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正处于一个信息娱乐化的时代：手机、电脑、电视，无时无刻、处心积虑地吸引我们的注意。早在30多年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就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对电视机统治下的美国表达了反思与忧虑。

这样的考量在当下自媒体时代依然有价值：人们是否会用笑声代替思考？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为什么不再思考？

01.

人类将娱乐至——死？

▲看电视的无头人来源：《娱乐至死》封面，中信出版社

这幅漫画画了一家四口看电视的情形。有意思的是，电视机前的这些人都没有头。正像五月天的歌《离开地球表面》面唱的：「丢掉了大脑」。

很显然，漫画的意思是：人在电视机前丧失了自己的思考力。

这也是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的封面图。他将自己对此问题的思考写入书中：电视这种媒介会使人们逐渐被娱乐俘虏。

在他看来，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传播的手段，还代表一种「隐喻」。媒介能暗示、指代信息表象后更为丰富的意涵。

比如，钟表除了传递时间，还能寓意守时，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摆脱观察日出日落来判断时间，也就代表着对于自然权威的破除。正因为媒介的「隐喻」特性，所以它能影响社会文化以及思维方式。因此，媒介也是一种「认识论」，影响着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

▲书名《娱乐至死》作者：[美]尼尔·波兹曼译者：章艳出版社：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

波兹曼在书中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电视具有娱乐性的事实，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事实上，80年代的美国电视业已经相当繁荣，年出口电视节目已达10～20万小时，每晚观看电视的美国人达9000万。

当时，社会公共领域都在转变自己的话语方式来适应电视这一媒介。面对这一现实，波兹曼激愤地说道：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所批判的现象，早在1948年已经由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理论化了。

两人在合著的《传播研究》一书中提出了「麻醉理论」，即指大众传媒会对人产生消极影响，使人们沉溺于大量的信息中而失去行动力。

更形象的比喻就是：人们会变成「沙发土豆」（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形容整天窝在沙发看电视的人来源：New Castle News

波兹曼并未从理论的角度来全面地思考人与传媒的关系，未能在深度上更进一步，因此他在批判现实之时不免显得片面而且偏激。

书中，波兹曼借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预言来向人们敲响警钟：我们将毁于所热爱的事物。

娱乐是有害的吗？人类真的会因为新的传媒方式而走向堕落？

02.

娱乐，致死吗？

在波兹曼看来，「娱乐」的介入，导致公共领域应有的严肃和理性受到了损害。

但在人类历史上，「娱乐」就真的与政治、宗教、教育真的格格不入吗？

在古罗马时期，诗人昆图拉斯·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便在《诗艺》中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观念：文学既要对读者有所教义，同时也要使人获得愉悦。

在欧洲中世纪，宣扬教义的宗教剧曾是剧坛主流。宋代的中国，佛教中目连救母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据说曾有连演七天的壮观场面。。

政治方面，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en）和麦克·古雷维奇（Michael Gurevitch）的《大众传媒与社会》书中说：

「媒介中的虚构作品提供了认知现实的图谱……媒介娱乐节目与社会价值观、身份认同的争论是紧密相关的……媒介娱乐内容也是某些『政治』议题的辩论载体……」

许多电视剧和电影的故事情节就包含了政治讨论的议题，包含了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宣扬。比如，电影《十二怒汉》通过讲述陪审团的故事传递了法的精神与程序正义的价值。

▲1957年希德尼·鲁迈特执导电影《十二怒汉》剧照

在这里，波兹曼忽视了「娱乐」在推动教育、宗教、政治等公众话语走向大众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公众话语实际上也未必要维持严肃的形象与公众保持距离。

而对人而言，「娱乐」或许本就是一种生存、生活的方式。

例如，德国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就谈到：

「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这里的「游戏」指的是一种超功利的，人们从主观和客观上来看都没有精神负担的事物。和「娱乐」本身意义相近。人们能在这种追求快乐的状态中解放人性，获得审美的精神愉悦。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始终和「娱乐」相伴相随。自诞生以来，为了娱乐，人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游戏、玩具，人们创造了音乐、美术……娱乐和人的天性捆绑在一起。

这种天性使得人们得以借助大众传媒手段将正经、严肃的公共事务赋上轻松、喜闻乐见的形式。人们乐于见到政治家在电视机前互相辩论，乐于见到新闻中才能见到的议员和自己在网上互动，乐于见到老教授在直播平台而不是在教室里教课授业。

外在形式能彻底改变公共话语的性质吗？

从今天来看，波兹曼的忧虑似乎是过于悲观了。电视之后的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更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接受知识和文化的认识。

比如，读者朋友们不正是通过网络来阅读书评的吗？比如，慕课MOOC、学术直播、知识付费，不正是打破了知识传递的时空限制么？

03.

成于印刷，败于电视？

在书中，波兹曼对于「娱乐」的批判集中体现为对于电视这种传播媒介的批判，电视机使美国跨入了「娱乐业时代」。这种批判则是通过与印刷机做对比实现的。

波兹曼认为，印刷品不仅提高了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文化普及率，还使美国得以继承英国深厚的文学传统。政治上，美国培养了对于印刷文字的热爱和对理性精神的信仰，其「公共事务都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

在这两个时代的过渡期，是电报时代。尽管电报传递的也是文字信息，但在波兹曼看看来，它已经与那种逻辑的、严肃的书面文字相背离。

为了吸引眼球，电报式的文字常常「耸人听闻、结构零散」。人们通过电报接受的大量信息，大多无用而零散。此时，电报已经显示了娱乐化的倾向。

而美国进入电视时代后，这种倾向进一步深化。电视选举变成了作秀，人们更倾向于关注政治家在电视上的外在形象和花边新闻。宗教节目不过是煽情节目，丧失了宗教的庄严和神圣。以增加兴趣为导向的电视教育则成为白宫花冤枉钱的试验场。

波兹曼对于传统印刷术文化充满眷恋和怀旧情绪。他将社会文化及人类思维的发展水平归因于传播媒介。媒介固然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值得思考的是，是否其他因素也促进了美国文化水平的提高？印刷品时代的文化水平是否超过了电视时代？

而政治、宗教、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乱象，真的就是「电视」这种媒介造成的吗？兴趣教育是否错在仅仅因为它采用电视做媒介？在电视机发明之前，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就完全能保持理性么？

政治或许天生与「作秀」相关，而不仅仅在电视时代才显示出来。在没有电视作为宣传工具的年代，希特勒是如何被「民选」出来的呢？

波兹曼的担忧值得我们注意和警醒。同时，他在这里体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保守心态，对基于新技术的传播媒介的不信任，同时也是对大众文化的不信任。

而波兹曼所怀念的印刷时代，实际上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垄断知识和话语权的时代。

历史发展的趋势却是，文化逐渐由社会上层向下转移。

04.

当人类不再思考

波兹曼对于电视的批判，最终要落脚到对人的思考上。

在波兹曼看来，印刷文字需要人们集中注意力去理解抽象的文字符码，分析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揣摩文字的语气，对内容转换生成自己的认识。

因此，印刷文字代表严肃、理性、逻辑的思考方式。这种能力也是衡量智力水准的基础。

电视却只有一种声音：「娱乐」。

电视总希望以姣好的形象，诱人的图片，悦耳的音乐将人们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波兹曼认为，电视鼓励的智力倾向是劣于印刷文字的，它带给人们的是感官的刺激，而无法承载严肃、深刻的思想和内容。

在书的最后一章，他充满忧虑地说道：

「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这段话依然能引发我们的共鸣，就在于它点出了「思考」的重要意义，之于人，社会、乃至民族。

思考在今天尤为珍贵，就在于它让我们在信息爆炸式生产、光速传递的时代不至于自我迷失，而能够体察到自我及自我价值。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永恒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1596～1650）

但如果读者将波兹曼的结论上升为某种真理性的理论，则显不太有说服力。显然，他没有深入地探讨人与媒介，人与技术复杂微妙的关系。没有能够建构起一个逻辑缜密的理论大厦。

对理性倍加推崇乃至迷恋的波兹曼，在写书时却忽略了对人的「理性」的开掘。他的书中，人的主体性被忽略，只能被动地接受外在信息。

他陷入了一种传媒学上讲的「回声室效应」：在自己封闭的观点中，也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不得不说是这本书的遗憾和缺陷。

《娱乐至死》一书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同样面临滑向上述情形的可能。手机和自媒体助长了人们碎片化阅读的倾向。一篇文章不得不频繁分段，避重就轻，最好配上表情包才能吸引人们的阅读兴趣。

恰恰是这样的文章常常拥趸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那些真正带给人思考的文字常常被匆匆翻过。

微博明星动辄粉丝数千万，一个明星的八卦新闻就能引发集体高潮。聪明的他们知道，粉丝数量就是话语权，就是利益。在关注量、转发量的诱惑下，他们识时务地低下头来。

对此，加拿大记者道格拉斯·哈多（Douglas Haddow）在《数据谋杀——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一文中写到了对这个时代的忧患：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看似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波兹曼和哈多一样，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清醒者，他们「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鲁迅语），时刻站为社会整体在忧虑。

有时候，鼓励的作用不如当头棒喝。越是高速发展的社会，越需要这样反对的声音来时刻提醒和纠正方向。

这便是我们阅读《娱乐至死》的原因：它是一本具有时效性的传媒业批判。它的诞生有其历史语境。在成书的年代，美国各个领域确实表现出了书中所说种种令人忧虑的局面。

它是波兹曼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因而，波兹曼在书末引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作为结尾：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我们可以遥想未来，人类会发明更多的技术和媒介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境：人类会不会被工具打败，从而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