他了，对自己的不争气又羞愧又懊恼。糖厂经济宽裕的工人家属，则能买条一角五的“握手”牌香烟，或两角钱的“蝶花”牌香烟抽抽，这样一来省得费事卷了，拿着手里也潇洒。再贵些的香烟是科级以上干部们抽的，大多是“迎春”或“哈尔滨”牌香烟。夏天傍晚，女人抱着孩子叼着烟卷走出门外，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聚在一起乘凉聊天，跟男人抽烟一样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父亲不抽烟，我过去也从没看过母亲抽烟，我想她大概嫌打扫厕所身上有味，想用烟气冲冲，才学会抽烟的吧。我看到过大人蹲在厕所里大便，嫌茅坑里的臭味刺鼻，点起一支香烟“去去味”。有许多孩子不敢在家抽烟，偷偷蹲在茅坑里吸烟，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少见多怪，仿佛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打扫厕所的赵校长每天都在外面抽烟恭候，是不是也要“去去味”？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孤独、愁苦才学会抽烟的。我们家在齐齐哈尔没有亲戚，三个孩子年龄小，她既当爹又当妈，碰上难事无处商量，只能闷在家里自己寻思解决的办法。日子不好过，母亲的工资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入不敷出，然而没有还钱的希望是不能够再借钱的，她手头紧得要命，连一家四口买青菜吃都成问题。

母亲抽了一支香烟又接上一支，在一片青色的烟雾里，苦苦琢磨出救急的点子。

她找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样样摆在炕上：两件羊皮大衣，一件新帆布雨衣，一块苏联“波浪”牌手表，还有父亲视为宝贝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反复打量着衣物，完全沉浸于回忆之中，坐了很久。这都是些陪伴着母亲的遗物，是她昔日幸福的见证，都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着联系。母亲的目光停留在那些东西上，看到就想起以前的生活，与父亲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一再呈现在眼前，那是母亲多么渴求的生活啊。为了这个，她在思念中忍受多少折磨和孤寂。这种思念埋藏在心底深处，长时间沉默着，却永远存在，永远抑制不住。如今，往昔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只有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望，她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孩子。我们就是她苦难的回报，一生坎坷的回报，最后的安慰，寻求解脱的办法……母亲从往事中醒来，把脸转向窗口，尚觉卖的东西不够多。她狠狠心，又摘下自己腕上的“罗马”牌手表包进包袱里。

“妈，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能干啥，去卖。”母亲闷闷道。

“工资又花完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孩子家哪懂这些。唉，但凡有别的办法，妈还能去寄卖商店，这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纪念，看着它就想起你爸活着着时候！”

“我也去寄卖商店，带我上街玩玩。”

“别瞎搀和了，省张车票吧。”

母亲没带我去，自己去了市里的寄卖商店，结果卖掉羊皮大衣、雨衣和她的“罗马”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属奢侈品，寄卖商店不收。母亲最后还是犹豫了，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卖掉父亲的“波浪”牌手表，想留给我作纪念。我们再次度过经济危机，母亲计划着用这笔钱给姐姐买一身新棉衣，交买秋菜的预付款。她预定五百公斤土豆，四百公斤萝卜，一吨煤，一百公斤木柴，这些是过冬必不可少的，再省也省不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