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国际汉语教师，在匈牙利教汉语。

V小姐坐在三楼厕所旁的藤椅上，手里端着一本书，来回地翻着什么，一如往常。

直到我出现在楼梯口，她便起身，说一句：“你好！”，然后随我走进有指纹锁大门的教室里，指纹锁大门就在藤椅的旁边。

每当这个时候，也会有许多其他班级的学生“蹭”我的指纹溜进他们的教室去。

V小姐今年28岁，没有传统的匈牙利人面相，倒是有点像塞尔维亚人，留着乌黑干练的短发。在课堂上，我最“害怕”她，因为她总是质疑我的“权威”，总会冷不丁地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稍不留神就会被她问倒，直勾勾地站在前面好不尴尬。我也最“喜欢”她，她是和我课下交流最多的学生，总能够给我出一些上课的鬼点子。对了，她还在读书，读的是中医，上节课她还拿了一瓶“六味地黄丸”来给我看。

她说她想要一个中文名，我说我上网查查吧，结果发现有一外国人中文名叫......一个二.....一个二，我想要不给她叫仨带俩算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还是给她起了一个如北上广写字楼里Tina、Melinda一般洋气的中文名的。她曾经有一个星期六半夜11点多发来消息说叫我去喝酒，死皮赖脸的，估计是喝多了。

我当然没有去。

A先生是我们班唯一一个“男生”。其实原本还有一个的，很年轻，那个男生在学习量词“只”时，我让他读句子：“五只狗”，结果他发音不准，听起来特别像“我是狗”，全班哄堂大笑，他自己也自嘲般地笑了起来，虽然我马上向大家解释了汉语如果发音不准确会造成一些误会，但之后他断断续续来过几次之后就没有再来过，对于这件事，我现在还是有一点心怀愧疚的。从此，我们班就只剩下了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A先生，42岁了。从外貌衣着上判断，他穿着蓝色条纹的看起来很考究的衬衫，Made in Italy的公文包规矩的放在左手旁的空桌子上，Iphone6s也明晃晃的放在眼前，搞得我总是拿他的手机举例。有时候我会不经意地瞄到他手机上来电、短信的指示灯，但他也不接，很礼貌地扫了一眼然后把手机快速地扣了过去。总之，一切都很配他那有胡茬的脸和微微发福的身材。其实再来一支万宝龙就更完美了。

我问他：“你在哪儿工作？”，他说在一个通讯公司。

所以我猜他至少是公司里总监级别的吧，果然在我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老板的时候，他答道：“Kind of”，声音深沉而富有力量，一看就是一个靠得住的大哥。他说他曾经去中国工作过两年，在珠海，我说大哥那里讲粤语啊，粤语“九声六调”哇，你们现在普通话二声、四声还发不明白呢。他表示回家继续努力。

还有一个姑娘小R，总喜欢坐在V小姐的旁边，之前我写过一篇案例说匈牙利的高中生打扮得很成熟，如果仅靠外貌判断是不足以判定年龄的。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刚开课的时候，我始终觉得她与V小姐应该年纪相当，没有28，26总有了吧，她俩还总坐一起，平时就是一对儿CP。后来私下里聊天，练习句型：“你多大了？”，她说：“我16岁了。”我嘴一歪，笑了，寻思说这外国大姐也愿意往年轻了说。

接着往下聊：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没有工作。我是学生。”

“你在哪里上学？”

“我在叉叉中学上学。”

我有点儿懵。谁能想到V小姐比她大了一轮。

这就是我们班几个比较活跃的学生，班级气氛非常好，碰到有意思的知识，大家总会毫无顾忌的哈哈大笑，遇到比较难的问题也会自己调侃，比如在他们感叹汉语量词之多时说我们应该在每个亲属称谓前都加上不同的量词。当然，为了教学我也会自己调侃自己，像讲到“帅”这个词，我说你们看我的脸，我的脸上就有一个大写的“帅”，果然，他们哈哈大笑着记住了这个词。

教室的后墙上挂着一幅字——“异亩同颖”。从我来的时候就一直挂在那里，之前没有留意，直到学生问了我那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成语，我猜到了大概是求同存异的意思。回去之后又查了一下，没有发现词条，但也有一些收获。这是出处：

《史记·鲁周公世家》：“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之成王。”

“异亩同颖”字面义应该就是“二茎共生一穗”。

相同的成语放在不同的环境里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效果，我想“异亩同颖”挂在这里就是督促着、警醒着、启发着老师和学生，茎虽不同，但也可共生一穗，且这穗会生得更加饱满。

这是吉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