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一辈子平淡而艰难。

姥姥姥爷走的早，母亲几乎是舅舅和舅母拉扯大的。从小母亲就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舅舅五子一女，母亲很小就领着它的几个侄女去割草、下地干活。舅舅多病，舅母裹足，重担就压在了母亲身上。母亲也裹过足，后来放了。当时姥姥、舅母都不同意放，但母亲要劳动，就担着嫁不出去的风险给放了。我看过母亲的脚，小趾骨已经断了，小趾成了脚底的一部分——听母亲说，要裹到五个趾骨全断了才行呢。母亲因此穿不了皮鞋，只有穿自己的布鞋才合适。

母亲的婚事是包办的。当时父亲在外地上学，暑假也不回来。爷爷慌称有病把他叫了回来，第二天就登记。父亲结婚不久就返校了，以后每年回来两三次。由于见面次数少，有一次回来路上两个人碰上了竟不认识——据父亲说，当时一下车看见一个妇女扛着一袋面在前面走，还赞叹这家人有福气，女人这么能干；到了家才知道是自己的妻子。后来父亲调到了城里，回家的次数才多了些。

那时我们家是个典型的农村老式家庭，一切听爷爷的。父亲有一兄一姊，因此母亲没什么地位。大伯和姑姑对母亲都不太好，但母亲孝敬公婆，爷爷和奶奶都知道母亲的好处。家里那时没什么劳力——大伯是大队干部，不下地的；伯母也是小脚，再说大伯也不让她干；大伯的几个儿子都还小——于是又是母亲挑起了重担。六零年困难时期，母亲受了大罪。家里极少的粮食要给爷爷吃，奶奶和大伯也能吃一点，到母亲这里就只有稀汤了。可母亲还要干农活。有一次实在吃不消了，母亲和大队的几个人一起去偷了点红薯叶子吃——这是公家的，结果这件事被大伯知道了，就向大队告发，幸好有个大队干部看不过去，给遮过去了。母亲向来忘不了别人的好处，现在还时常唠叨那人的好儿。后来日子略好些了，有一次大队的面条随便吃，母亲一气吃了五六碗，奶奶在一旁直抹眼泪。

后来爷爷去世，母亲就更苦了。大伯吵着要分家，因奶奶不同意才作罢。大伯把好吃的全拿到自己的房里，他们能吃饺子，母亲只能吃红薯面糊糊。为了养活奶奶和自己的子女，母亲没日没夜地干。夜里织布纺线，白天下地挣“工分”。母亲的织布手艺是极好的，一家人的衣服都靠她自己织、自己做，有时也送街坊邻居一些——现在回老家，还有老街坊拉着我夸我母亲的手巧。

生我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全是女孩儿。总是在生产的前一天她还干着活儿，奶奶总是拄着拐杖喊让她歇着。后来最大的两个女儿同时有病，没那么多钱，略小的一个就给耽搁了，没能治过来。大姐的命虽保住了，可留下了后遗症，至今说话含糊不清。母亲觉得对不起孩子，对大姐极呵护；对那个夭折的姐姐，只听她提过两次，每次都抹眼泪。

大伯见母亲生不下儿子,就骂她“绝户头”。母亲背着人哭了几回。怀我的时候，奶奶请人算卦，说又是女儿。奶奶背地里哭了一回，没敢告诉母亲，请人把父亲叫了回来——我们几个姐弟中，唯有我出生时父亲在母亲身边。后来听到是男孩时，奶奶跪在地上向老天爷磕了好几个头呢。

听母亲和几个老街坊说，奶奶最疼我。隔壁是一所中学，操场就在我家门口，奶奶天天推着我到操场上晒太阳——这是我大伯几个儿子都未享受过的待遇——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奶奶是在我的小摇车旁边倒下的，临走时还念叨着我的小名。我非长孙，大伯有六个儿子呢，奶奶照理不应如此疼我，邻居们都说全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

奶奶去世后，家里的境况略好了些。父亲每月寄工资来，母亲自己也能劳动，日子还说的过去。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们接进了城里。父亲常年忙着在外工作，家里的事情全靠母亲一人。母亲没有文化，为了让一家人的日子更好一点，她什么都愿意干。整整二十年，母亲的工作从没有固定过。

刚进城的时候，母亲在父亲所在工厂的幼儿园里当阿姨，算是临时工；但只过了两年，工厂裁减人员时她就被裁下来了。她摆过烟酒摊，天不亮就出去，黑透了才回家；也帮人卖过东西，一天要步行二三十里地。后来父亲所在工厂里需要一个打扫厕所的，母亲让父亲揽了来，每天早晚各去一次，白天还可以干点别的。为了节约点时间，她下决心学骑车。母亲要干的事，再难也要干好。五十多岁的人了，也不知摔了多少跤，硬是让她学会了。干了一年连扫厕所的活儿都不能干了，她又找到了加工的活儿。从此家里就成了作坊。糊火柴盒，钩围巾边儿，加工编织袋，这些“技术”连我都学会了，家里缝纫机用坏了好几台。就这样母亲把我们姐弟四个拉扯大。家里绝谈不上富裕，没有零花钱，可母亲决不让我们在外面比别人差一截。我们的衣服都够不上漂亮，但一定干干净净的。母亲总能既不多花钱又让我们过得舒服些。一次三姐买了一块街上的烤红薯，被母亲训斥了一顿，但此后我们经常中午一进家门就能闻到浓浓的红薯香气，母亲烤的红薯比街上卖的好吃多了。

母亲家教极严，我们有了错误是一定要斥责的，但决不动手打我们，除了打过我一次。母亲最疼我，姐姐们经常说母亲偏心，重男轻女；基本上我还算乖，姐姐们也都十分爱护我。母亲平时一句重话也不肯说我，但对我也最严，看我有错不改时，就硬起心肠打我。那是我上小学时，经常不写作业，暑假的作业直等到返校前一天才开始写。母亲见说了几次我都不听，就趁我不注意，把我关到一间屋子里，反插上，把我的手捆上，扔在床上用扫帚把儿打我的屁股——她怕打我别的地方会伤着我。门外姐姐们拍门拍得山响替我求情，我只是哭。母亲越打越伤心，最后也哭成一团。其实一直我的成绩也还算不错，其他方面也从不惹母亲生气；上了初中以后，母亲就很少训斥我，更没有打过我。

上了高中后，学校太远，家里有没有地方，我便开始住校，每周才回去一次。母亲有些不适应，常想我。有一次因为补课我周末没有回去，母亲就怎么也不放心，到我一个同学家让他捎个信让我回去了一趟。见了面她就骂我，说我忘了家，然后就忙着帮我整理东西，做好吃的。我高中毕业那年，她操碎了心。看我每天早出晚归十分辛苦，她恨不得替我去受累。高考分数下来，我的成绩还不错，母亲十分高兴，终于松了口气。可分数之外的特殊原因却使我意外落榜。看榜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半天没出来，母亲不知怎么办好，偷偷在另一间屋子里哭，埋怨自己没本事，不能挣大钱，孩子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考得那么好也上不了学。后来我复读，母亲更是没日没夜地拼命挣钱。可是工厂效益不好，连给人加工编织袋的工作都干不了了。母亲时常发愁到哪里找活儿干。一个邻居有一次吃了母亲做的麻叶（我们当地的一种油炸面食小吃。含芝麻，味似麻花，状似叶子，故名），赞不绝口，说如果去卖一定不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母亲决定试试。第一天赚了五六块钱，母亲很高兴。可我们都不同意她干，因为太累，和几十斤面下来，胳膊都肿了。母亲不听，就这么干了下去。清晨四五点钟就要出门去卖，有时候为了抢早市上的摊位三点就要起来；上午回来和面、炸好，下午再去卖，直到天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母亲就这样干了四年，供我上完了大学。

母亲节省了一辈子，刚进城时家里炒菜用筷子在油瓶里蘸一下然后在菜锅里搅一下就算是加油了。但我上大学时，母亲从来都是嘱咐我不要对吃太吝啬。每次我回去她都说我瘦了，有些自怨也有些自豪地说都是她教育得孩子们舍不得花钱。母亲总想我，天冷了怕我不加衣服，天热了又想着我满身大汗还要读书。有一次她告诉我每当她看见小孩子下雨时向家跑时，总想起我小时候碰上下雨淌得两腿都是泥哭丧着脸叫“妈妈”的情景，说得我鼻子酸酸的。

后来我工作了，家里的情况也好多了。在我们的坚持下，母亲终于能休息一下了。但她还是闲不住，隔三岔五的找点活儿干。母亲总有操不完的心。好不容易看几个姐姐都成了家有了孩子，我也有了稳定的工作，母亲又在发愁姐姐的下岗和我的婚事。

母亲老了，总想多看到我。由于在外地工作，母亲的生日我总赶不上。母亲六十大寿那年，姐姐写信告诉我母亲看着满堂儿孙十分高兴，只是想我。我流着泪，眼前似乎又看见离开家乡时，母亲在寒风中久久地站着，依稀在用围裙擦拭着眼角。

老杨注：本文是老杨1996年大学时的作品，后来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