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生于1939年12月,如果她早生5年,她可能会像大舅那样到大城市读书,成为知识分子;如果她晚生10年,她可能会像二舅三舅那样成为私营企业老板。可惜没有如果,我的母亲,地主家的二小姐,一辈子是个农民。
外公家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不仅有水田几十亩,还有一条机泵船,那是方圆几公里之内唯一的机泵船,既可以抽水灌溉,又可以冲水航行。我的母亲排行老三,老大是哥哥,老二是姐姐。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农村的教育非常落后,虽然有了新式的学堂,但规模很小,学费也高,大多数人家的男孩子都读不起书,更别说是女孩。外公是开明人士,他主张女孩子也应该去读书,母亲九岁时去钟溪学校读书。
母亲十一岁那年,她的娘突然亡故,不久,有钱的外公就娶了一个十九岁姑娘,成了她的后娘。那位后娘是个文盲,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人,会做女红就够了,让母亲姐妹三个辍学回家,学着缝衣、绣花、扎鞋底,织毛衣。大姨不服气,天天和她吵架, 外公为了息事宁人,考虑到大舅已经在金陵大学读书,就把大姨送到金陵女子中学去读书,让他俩相互照顾。他又说服老婆,让母亲和二姨读完高小。
1953年,母亲高小毕业,那时外公已被评为地主,家产没了,外公外婆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外婆生下的弟弟妹妹需要有人照顾,外公要求母亲辍学回家干活。母亲觉得哥哥姐姐可以去南京读书,轮到她就不可以,这不公平,和外公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步行十八里路到了镇上,准备搭便车去南京找哥哥姐姐。身上没钱,请求好心人帮她买车票,没人搭理。站在马路上,想拦辆顺风车,从早到晚没拦到一辆。眼看天要黑了,站了一天的她又饥又渴,准备在候车室过夜,工作人员下班赶她走,她赖在凳子上,伤心得放声大哭。
外公下地干活了,吃午饭时没看到母亲,觉得女儿气性太大,冷落一下也好,外婆要去找她吃饭,被外公阻止了。到了黄昏放工回家,还是不见她的踪影,起初还未在意,听到几个孩子说一天都要没看到姐姐,就有些着急,和外婆俩人分头去村上打听,人们都说没看见;去河边、塘边、草堆边、弄堂里寻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不见她。这下子是真焦急了,外婆埋怨外公,“早就应该不让她念书,如今脾气那么大,都是你平时惯的。”外公本就窝了一肚子火,外婆的抱怨仿佛是炮仗的引信,当时就炸了,一巴掌扇了过去,夫妻俩婚后第一次打了起来。大的喊、小的哭,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大队的农技员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接到镇上的电话,小华在镇上汽车站,让家长赶快去接。外公心急火燎地赶到车站,举起右手准备狠狠地教训一下母亲,看到母亲挂着泪痕、万分委屈的双眼,最终只是走过去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拍了拍她的背,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果塞到她手里,然后叹了口气说:“小华,回家吧!”
二
一家女儿百家求,可是家庭成份高的女儿却无人要。母亲在二十四岁那年,同村的姑娘差不多都有了对象,而她却无人牵线,外公心里着急,拜托弟媳做媒。外叔婆的娘家在白家荡,了解到村上的胥寡妇家有个适龄的小伙子,经牵线,双方父母都同意了,但母亲坚持要自己相亲,不然宁愿不嫁。外叔婆说:“哪有姑娘亲自去看人家的,也不怕被村里人笑话。”外公知道她个性倔强,拗不过她,就说:“要去你自己一个人去,没人有闲功夫带你去。”
母亲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一个人去白家荡打听男方的情况。那是初春时节,麦苗已经返青,杨柳正在吐芽,她穿着花棉袄走在田埂上,两条乌黑的辫子前后跳跃,正在田里干活的农人,看到陌生的姑娘走来,纷纷抬头观望。她感到有点窘,低头快步走过田野。到了白家荡村口的小桥边,停住脚步,开始打量这个村庄。绿树掩荫下的粉墙黛瓦,成片的晒场由青砖铺就,一条小河碧波荡漾,河埠上有几个老妇人正在淘米洗菜。
她正想着该如何打听,只见一位上身穿着蓝色土布夹袄,下身着同色棉裤,手上挎着篮子,裹了一双小脚的老妇人向小桥走来。母亲微笑着上前问:“阿姨,我想问一下,白狗大家是哪一家?”那老妇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母亲说:“姑娘,你从哪儿来?”“我是庄前村的,来认认白狗大家的门。”“哦!你是小华,我是狗大的妈,我带你去家里喝口茶,狗大他去地里施肥了,我叫人去喊他回家。”
母亲跟着奶奶回家喝茶,让村里的小孩子去地里喊父亲回家,父亲急冲冲走到家门口,看到家里坐着一个姑娘,吓得不敢跨门槛,搓着手、红着脸、低着头,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母亲坐在门里面大大方方地仔细端详他,一米八0以上的高个子,结实匀称的身材,上身穿着青色的土布罩衫,肩膀、手肘处都打着布丁,一条洗得发白的裤子也是布丁加布丁,还挽着裤脚,一双草鞋上还沾着猪粪, 站在那里木呐、害羞得像个姑娘。看到他的窘相,母亲差点笑出来。就只一面一眼,母亲认定,这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
三
母亲从小能说会道,在后娘的不公待遇下,学会了察言观色,争强好胜的个性,使她成为种田的能手,插秧、割稻、锄地、开沟等农活干起来不输男人。嫁到白家后不久,就赢得了村里姑娘媳妇们的好感,她们有委屈喜欢找她倾诉,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夫妻吵架等,她总能想出办法化解和调解。由于家务活奶奶操持,她歇工后喜欢纳着鞋底走东家串西家,一边聊着家闲家事,一边把棉线拉得呼呼响,村子里一些大人小孩都穿过她纳过的布鞋底。在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她却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尊重和好评。大队成立副业组,她被村民推荐去大队养蚕,又因为有文化,又被大队选去蚕种场学习养蚕,成为养蚕能手,这为她后来的发家致富带来了便利。
七十年代的农村普遍比较贫穷,父亲每月只有28元钱的工资,需交给生产队5元作为村积累,母亲一个人的工分,不够全家消费的粮草,年终分配别人家能进钱,我家超支需交钱。母亲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搓草绳、打草包、织芦簾,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晚上点着油灯干到半夜。我那时读小学,放学后去割草喂猪、羊、兔,吃完晚饭搓稻草绳,嫩嫩的小手搓得红红的,磨出血口子,她没有表现出一点心疼,而是在搓绳时唱戏给我们听,她会唱整段的锡剧《双推磨》《珍珠塔》,越剧《碧玉簪》《红楼梦》,声音糯糯的、略带沙哑,非常好听,至今我喜欢听锡剧越剧黄梅戏,和母亲的唱戏分不开。
自母亲去大队养蚕后,我家的副业就变成了织蚕网,蚕网的使用量比较大,每年都会淘汰旧网,添置新网。这种绳网没有制成品,通常都是各蚕室自制。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在蚕种场培训期间,就和各大队蚕室负责人推销我家的蚕网,她口才好,人缘好,产品又价廉物美,获得了不少订单。为了避免村民羡慕妒忌恨,我们织成的网都藏在楼上,趁村里的大人都下田之后,从西侧门搬到系在大杨树下的小船上,母亲独自摇着船运出去。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