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们的路要走很长，也必定会走得艰难，但我并不知，当我们一起走过必然的一坡又一坎后，幸福的感觉会来得如此强烈——她的不言放弃，我的不言放弃，家人的不言放弃，换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奇迹！——主人公心语
声名扬播后的彷徨
1996年，病魔的一场突袭将我击倒：手指僵直扭曲让我不能握拳，肩关节变形让我不能将手举过头顶，最要命的是，下肢所有关节的病变让我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旁人对此是如何定义的？瘫痪！对，就是‘瘫痪’这个词，将我的精神和意志也彻底击垮。
在接下来最痛苦的几年间，我曾想到过自杀，但因为女友和家人的不离不弃——他们伤心的泪、近乎绝望的呼喊、带着泪痕的微笑的鼓励，不分昼夜的细致入微的照顾，让我活了下来，非但活了下来，而且还让我树立了向命运搏击的决心。
2002年，我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文章，并有幸在《知音》上发表。一时间，仿佛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的事。我和彩云（那时我的女友，如今我的妻）得到了无数的鼓励和喝彩，是为我们的顽强，为我们之间坚韧不拔的爱。在褒扬声中，我们感到无比的宽慰，因为，那是一种肯定，一种对我们生活态度和爱的持守的肯定，有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肯定？
但，那远不是故事的结尾。
生活，终究要继续；考验，也必将要继续。类风湿对我肢体造成的破坏没有丝毫改变，我依然不能站立，生活依然不能自理。在接受了是否要继续活着的考验后，一连串的提问也接踵而来：靠什么活下去？怎么活？
这是一个难题。我是否要被彩云和家人照顾一辈子？我怎么去回报？我的顽强她的付出，最终会为我们赢来什么样的将来？我想陪爱人和家人一起出外散步，交朋结友，拥有近乎正常的生活，我如何能做到？
事实上，现代医学是能让我重新站立乃至行走的，只是，在2000年我就听闻到的置换关节术花费极其高昂——20万左右（因为我下肢的四个关节均被严重破坏），这对于那时的我们，不啻天文数字，更让我沮丧的是，我们甚至无法负担平日的生活费用，怎么可能奢谈手术！
“总得一步一步来，为何不先从养活自己做起？”在我发呆时，彩云在身旁低声呢喃，我无言地望着她，心中却涌起波澜：我能仅仅靠落笔书写，来肩负起谋生的重任吗？
逐步走向经济自立
2003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一段值得庆贺的日子，大年三十下午，我收到了那月的最后一笔稿费——合计月收入刚好过千。从来不信预兆的我把这事看得挺重，我以为，那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虽然，那不是我的第一笔收入，但却是我持续投稿所得，稳定的收入对我们来说，意味深长。
当别人都在利用春节长假休息整顿时，我和彩云却忙着做起了规划：相对来说，我的文字能力要强些，我就负责主笔文章，她则帮我整理报刊信息，投稿取单，以及一切工作上的杂务。节日夜晚，窗外的烟花灿烂，屋内的我们却摩拳擦掌，决意走上这条最适合我们的谋生之路——写作。
明确的目标，不懈的干劲，让我们对工作几乎达到忘我的境地。因为家中只有一台电脑，我和彩云几乎是抢着电脑工作。母亲见状，提出要为我们买一台电脑，我们为此事犹豫了很久。本来，我们拼命工作就是为了在经济上走向自立，可才刚上路，就又要父母花钱——他们为我的病几乎耗尽了储蓄，我怎么忍心呢？后来，还是母亲的一席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母亲说：“就当是我对你们的投资，以后再还我不迟。”
每日近两千字的写作，需要的不仅仅是毅力。一个常年困卧的病人，从哪里找题材？灵感是否会消竭？这都是现实中的考验。幸运的是，我从过去的磨难中找到了答案——多年只能卧床的时光，不仅带给我痛苦，也教会我思索和敏锐地观察，更何况，爱也予我信仰和智慧。哪怕只是家人的一句感触，朋友的些许近讯，彩云和我对话时的一次火花，都会让我产生写作的冲动。我就这样写啊写，直到写出了曙光，看到了黎明。
到2004年，我们的写作月收入已经达到了四千多，甚至更高，养活自己已经不成问题了。我和彩云欣喜之余，决定小小地回报一下父母——出资让他们去旅游。好说歹说，父母才部分收取我们的‘赞助’，决定顺着长江，来一次远游。
是啊，从1996年开始，父母，特别是母亲，就为我的病操碎了心，那次旅游终于让她暂时解脱了一下。我依稀记得，当母亲在长江游轮上往家里打电话时，她是多么的兴奋，可那一刻的她还不知道，当她游玩归来时，还有什么样的消息在等待她。
十分钟的婚礼
结婚？！这是一个我始终在思考，却又一直不敢面对的事情。
其实，从96年我瘫痪起，彩云就一直守在我身旁了。如果算上我们从高三就开始相识，大学时开始相恋，我们的爱情长跑已经跑过了千万里，按理说，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一直不敢提出这个要求。婚姻，在我眼中绝对是一个神圣的词汇，除了两心相印外，它更意味着责任，于自己和爱侣的深重责任。
不过，还要为此犹豫多久？
在父母外出旅游的某一天里，窗外阳光灿烂。我坐着轮椅，滑向彩云，轻声地问：“嫁给我，如何？”她吃一惊似地抬头，然后，她用几无犹豫的语气回答我：“好啊。”
可以想见归来后父母的惊喜和激动，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建议，如何办喜宴，怎么找来亲友庆祝，但我和彩云的意见却是出奇的一致——我们不办喜宴，不宣告，不张扬。因为，所有的誓言，我们已经对这世界说过了，我们所有需要的，就是一次庄重的承诺，然后是平淡而静谧的相守。
2004年的6月10日，在母亲的请求下，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决定破例来到家里，为我们颁发结婚证。整个结婚的过程非常简单，工作人员问：“你们是自愿的吗？”彩云和我均点头，说：“我愿意。”然后，就是从他们手中领过结婚证。从工作人员进屋开始，到他们离开，我们再次归于平静生活中，整个过程也就十分钟左右，不过，还有什么仪式和场面比我们两心的完全交付更重要的呢？
我们结婚了。我和彩云，从那一天开始，成为了夫妻。
难道你放弃了手术
稳定的收入让我们有了积蓄，而积蓄的逐步增长，似乎也让手术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从前，我根本不敢去打听手术的事，而到了2005年，我和彩云在工作的闲暇，更多谈到的是手术的相关事宜——在哪里手术？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2月的一天，母亲的一位朋友来访，谈话中，她提到了房价上涨的消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等阿姨走后，我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把彩云和父母都惊呆了，我说：“我想买房子。”买房子？这是一个远不在我们计划中的决定，况且，那需要一大笔钱啊。
因为我的坚持，劝不动我的彩云开始嘤嘤哭泣，她红着眼说：“这些年来，我们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眼看就要实现做手术的心愿，你怎么会想到买房呢？”对此甚为不解的母亲也来劝我，她苦口婆心地说：“儿子，难道你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难道你准备放弃手术？”慌张的她急得快要掉泪时，我才不情愿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正是因为了解到愈多的手术细节，我才开始担心起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彩云。多个关节置换，存在着手术失败和日后感染的风险，哪怕是百分之几，后果也相当严重。我担心，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果，在我撒手人寰后，辛苦多年的彩云将如何生活。我记得自己的原话是这样：“如果我走了，她就什么都没了，可如果买了房子，至少，她还能拥有一个居住之地。”
对此表示理解的母亲把决定权留给了我，可要让彩云接受，我可颇费了一番口舌。她希望我早日站起来，这强烈的愿望胜过了一切。我也希望自己能早日站起来，可是，那敌不过我想‘留点儿什么给她’的心愿。最终，彩云让步了，同意贷款去买一套电梯房，她的理由很简单，住上电梯房，就可以用轮椅推我四处逛逛，把我的视野连同我的心，都暂时‘解放’出来。
母亲赐我的另一双眼睛
说实话，连续几年的写作是让我有些累了（一年三百五十天的工作，每天至少一千字）。我很羡慕有些作者，在他们完成作品后，可以出外畅饮，可以去各地采风捕捉灵感，顺带休息一下自己的心。可我被困在屋中，甚至不清楚自家楼脚的变化，我需要用什么新鲜的事情来充实自己，让写作能更好地继续下去。
因为要买房，为了让我参与决定，母亲想了法子，她买了一部数码相机，准备把房子及周边环境照给我看。殊不知，这应景用的相机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母亲外出时，几乎都把相机带着，走到每一个街角，每一处景点，遇到每一件市井中的新奇事，她都会连续拍很多画面。回家后，母亲会逐一向我解释：这是新改造的某某路，这是某条街巷上的新门市，落日下的郊区有多美，这两人为什么而争执……。我笑着说，母亲做了我的特约记者，而母亲说，每次她拍照时，都这样想：“这就是儿子的一双眼睛，我要让他看看，这世界都在发生些什么。”
这一招真的管用，母亲不仅给我带回大量的‘外面世界’的画面，每一个瞬间她都解释得很详细，还要加上她对事物发生前后的设想和感触。这些，无疑都拓宽了我的视野，为我的写作注入很多新鲜的血液。身为语文教师的母亲不仅教会了儿时的我如何作文，即使到我过了而立之年，她还依然给我谆谆教诲，惟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给我的，更多的是爱，而非作文技巧。
多了一双母亲掌上的眼睛，我对这世界仿佛看得更通透了，稍显疲惫的我，深深吸口气，又继续写作下去。而每当我在电脑前书写略微停顿时，我都会瞄一眼身旁同样工作着的彩云，多数时间，我们的眼神温情而遇，相互都在给予支持，可极偶尔的，我的心上会泛起一丝惋惜，因她而发的——彩云也是极具聪慧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病，她完全可以在事业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可为了支持我，仅是每日的家务、照顾我以及工作上的杂事就已经完全耗尽了她的精力，对此，我深感愧疚。所谓的‘牺牲’，其实不仅仅是彩云给予我的无私的爱，还有她舍弃的本该属于她事业上的那一块价值，这一点，倒是很多旁人未曾真正领会和关注过的。
这念头正趋强烈时，就有事情发生了：2005年的秋季，在贵州电视台举办的‘贵阳市十大感动人物’评选中，我和彩云得以入选。因为我身体的原因，不能去颁奖现场，是母亲和彩云相伴而去的。不过，这样的安排更合我意——在这场我的病患，或者说，我们家庭共同应对的磨难中，母亲和彩云的付出更多，她们更有理由得到褒奖和肯定。在我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明我的心情：对于这样的苦难，我是不得不去面对；而母亲可以选择放弃，她不放弃的理由是，她是母亲；彩云可以选择放弃，而她不放弃的理由是，我是她的爱人。
母亲掌上的，那一双我的眼睛，再一次帮我捕捉了现场画面——略带羞涩的彩云站在台上，在聚光灯中发表获奖感言。她的话非常质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一个爱人，应该做的一切。”
另一个形式上的自立
2006年4月的交房，以及9月的装修，让彩云颇为忙碌了一阵，不过，疲惫的她脸上更多的是笑容。同为34岁的我们终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而且是对于我们这样一对夫妻，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飞跃，人生道路上的飞跃。
在房子完成装修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合坐着，有说有笑地吃着晚餐。杯酒下肚的父亲说着说着，却突然哽咽起来，一行老泪缓缓滑下。我问父亲，出了什么事？他却抹了一把眼泪，无言离开饭桌。这本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啊，我那不善动情的父亲究竟在想什么？
直到夜里八点，父亲才推开我们的房门进来，他红着双眼，对彩云说：“我这个儿子，以后，以后就交给你了……”话没完，父亲又流着泪离开。我在沉默中坐了很久。直到那一刻，我仿佛才被父亲的深情所震撼——海一样神秘海一样深沉的爱。这么多年来，不善表达、内向木讷的父亲一直不被我理解：我取得的每一次进步，每一个突破，在他看来都是寻常事。他觉得，只要是男人，就没有什么好担忧和恐惧的，哪怕是瘫痪。可如今，仅仅是害怕与我的别离，父亲竟会老泪纵横，这让我唏嘘了很久，而我对父爱之定义，也因此而深进了一大步。
父亲的担忧，仿佛也感染了彩云，她为搬家的事彷徨起来。照常理，一对夫妻终于脱离父母羽翼迁入新家，这是百分百的好消息，可对于我们，却有别样的顾虑——和父母合住，彩云还有抽身外出的机会，一些琐事也可以共同分担，可如果我们迁出独立生活，一切重担就全压在彩云肩上，象水电故障、换灯钉架之类的传统意义上男人来干的事，也必须由彩云来面对。“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我真的很怕。”彩云说出了她的忧虑。
我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说服彩云的，或者说，她是如何战胜自己恐惧的，在2007年3月23日，我们终于搬家了。
那一天，是父亲推着轮椅上的我，步行了近两小时，才到达新家的。沿途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异常新鲜，我见到了那么多的路人，他们好奇地看我，我也好奇地看他们。有一种想法在我心头升起：我开始‘真正’接触这社会了，不管我和我的轮椅在他们眼中如何被定义。
除了新生活的头一月让我们略感不适外，其余时间，我们都适应得不错。因为彩云免不了要外出，我慢慢学会了尽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把无绳电话时刻带在身边以防不测，如何滑着轮椅上厕所，怎么为自己保暖等等。而彩云也在向‘男人的事’发起冲击，比如，如何疏通水管，连接断掉的电线，在我的指导下拆修电脑等，而每完成一件她从前认为‘不可能的事’，她的自信就增添一分。彩云笑着说：“其实，女人也能干很多很多事。”
与父母分开而居，彻底考验了我们的自立能力，不管是从精神层面还是生活层面，我们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我们做得到！这样的锻炼让我们更敢于去设计未来，也对即将到来的手术充满了信心。
手术终于来临
2008年一月，我所在的单位终于入了医保，这一好消息振奋了我，我立刻向相关部门打听手术事宜。根据文件规定，我粗略算了一下，原来预计的20万左右手术费我们只须承担7万左右，虽然我们已毫无积蓄，但这数目已经不象天文数字那般遥远，我的手术目标第一次变得如此接近。
如何筹款本是一个难题，可在第一时间，彩云的大学同学们就伸出了援手——他们寄来捐款，在精神上也不断地鼓励我们，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抛掉了后顾之忧。手术的临近，因为他们的爱心而加速了。
在2000年时，贵州省人民医院的韩伟大夫就曾亲自来家里查看过我的病情，那时，他就劝我考虑手术了，只是因为那时我们根本不敢考虑手术费的事情，因此作罢。8年过去了，韩大夫还记得我吗？他是否还是那么亲切热情？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
令我感动的是，韩伟主任不但清楚地记得我及我的病情，还立刻为我安排了病床，在7月30日那天，我开始住院，为手术而准备了。
X光片结果一出来，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四个关节（两个髋关节和膝关节）都要置换是必定的，但由于长期瘫痪以及前期激素的大量运用，造成了我的骨质疏松和关节几乎完全融合的恶果，这大大地提高了手术难度，况且，一个病人进行四个关节置换在医学界也是罕见的。据韩主任和前来会诊的田院长介绍，如果我同意将四个关节同时置换，这样的手术应该属于贵州省的首例。
我和家人在两个手术方案前犹豫不决：四关节同时置换还是分两次手术？前者的好处是费用省，痛苦少；后者的好处是风险要低。其实，我是最希望四关节同时置换的——不管我进行了多少准备，对手术的恐惧依然存在，我希望‘一次性’解决，不愿为下一次手术而再次忐忑。可母亲和彩云却坚决反对，她们不愿我去承担哪怕多一丝的风险。这一次交锋，我让步了，因为我深深理解母亲和彩云的忧虑。
8月7日那天，病房里的人都在谈论着奥运，我却被插上尿管，静悄悄地推进了手术室，开始了我的第一次手术。手术是在半麻醉状态下进行的：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都非常清醒，能听见手术刀锤在我关节上的叮当作响，电钻的震动通过我的脊柱传上来，让我感觉不寒而栗。虽然，我知道手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我是那么地害怕死亡，因为我的爱人和家人们就焦急地等在手术室外，我绝不能让他们失去我！我死盯着监视仪，不断提醒监护员，是不是我的血压太低了？我的心跳正常吗？我的失态逗乐了旁边的一位小伙，可他哪里清楚，我这种激动又混合着恐惧的心态会让我永生难忘。
手术进行了十个小时，医生们为我做了一切，他们累了，我也虚弱得几乎睁不开眼。可就在手术的间隙，我还强打精神，委托旁边的小伙为我发了一条短信给母亲，我在短信中说：妈妈，我很好，别为我担心。
第一次手术是非常成功的，术后观察三周后，我就选择了回家修养，以准备第二次手术。因为我深知此类手术病人和家属的不易，等我回家刚能起身坐起，我就在电脑前写下了术后护理心得，把它贴在我的博客上，还把它打印成册，准备交给医院，好让后来的病人们有所参照。直到文章写完，我才感觉到，我已经圆满度过了我生平中的首次手术，我和家人都做得很好。
第二次住院，我可谓驾轻就熟，惶恐感减轻了很多，而且还给邻床的病人当起了‘心理医生’，教他如何克服对手术的恐惧，如何进行术后调理等。这样的淡然帮我顺利地度过了第二次手术，那是在11月6日。虽然，被推出手术间的我还无比虚弱，可当我发现自己蜷曲了十几年的双腿竟然接近伸直时，我体内最后的一丝气力还是忍不住想高喊：成功了，我有站起来的希望了！
喜悦而艰难的康复
手术的顺利让我把康复想得太简单了，我以为，只要顺理成章地度过几个月后，我就能站起来，并能进行头脑中设想过千万遍的行走，殊不知，仅仅在康复的第一关，我就遇上了极大的难题。
因为术后并发症，出院后，我的右腿持续疼痛了两个多月，并且，那两个多月中，我一直在失眠——即使是困得不行，刚陷入沉睡的我会准时在一小时后醒来，我每日的睡眠平均不足三小时，加上疼痛，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哪里还有精力做康复运动？
因为术后的我要不断调适体位，彩云也从没睡上一段足够的觉。24小时里，她要不断地给我按摩，转换卧姿，再加上我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如果她没有铁一般的毅力，绝对不能助我度过那段痛苦的日子。
家人扶着我站立，是手术后三个月后的事情。只消往地面那么一触，我便立刻知晓了所谓康复的艰难——我的脚踝关节本身就有病变，十几年又未承受过体重，踩在地面上犹如针扎一般的疼，而且我的双腿韧带还未达到完全伸展，略微弯曲的双腿是不能顺利行走的，惟一办法就是长时间重压，我的韧带才能一点一点的伸长。
在我不断锻炼却进展不大的时候，头脑中的一个声音让我恐惧起来：不会进行了手术我还不能行走吧？我不敢把这想法告诉彩云和母亲，可她们似乎瞧出了我的疑虑。这时，母亲和彩云共同说出的一句话极大地安慰了我，她们说：“我们不在乎你多久能康复，你只管练，我们会尽力配合你，要多久就多久。”
我咬牙坚持了下去。
3月22日，我能抓住阳台栏杆自己站起来了。
4月3日，我在父亲的搀扶下能行走5米的距离了。
4月21日，我居然能放开彩云的手，歪歪扭扭地独立行走了！
记得有一次，在我左摇右晃地独立行走时，地上的一个微微突起让我险些摔跤，在一旁陪护着我的彩云惊叫着过来，死命搂住了我。当她抬头时，发现满头汗水的我却带着微笑，她不解地问：“吓死我了，你笑什么？”我用双臂环住她的腰，缓缓说：“有多久我没能给你这样的拥抱了？还记得吗？”她用手紧紧搂住我，将头轻轻依偎在我胸口，双眼潮湿。不用说我都知道，有多少幸福的泪水在她心中流淌。
康复于我，是异常艰难的、痛苦的，但却又是万般喜悦的，我正用汗水在实现一个梦想——我和彩云及父母亲共同的梦想，我们从前曾经流着泪、做着梦，无比渴盼的那个梦想。
十五周年结婚纪念
2019年的6月10日，是我和彩云结婚十五周年的日子。我不能预计我何时能健步如飞，但准确的时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我渐入佳境的康复本身就是一件极好的礼物，来纪念我们的婚姻，走过了十五周年。
我和彩云已经相知相恋了28年，我们和疾病一起战斗了23年，我们的婚姻也度过了15年，我有足够的理由坚信，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一直持手走下去。只要有爱的陪伴，我们会在多舛的命运中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