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我周围人疯狂推荐的爆款电影，看过的朋友几乎一致给出了“好看”的评价。

说来惭愧，直到2022年春节岁首，我才在满目琳琅的片荒中，意识到应该认真观看下这部影片。

故事以钢厂工人陈桂林为主要角色，讲述了他在工厂破产下岗后，又面临妻子提出离婚的遭遇；剧情主线推进围绕陈桂林与妻子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展开；影片的“麦格芬”，即文本叙事核心是作为父亲的他想要千方百计弄到一架留住孩子的钢琴。

为了这个目标，陈桂林经历了从借钱买琴到约人偷琴再至组队造琴。在此过程中，陈桂林和同事朋友的友情，和亲人爱人的亲情，以及对从前生活的印记与现实生活的困境，都一点一滴通过影像画面跃然于屏幕。

一个时代远去，旧秩序解体的阵痛和新秩序确立的重建；一个阶级群体的命运沉浮，通过刻画其中一部分个体群像被以点带面地展现出来，构成一幅记录历史变迁的“浮世绘”。

荒诞不经，旧时代远行前悲情的低吟浅唱

从总体风格来看，这是一部以荒诞主义艺术手法，展示现实题材的影片。轻松诙谐的对白，营造出一群小人物的喜乐悲伤。而嵌置于时代背景之下的集体情绪，又透着一个阶级必须转型的悲壮，和对昔日荣耀的不舍留恋。

陈桂林用木板给女儿制作了一副模拟钢琴键盘。当孩子质疑键盘无法发声时，他用贝多芬耳聋的特例教育女儿：只要心中有音乐，就能聆听到声音的存在。而此时的背景音乐，恰恰是贝多芬的名曲《致爱丽丝》。

面对女儿的诘问，陈桂林因为经济拮据导致父亲尊严的沦丧。而这又正是当时因国企改革，逐渐丧失“主人翁”地位的大量下岗产业工人的常态。

瞬间，身份感模糊的酸楚和家庭地位动摇的失落，一种复杂而难以言表的情绪溢满屏幕。

为了解决钢琴问题，陈桂林最初的想法是借钱买一架。然而，彼时借钱在他所处的下岗工人群体，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逾矩的行为禁忌。

他去找同事、找朋友、找亲戚，大家要么不接这个话题，要么用为难的表情沉默以对。更夸张的，是被逼得爬上水塔的胖头，他告诉陈桂林为了回避陈桂林借钱，已经得知风声的王抗美竟然举家躲到了乡下。

这一组镜头夸张得近乎扭曲，人物在构图中的站位，一个俯视、一个仰视，显得滑稽且无奈。曾经互帮互助的工人阶级兄弟，感情何以淡漠至斯？

事实上，他们只是因为原有生产体系的重大调整，陷入到经济收入萎缩的困境。从后来的故事情节来看，他们之间的阶级感情依然深厚，团结友爱互助的力量仅仅是暂时尘封。

整部电影始终用一种荒诞的艺术风格，书写着另一个时代来临前，那些被推涌在沙滩上的前浪的悲情。

陈桂林哥几个跑到学校偷钢琴，被保安扭送到公安机关。他们在那里见到了一架崭新的钢琴。此时，铸刻在工人阶级血脉中的娴熟技艺被无意间唤醒。

通过观察，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工种分析着钢琴的材质、工艺和制造。这是一种几乎本能的反应，这些人一旦重新回到熟悉的领域，他们身上被掩盖的光芒，必将会重新绽放。

于是，陈桂林决定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凭借大伙儿出众的技术工艺，手工打造一架钢琴。这是大集体模式生产时代行将远去的一次回光返照，是为工人自身存在价值的证明，也是和那个旧秩序的告别。

丰富的符号表征，隐喻着小人物的顺应与反抗、痛苦与挣扎

在《钢的琴》这部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符号表征。这些极富内涵的镜头语言，或暗示人物内心，或挑明时代背景。总之，它们的存在延展了影片文本的解读空间，也突出了导演张猛作者性创作的个性特征。

通观全片，“烟囱”即为一处最鲜明的符号表征。在片头打出后紧接着的第一个章节，陈桂林组织的小乐队，正有偿为一位老人离世的白事提供服务。

这是一组荒诞且有着鲜明对位关系的镜头。老人灵棚设在工厂废弃的围墙边，身后是两座巨大的工业排废烟囱。吊诡的是，画面定格瞬间，这两座烟囱又宛如两根巨大的蜡烛。这诡异的场景，更为“逝去”这个主题增添几分哀悼的况味。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影片即将结束时，尽管很多职工奔走呼吁，但烟囱还是用爆破的方式被拆除，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彼时，百十位职工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地看着烟囱倒塌。

对于产业工人而言，“烟囱”无疑是绝对意义上的精神图腾。烟囱被拔除，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宣告。而那个时代，包含着他们和他们的父辈、祖辈...所有亲朋好友的青春、智慧、血汗，乃至生命的付出。

然而，他们又无能为力。为了保住烟囱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搞出数套看似荒唐的保存方案，企图通过使烟囱增值而得以保留。所以一切看似笨拙的努力，都不过是他们想为那些曾经的辉煌留下些许念想。他们忧心忡忡的，是曾经数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成绩，最终变成模糊甚至是苍白的记忆。

还有那些被锁在废弃的车间，却仍然能够正常运转的车床、高炉、吊车...它们和陈桂林们一样，都是久经考验却失去战场的战士。看着一台台锈迹斑斑的机器，观照的正是如二姐夫那样，虽有一身技艺却没有用武之地的工人群体。

正如淑娴淘气的将《三套车》换成《步步高》，这预示着新时代的步伐来得太快。当历史做出抉择时，总有一些事物和一些群体，会以某种痛苦甚至是悲壮的方式淡出舞台。无论身处其中的人们如何抗争、挽留亦或不舍，它们都不会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下，多做片刻停留。

披着喜剧外衣的硬核悲剧，在于逝去的终究不可追，致敬的还是要退场

无论是剧本对时代命题的节选，还是对群体情绪的表达，《钢的琴》这部电影的观察视角都极为精准。很多时候，在时代主题切换的大背景下，平凡的个体所能做的，只能是顺应这种变化，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叹息和惋惜，终究都没有意义。

正如陈桂林女儿小元说的那样，“你们谁能给我买钢琴，我就跟谁走。”作为争夺的焦点，小元自己并不理解下岗的父亲和下海的母亲，实际上已经分属不同的两个阶层。她也没有意识到，父亲为了留住她，付出了多少努力。

在这个问题上，同为女人的淑娴给出了先知式的预判：陈桂林，你就是造出钢琴，小元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生活！

醒悟到这一点后，陈桂林提出放弃制造钢琴，并一改从前坚决的态度，同时放弃了对小元抚养权的主张。此刻他内心无比清楚，前妻所处的群体或许正是下一个时代主流的价值取向。

将女儿交给前妻，一切释然后，陈桂林又决定继续制造钢琴。此时，造钢琴的目的已经从争夺小元，更迭为一个男人的自我正名。那些团结在陈桂林周围的小伙伴们，也都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群体昔日的荣耀而正名。

有时，放弃并不意味着失去，只不过是另一段寻觅的起始。在此语境下，所有参与造琴的工友们焕发出新的生机。他们行为的指向性，从帮助朋友转向证明自己。

但对于陈桂林而言，当前妻开着宝马车载着女儿来看他造好的钢琴时，他的内心仍旧无比复杂。在下岗后的人生中，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婚姻、失去了抚养女儿的机会、失去了老父亲。当他提出要跟淑贤结婚的愿望后，回应他的，也只是后者无声的沉默。

在婚姻面前，或许他没能尽到丈夫的责任；在亲人面前，或许他无法回馈他们更多；在爱人面前，或许他无法给予任何承诺。但能否用“失败”亦或“悲惨”评价他的一生？

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陈桂林们的是否功过，自有历史去评说。

作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尽管《钢的琴》已经上映了11年，完全称得上一部“老片”。但其反映的深刻主题，仍然对人们当下的生活具有某种其实意义。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面前，所谓“铁饭碗”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伪命题。“铁饭碗”的特征，即系统内部的稳定与可靠性，反复被历史证实，它仅仅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有效。这种相对稳定的弊端，是让身处其中的人们逐渐丧失对外部世界变化的感知，即人们常说的“温水煮青蛙”。

一旦失去了稳定体系的依托，处于其中的每个人总会从原有还不错的生活状态，变得无比艰难。而更为逼仄的是，当他们再想借助自己的力量改变愁苦的生存困境时，却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出走江湖的勇气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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