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月中开始,突然感觉到腹部和直肠又有隐隐的坠痛,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因为这坠痛,和上两次病发的征兆一模一样。
2020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一月初手术,病休了一个多月后重新回去上班,也正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之时。挤地铁上下班,车厢里人肩并肩,几乎面对面,学校里更是人群密集,天天提心吊胆。三月中疫情愈发严重,纽约市公校终于关门,于是开始居家工作,远程教学。
居家工作虽然远离了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但从零开始适应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并不是想象中的容易。先不说掌握和适应新技术的困难和挑战,由平时面对面上课改为隔着屏幕上课,有些懒散的学生隔着网络和老师捉迷藏:来点名报到,但不好好上课,勉强上了课但又不交作业,有些学生甚至就像断线的风筝,完全失踪了,找都找不回来。必须频繁地打电话、发电邮和学生、家长沟通。刚开始网课的头两个星期,人好像被电脑绑架了一样,一坐在电脑前就大半天,好多老师都说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都比正常上课时还重还长。特别是我两个孩子年纪还小,一个二读年级,一个读学前班,都还不能独立完成网课,我在忙自己的工作照顾学生的同时,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辅导他们的学习,还得应付一日三餐,真是分身乏术,筋疲力竭。我当时不觉得这样的改变是一种负担,但对于大病初愈的我来讲,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轮紧张的工作后,我盼望能好好休息一下的七天春假,被州长一声令下改为只剩两天,市长连那两天也取消了。春假老师必须正常上课,目的是避免学生放假出门乱跑,让肺炎疫情传播得更失控。州长市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们也许就是玩政治游戏较量自己的权力,根本没考虑到疫情网课期间老师也会身心疲惫,需要休息充电。
加上疫情期间满天飘的负面新闻信息,朋友感染新冠,文友车祸意外离世,我教过的一个学生跳楼自杀,所有种种,都是无形中的压抑和焦虑,让人神经紧绷、情绪低落。居家网课,表面上好像是风平浪静,相对安全,但其实是暗流涌动,险象丛生,人很容易被伤到。
赶紧联系了医生,安排做检查。幸好四月末肺炎疫情开始有减缓之势,不然非新冠肺炎病人可能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和做检查的机会。三月末我本来有一个要去医院做的骨密度检查,因为疫情开始严重,都被医院取消了。那时我还问我的主诊医生下一步治疗是什么,医生说“现在最好不要来看病”,让我先吃着药控制肿瘤,观察三个月再去见她。谁知两个月不到,病情就恶化了。
检查结果出来了,肿瘤果然复发了,由原来已经缩小到五公分,竟又增大到十几公分。肿瘤严重压迫到其他器官,疼痛易发加重,让我坐卧难安,吃了高效止痛药才勉强可以入睡。我虽然尽量乐观面对,但当疼痛难忍,都无法正常大小便时,实在难做到坦然。
去见主诊医生,因为是在疫情期间,一切措施与以往不同。在楼下被前台工作人员拦住,询问清楚是否有咳嗽发烧等新冠肺炎症状,是否家里有新冠病人,是否和新冠肺炎感染者接触过等,又被测量过体温,确保安全,才被放行。上电梯也有专人安排,一人进一部电梯。医生诊所里,接待台前六英尺处,画着一双脚印,那是我应该站立的地方,保持社交距离。一些沙发座位上,放着大大的标示“请不要坐在这里”,避免人坐得太近。但根本不会有人坐得那么近,以往坐满病人的癌症中心候诊大厅,在非常时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见完医生,下楼汇合老公,他不允许像往常一样陪我上楼去见医生,只能在门外等我。在回家的车上,我告诉了老公医生说的新的手术方案,要切除直肠和膀胱,才可以把肿瘤完全清除。老公什么都没说,他能说什么安慰我呢?方案太出乎意料之外了。我说,没有选择,只要能保命,什么手术我都愿意做。车子继续向前开,继续沉默,然后我看到我的男人,在无声地哭,眼泪流下来,他用手拭抹,还是止不住。
发电邮向校长请假停工时,两位校长都非常理解,“不用担心工作,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 疫情期间请假不能像平时一样请一个代课老师来接替我,需要校长重新安排学校现有的老师来兼顾我的工作,会牵动很多人员。并且两位校长主动提出,要给我捐赠病假天数,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年内做了两次手术,已经请过两次将近两个月的病假,病假天数剩下不多了。校长还说,他可以发动全校教职员工给我捐献病假天数。病假天数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大家平时像存钱似的存着,以备不时之需,我真的没想过向其他老师借。一位已经转校工作的旧同事也主动说:“你需要好好休息,应该请假到学期末,我很愿意给你病假天数。”我只在微信看到有人发起众筹,呼吁人捐钱帮助人看病,万万想不到有人要为我众筹病假天数让我好好看病休养,我非常感动。家人朋友知道我病复发后,天天打电话发微信来询问病情,和我谈心,开导我要乐观面对,有朋友给我介绍靠谱的中医,有朋友给我介绍帮助化解肿瘤的食疗。所有这些关心、打气、帮助,让我在最无助时有了安慰,有了力量,我心存感恩。
小孩也变得懂事了,由原来网课刚开始时我要坐在旁边陪着,辅导她才可以把全部功课做完。我病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女儿自己上网,自己完成功课,自己拍照上交作业。一场病,让我不得不放低一些责任,也让女儿更加懂事,变得更独立和负责任。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医生说原本我患的肿瘤是没得做放疗化疗的,但因为肿瘤出乎意料地生长迅速,可能肿瘤细胞会对放疗化疗有反应,让我先试着做放疗。如果放疗有效,让肿瘤缩小,那手术有可能不需要切除直肠和膀胱,“几率比较小。”严谨的医生强调说。但几率再小,一丝丝希望也是希望呀!
放疗一个星期做五天,要连做四个星期。疫情还在蔓延,每天进出医院,要做足防护措施,既担心病情继续恶化,又担心感染新冠,双重的忧虑,双重的小心翼翼。疫情还没过去,纽约的游行示威更演变成暴乱,打砸烧抢。老公每天开车来往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送我去医院做放疗,不安全又加多一重。想到自己一年内经历两次手术,现在又做放疗,可能还要做多一次手术,住院和休养期间,我就只是躺在床上,专心养病,相对容易点,是我的老公在承担一切,他更不容易。我的眼泪流下来,我握住他的手,说对不起。老公握住我的手,坚定地说:“We will get through these together.”
幸好放疗本身不是想象中的可怕。躺上放疗仪器那个平台,护士态度温和友善,帮我盖上从烘热机拿出来的暖毯,连搁脚的泡沫模子都是量身定做的,十分舒适。天花板上是大型的花卉绘画,治愈感的蓝紫色,悦目,耳边是轻柔的音乐,悦耳,让我无比放松。一刹那间,让我误觉我不是在医院做放疗,而是在美容院做美容保养,可惜时间太短,只有十几分钟就完事了。虽然放疗无可避免带来一些副作用,让我疲惫无比,但适应了之后,原有的疼痛越来越减少了,应该是肿瘤缩小了,我感觉一切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2020年是何等艰难的一年,但我没有灰心,心中仍然充满希望:疫情会过去的,病毒会消失的,纽约市会重新变得安全,美国会变得更好,我的病也会被治愈的。在做完放疗回家的路上,我们的车子慢慢驶过一个桥洞,一时的黑暗没有了,阳光重新照耀下来,一片灿烂。我记起老公说的,get through, 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