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先解释“名”，所谓“名”者，按照文中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规范，或者说一种既定秩序。当然，这里的规范是很狭义的规范，主要是指行政，威权这个层面的规范，否则那“名”和“礼”岂不就没了区别。以“名”为始，这一章比较明晰地展示了夫子具体的国家政治处理的大纲，我们来看这其中的具体步奏和逻辑。正名，国家权威的组织化实现，这是起点，其本质用我们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讲就是订立宪法；言顺，国家政策的推广执行和具体的行政行为；事，行政效果；礼乐，这里应该是泛指移风易俗等意识形态建设；刑罚，国家法律系统。在这个链条中，我们可能最为不满的夫子给法律系统赋予的地位并不太高，只是简单的将其列为意识形态建设的自然结果。这固然有儒家不重视形式化，逻辑化的法律系统有莫大的关系，但我们也要说，夫子的这个政治路径的实现并没有大的失误，这个结论即便是今天对我们还是有很切实的指导意义，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稍加说明。

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注意所谓“宪法”和后面的“法律体系”虽然都是“法”，但二者却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具有了名称上的误导性。“宪法”的本质是确定“人”，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宪法是有超越性的，显然，不同文明对这个观念，或者说概念吧，看法差异甚大，这个现实也使得一个具体社会的宪法实际上分为了两部分，即成文的，和无法成文的，即潜在的。我们再来看诸如部门法，专门法这样的“法律系统”，实际上这样的法律是形而上学的一个社会结果，自然是会被意识形态系统，这个形而上学的直接社会推论所涵括，并为其所生发。综合以上，夫子的这个社会治理路径自然是可接受的，最多就是时代背景的差异导致的一些具体环节上的不同看法罢了。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夫子与弟子的这段对话算是对“小人”这一著名观念的去污名化，所谓“小人哉，樊须也！”，翻译成现代汉语，无非就是“樊迟啊，还是学学技术好了”。说孔夫子和儒家就一定鄙视体力劳动吗？也不尽然，儒家只是不屑于纯粹的技术化劳动，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中夫子评价自己时不也自称“幼时鄙，故多能事”么？难道夫子还会羞愧于自己的历史不成？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二者初看上去均是不同层面的正直的体现，前者是法理的正直，后者是伦理的正直。我们要说，伦理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其位置是要高于法理的，因为伦理源自人的历史，源自完整的人类世界，而法理源自形而上学，即在本质上破碎的意识形态世界。所以才有了孔夫子在面对二者时的这种判断。

为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我们再来研究一个更为直接的伦理活动，这就是婚姻。婚姻在本质上是人的伦理行为，它要求行为主体是自律的。但现代社会的婚姻关系却渗透了过多的法律因素，这就使得婚姻的质量大幅下降，或者说婚姻的伦理基础遭到了破坏，当这种破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其实所谓婚姻就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婚姻”了，最多也只是名存实亡而已，只能沦为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用这个例子是想更为直观地说明，当法理无所顾忌的越过自己应有的边界，以下犯上，蚕食伦理的区域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想这也是孔夫子在本例中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吧。当然，我们要说，法理和伦理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绝不是三言五语能予以说明的事，这是一个异常庞杂的领域，就不再这里细说了。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这段话很好理解，引用其只是想说明，孔夫子在界定“士”时，虽然是自上而下述及，但如果我们倒过来看，那不就是达成“士”的阶梯吗？先从最基本的“小人”做起，通过学习和修习，成就“士”或者说“君子”。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同上，这里提及的“士”也可以简单做“君子”理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事情颠倒过来处理可否？即朋友和睦而兄弟督促。所谓朋友，志同道合者而已，这种人伦情感是基于人格和学识的认同，而兄弟间的情感一般是基于血脉和成长的相知相伴的自然感情，显然，颠倒过来就悖逆了这两种情感的本质属性，当然不可以。我们甚或可以再适当引申一下，即情感实际上和思维是一回事，缺失了思维的情感是濒死的，虚假的情感，反之也是如此。

13．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13．30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这两段是孔夫子的“战争论”的简化版，但起码说明了孔夫子并不是简单的一味拒绝战争，实际上我们说战争既然是社会现象的一种，那么儒家就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但夫子的原则也很简单，即战争也要善人“教之”，这当然不是教什么战争技术，比如后世的什么军事学，兵法诸如此类。而是“为什么而战”，解决了这个问题，战争才有正义，原则和合理性可言，也才能被接纳为人类的正常社会活动之一。后面一句更是强调这个观点，没有目标，没有道义驱使的暴力行为恐怕最多只能被称之为斗殴，甚至虐杀，这接近于动物的行为，而非人，战争是只有人才会有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