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女子心如玉
——写给那些远去的老师
齐耳短发，高跟鞋，职业正装，目光凌厉，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格外抖擞，当我某次在书中读到“女干部”这三个字时，脑海里情不自禁飘出这样的女性形象。同时，文字也真的对应了我曾经的一位同事形象，当然，她的确也是我曾经的领导——李玉芳老师。
最好笑的是，她是女版李玉芳，辅导区（当时我和玉芳老师同在一所中心校）居然还有一位男版李玉芳。幸亏两位玉芳老师没在一起同处过，不然怎么称呼真会遇上问题。但就从我和女版玉芳老师相处来看，她更应该叫李铁芳。反正，那个年代叫铁梅、铁珍、铁芳的也不少。
说实在的，玉芳老师性格里有些东西真是太铁太硬了，使得她那看起来比我还娇小的身子多了几分硬朗与强悍，她也的确做着一些“顶天立地”的大事儿。比如，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能不硬气吗？把女人推到家庭顶梁柱位置的，大概两种可能：一种是骨子里天生的，心里住着一个家庭“老大”的情结；另一种是被现实造就的，是无情的生活境遇使得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变得强大而有力量。玉芳显然属于第二种，她在单位做的也是一般女子难以承受的“教导主任”这一职务。虽然是副职，但看得出比较正。
当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去过她最早的家，就在西津桥老街上，经过小弄堂，七拐八拐进入她家，房子是旧的，但经她勤劳的双手一打理，家里每件物品工工整整，每个场所几乎可以用“一尘不染”这个词。老街的宅子幽深，保留着建筑原有的样子，听她说遇到黄梅雨季屋顶还会漏雨，于是房子修缮、人情世故、日常开销等家庭琐事都由她操心着。我那时年轻，根本不懂得如何理解一个中年女人经历的沧桑故事，我只知道，在她脸上，有经历过人生大事件后的坚强与认命之后的泰然。
虽然玉芳是我的领导，并且还有年龄上的差距，可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但即便关系好，我也始终没有亲切地直呼其名“玉芳”，我总是特别礼貌地叫她“李教导”，后来改叫她“李园长”，直到最后称呼她“李老师”。说特别礼貌，一点也不装。之前，我俩关系既亲密又非常有分寸感，毕竟她长我好多岁，又是值得尊敬的前辈，叫“李教导”真的是出于一种敬重。后来，她担任过一阶段幼儿园负责人，我叫她“李园长”是对她挑战新岗位充满深深的钦佩。毕竟，鲜有人在一个不小的年纪敢于挑战自己不适应、又充满风险的岗位，但她就是去尝试、去做了，哪怕最后失败了，那又如何？李老师就是这么勇敢地走了一遭，经历了人生比较灰暗的职业时期，能不佩服吗？对她的经历与起伏，我只有一个字：服。
最后，我怎么又叫她“李老师”了呢？事实上，我们曾经是同事，随后她由幼儿园转战至枫桥实验小学，距离与时间反倒使得我对她的感觉渐渐柔化了很多，再说她当时负责教科室的指导工作，我又正好进入学校教科室不久，于是我们好似有了“同部门”的亲切感。我居然一声声地叫起“李老师李老师”来，她倒是一如既往地呼我“小周小周”，热乎乎、真切切地叫。
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有限的几年同处一所学校，我和李老师之间其实根本没发生过什么让人难忘的事儿，但我会追问自己：为什么对李老师念念不忘，印象如此之深？想必，没有什么的背后一定有过什么。
刚入职的时候，我和很多年轻老师一样，除了火一般的热情，就是有大块时间。作为音乐老师的我，白天上课，放学时段还会和孩子腻在一起。第一年工作的9月份，校长就找我谈了一次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小周，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位专职音乐老师，每四年一届的校园文艺会演任务就交给你了。之前，学校没有专职音乐老师，每次会演我总要挨领导批评，实在有点吃不消。现在你来了，以后的演出任务就交给你了。”短短数语，满是期待。
那一年正好有汇演任务，9月开学，10月预赛，11月决赛，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我一个人也上了心思，构想节目、挑选苗子，录制音乐、节目排练，服装选购、赛前预演等所有前期工作，我都是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完成。最终，我带着两个节目（一个舞蹈类，一个歌舞类）第一次参加区域会演，并顺利通过预赛、进入决赛，最终收获舞蹈类“二等奖”和歌舞类“三等奖”。这个结果，一下提升了我们学校在整个区域文艺会演的知名度，我也对自己的节目辅导充满了信心。
这之后，正好李老师进入学校教导处工作。我现在回想，她应该还分管学校专业学科事务，所以我才有机会与她有工作上的交集。李老师对我的工作总是充满正面的肯定与鼓励，她说：“小周，音乐老师的工作非常辛苦，一是每周课务量比较繁重，要多保护自己的身子和嗓子。另外，跟孩子排练节目也很辛苦，尤其是有会演任务的时候，突击排练、强化训练是常事，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呢，就放心去做、大胆去做，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向校领导提出申请：能否给音乐老师额外增加一块关于兴趣班辅导训练的费用，也是对你工作的支持。”要知道，向来没有得到过领导如此关心的人一听到这些话时，是会暖到流泪的。
我当时的感觉是，有些领导就是某个职位上多了一个专项治理的官员，看似亲密一家，实则隔着“千山万水”；而有些领导是在老师与所谓的上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使得教师个体对学校生活有了一种深深的认同与信赖，教师也对自己的日后工作充满了期许与信心。果然，在李老师的积极申请与提议下，学校对专业学科老师的辅导、训练，包括带孩子外出演出比赛之类，都有越来越规范的操作与奖励。我原本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从踏上岗位之初，就对领导比较疏远，心里或多或少还存有害怕，但在与李老师交往后，某种程度消解了我一部分的恐惧。
后来，李老师去枫桥实验小学工作后，我听到一些老师说特别感激李老师，说她会辅导青年教师论文写作，有时会不厌其烦地帮助老师修改文章，直到看到其文章获奖或发表。当时，我也在教科室，我突然意识到：有些岗位职责是文字写出来的，有些职责是无法用文字写出来的。比如：如何帮助一个老师获得写作自信与写作热情？一些更深层的关切、帮助与影响，大概就建立在人与人的真诚相处之上。
记得有一次李老师来我们学校，大家好久未见，便在办公室嘻嘻哈哈老朋友似的聊着天。有一刻，她突然停下来，非常严肃认真地问我：“小周，你进了教科室之后，感觉自己和以前一样吗？”因为问题来得太快，我不假思索地说到：“感觉没变化，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她紧绷的脸一下恢复了之前的松弛与愉悦，继续笑着对我说：“真好，一样就对了。”
这句“一样就对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就是李老师对我的职业忠告：无论如何，记得守住自己最初的样子。不因外在的变化，而使自己失去了最本真的那一部分美好。当然，现在的我也无心再去求证那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无论我做什么，总有人惦记着我。我的心里，深深感激着。
退休之后，李老师似乎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她曾跟我说，发挥自己余热，帮助好朋友一起管理着一所规模不大的幼儿园。你看，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哈，其实我更愿意相信：这些巧合，纯属偶然。一切过往皆流水，本是女子心如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