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应对疫情、应对全球经济的停摆，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地降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债务问题不断地上升。美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下行，这表明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贬值而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是下行的，即便是通过货币超发、实行零利率政策，以及大量举债的所谓财政支持政策，它能够使得经济不停摆，能够使得流动性危机不爆发，但它导致的副作用就是债务的增长。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受到疫情和逆全球化的影响，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逐渐变弱。
对于消费主导的经济体而言，收入分化问题导致了消费不振和扭曲。中国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分五等份，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占家庭户数的40%，对应6.1亿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左右。在居民总收入相对稳定、增长率确定的情况下，低收入者的收入越低，高收入者的收入就越高。
这就导致我们消费增速下降，因为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阶层，此外，还导致了消费品消费量的分化很大，奢侈品非常热销，可选消费品不振。从去年到今年，食品饮料行业中的一些名牌类的上市公司涨幅是非常惊人的。
中国融资体系是典型的倒金字塔形，央行放水，水先流向的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然后是股份制银行，再是城商行，之后是农商行，资金层层过滤，到小企业手里，资金成本已经很高了。而融资成本不下来，投资上去就很难。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挑战就来了：大企业不需要用钱，小企业拿不到钱或者钱太贵。
尽管央行大放水，但货币的流向却没有大比例地流到实体或中低端的消费品领域，却大比例地流向了资本市场，或者流向高端消费品领域。从居民收入分层结构看，流向高收入组的规模要明显超过中低收入组的规模，即水往“高处”流。
因此，资金流向的结构可以表明，推动PPI和CPI各项权重上行的资金比重并不高，故通胀的概率就会比较低，甚至不排除出现通缩的可能，CPI主要反映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去几年明显放缓，这次疫情将更使得他们的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压力加大。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政府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较为可行的措施，而居民投资在我国最重要的市场是房地产投资，中国房地产总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之合，美国+欧盟+日本是60万亿，中国是65万亿美元，接近GDP的体量5倍，跟我们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的话也是不相称的，存在估值偏高的嫌疑，这也是今年来我国各地坚决执行房住不炒、严格控制房价的原因。房地产投资的回报率在降低，资本市场的投资占比会逐步提升。
今年以来，无论是开户的数量，还是公募基金发行的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在疫情持续、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实体经济是有利的。
以美国为例，即便是资金流向资本市场，但也主要流向的是头部科技股，比如美国股市虽然涨得很多，但是它主要是靠成分股中的头部企业股票在涨，美股头部分化严重，科技股特别是科技巨头独自支撑美股表现。它的综合指数，即所有行业的全体上市公司指数其实并没有怎么涨。这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