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申时行以状元身份开始了他的仕途，时年仅二十七岁。万历五年，受到张居正的器重，出任吏部右侍郎，并且进入内阁，接着进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历十一年，成为内阁首辅，接着就是九年的首辅生涯。

后世对申时行的评价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和事佬”，说他是一个首鼠两端，左右逢源，既无主见，也无能力，更无作为的人。他在皇上面前替百官周全，在百官面前替皇帝说话，到头来他离职之后，竟无一人说其好处，倒不如褒贬参半的张居正，主要有几件事：

皇储问题上，万历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了朱常洵，欲废长立少，但是不合乎封建礼法的，大臣怕万历真的走这步棋，遂推内阁首辅申时行为首，联名上疏，请立朱常洛为皇储。万历置之不理，申时行彻底明白了万历的心意，申时行既想讨好皇帝，赞同他废长立少，又怕此举得罪公卿大臣。想来想去，他决定采取首鼠两端的策略，在万历面前赞同废长立少；在群臣面前，则装作恪守礼法，反对废长立少。

万历十五年开始，万历渐渐废弃朝政，远离百官，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被百官给予最大的希望，去劝说万历临朝，可是申时行虽然预感到万历皇帝的退缩，但是却没有主动地向皇帝施压，也没有同百官向万历做抗争，强烈要求他不要放弃朝政。

万历十五年，京察之年，这本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宣称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诚意以及建立威望的时机。京察是张居正搞出来的制度，每六年一次，对全部京官进行考察。张居正凭借这个机会，罢免了大批的京官，安插了众多心腹，因此也得罪了朝野上下。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京察的结果，只有三十三个被罢免，而且没有一个是吏部，督察院和翰林院这些敏感机关的人。

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建州酋长正在开疆扩土，遂派兵征讨，却出师不利，遂却引起了朝野上下对巡抚和其部下参政的议论和争吵，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调停，他认为这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官的不和睦，建议皇上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得以为所欲为。这位酋长是谁呢？据当时人记录，他叫努尔哈赤，若干年后，他的庙号是清太祖。

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申时行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都是以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但并不能永远的弥患补阙，相反，有时候会造成严重后果，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与张居正

张居正可以说是明朝第一首辅，最出色的政治家，没有之一。它的历史标签是政治家、权谋家、天才、权臣、性情中人、心胸狭窄之人……他推行万历新政，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但他联合太监，然后毁书院、禁讲学、钳制舆论，以及不算良好的生活作风，几乎得罪了天下读书人，他过分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又被言官们所仇视，他为了推行万历改革，搞京察，在重要岗位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再次得罪了一大群官员。

然而，“以孤身拯救朱明将倾之广夏，以孤焰照亮王朝复苏之通途”，风雨飘摇中大明王朝，如果没有张居正这般雷厉风行，甚至不择手段，此时面对着内部腐败，北方蒙古，海上倭寇，民不聊生，即刻就将倾倒。要改革，就必须要破除旧制度，推行新政策，要推行，就必须要任用亲信的人，扫清障碍。救时宰相张居正，他一心想挽救大明王朝于狂澜，想彻底动摇整个腐败的官僚体系，然则他的雷厉风行的手段，却失掉了人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死后如山倒。

张居正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而申时行，却是另外一种政治家。和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实在是过于平静，以至于有点波澜不惊，他温文尔雅，诸事求和。张居正的矛盾斗争手段可以直接消除矛盾，使自己的改革措施得以推行，但它也使自己走上了擅权专政之路，最终身败名裂。 申时行采取的是温和的矛盾和解手段。隐藏矛盾，采取中立态度，从中斡旋，让“矛”与“盾”趋向和解，以此来消除矛盾。申时行的矛盾和解手段可使人间免遭许多血腥，但它只是表面上消解了矛盾，“矛”与“盾”都还存在，二者时刻都有剑拔弩张的可能。

张居正是变革现状的意识，申时行则只是在维系现状。但是最终他们的结果是相同的，都走向了失败，他们无法认识到本质的矛盾所在，无法理清本质的“矛”与“盾”，这是所有张居正与申时行这些身怀抱负的能臣之悲剧所在。

申时行与文官

科举制度造就了读书人，也使得文官自行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他们无一例外地熟读四书五经，奉为正宗，全盘接受，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们对仁义礼智信深信不疑，而且推己及人，理想的道德成为了约束别人和自己的标准。但是现实中，他们真的一个个是道德模范吗，不是的。比如按照他们自己口中的道德，做官就应该勤政廉洁，实际上呢，一部分官员觉得似合法又非法地取一部分额外灰色收入，一部分则搜刮自肥劣迹斑斑，还一部分清高自负，像海瑞一样，这三者的差别，就是文官中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申时行深刻地认识到了理想和事实的脱节，他把这些文官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把他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张居正的一个错误，就是他忽略了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甚至撇开文官集团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而申时行要做的事，就是调和阴阳。对于阳的一面，要鼓励，对于阴的一面，消除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各个官员背后的小秘密，私人派系，他深知人性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与其暴露各人的阴，不如提倡他们的阳。所以，他处处做和事佬，竭力避免皇帝与文官，文官与文官之间的纠纷。

申时行是这样一个主张“和”的位极人臣的臣子，算是成功地制衡了文官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在当时张居正事件后，也是当务之急的事情，这是他非常精明的一面，也是张居正所缺少的。但是也给人以软弱无能的印象。他在位的几年，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致命的朝廷动荡，是万历一直强调的“无为而治”。

申时行处世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毕竟唯有人和才能做事，也正是因为他这种类似润滑剂作用的人物的出现，才使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民生得以短暂的休养，才能期待以后的发展。然而，他只是调和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利用好这关系去做事情。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臣子，不能改变流民失所的状况，不能改变官僚贪污腐败的现状，其本身应该算是个失败的首辅。

申时行与万历

万历二年，10岁的朱翊钧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给了他的老师申时行，申时行感到了极大的荣幸，尽心尽力辅助皇帝。申时行与万历之间，是君臣，也是师生。

申时行是万历的首辅，就像是高级顾问，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联络员，他的办公地点是大明的神经中枢文渊阁，所做的事情，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万历的批准人事的任免，文渊阁公布原因的时候，总是以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益，因为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判是非的标准，即使有时候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申时行很清楚大明的矛盾，那就是皇帝与文官，皇权和礼教的不可调和。

多少年呢，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他的个人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也受制于延臣。但是皇帝并不是什么天之子，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被顶上了一个集体中最高统治者的帽子，这个集体中的其他人，都在用儒家思想，用传统道德来约束，绑架其他人，最高统治者高高在上，是被约束和绑架最深的人。他可以以最高的权威施加给任何人，生杀予夺，无限权力，但是他的一举一动也都在所有人眼中，会被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来赞扬，或者来批判。

万历慢慢地发现，做一个皇帝是多么的难，当他要册封他最喜欢女人的郑氏为皇贵妃，最喜欢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时，在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不合伦常之道。他慢慢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招到群臣反对，这类事如果搁在他爷爷嘉靖身上，那就直接在左顺门前将几百官员按翻了打屁股呗。如果是在他叔伯爷爷正德身上，就不管什么文臣言官，把这些都当耳旁风，嬉游玩乐，追求我的自由去吧，可是万历呢，他缺乏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乐趣，他选择了躲起来，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又无法明言，让他感到了孤独，对这生活产生了厌倦，从此端坐深宫，任你们闹去吧。

正德，嘉靖，万历，他们的性格都是环境赋予给他的，时光和制度又他塑造至此，这由不得他们。不管哪个皇帝的的选择，都是皇权和礼教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产物，不管是哪种结局，这种矛盾都只会越来越激化。要解决，只有让一方主动退让，比如他的曾叔祖父弘治就做出来榜样，弘治谦抑温和，听从文臣的摆布，文臣们称颂他是有道明君。

申时行作为离万历最近的人之一，深知万历的心思，他本应该以首辅的身份劝说万历，然后竭诚帮助年轻的万历治理国家，但是他却没有，他不愿意主动去打破现状。如果张居正的改革能和申时行的为人处世相结合，加以小皇帝的配合，万历年间，大明朝会向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但是无论如何，那只是个假如，事实却残酷。从万历开始，帝国还是衰退，势不可挡。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夜幕，灯下，申时行独自坐在窗前，他看着外面无尽漆黑的夜空，陷入了沉思，从我身边刚刚过去的那些人，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都是能臣，他们才华横溢，治国有方，可是结果呢，或许他们都错了，或许大明朝现在不需要这样的人。大明朝刚刚经历了一场变革，惊恐的气息还没有散去，大臣们一个个诚惶诚恐，皇上近日又无心朝政，我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

申时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天亮了，申时行缓步向文渊阁走去，开始了他第一天首辅的日子。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