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纪大了，肺气肿得了多年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早晚扛着锄头去田间地头巡视一番了。往年，母亲还挣扎着在溪边的自留地里种点菜，现在再也无力打理了。有年我回家，母亲央我挑一桶尿去浇下辣椒地。父亲佝着腰，在一旁嘱咐我，千万不要直接把尿浇到辣椒根部，一定要在溪里兑了水再浇，不然会把辣椒浇死了。虽说是农家子弟，我对于农事全不了然了。挑着两桶五六十斤的尿桶走一里多的路已经让我肩膀有些吃不消了，不停地从左肩换到右肩，右肩换到左肩，到了窄一点的田埂上便战战兢兢，生怕一脚踩空。父亲原本要带我去菜地，母亲制止了，担心他走不了田埂路。其时，我十六七岁的侄子正好在家，便由他带着去菜地。母亲笑着对我说，别看他长的高高大大，挑不起担子。我侄子这一代人虽在农村长大，对农事更加陌生，很多连牛也没放过，禾也没割过，秧也没插过，草叶没锄过，更何谈踩打谷机、挑担子这些重活。他们很小就熟悉了另一种生存路径，要么上大学进城工作，上不了大学，便到南方进工厂做工。
父亲时常又哀叹的语气对我说，如今没用了，连自己吃的都种不了。很早，我们兄弟几个就劝他，不要再种地了，我们一年凑点钱也够他们吃穿用度了。他心里又难以接受，认为种田人买米买菜说不过去。对于村子日渐萧条的状态，难免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哀伤，如今有谁愿意种地呢，田都抛荒了…..
父母两个靠着十几亩地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八个，用尽所有的力量供养我们念书。那些田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大小不一、远近不同地分布在村子的周围。父亲总是精心打理着，从来不肯马虎，从犁耕、栽种、锄草、施肥、灌溉到收割等环节一丝不苟，对我们更是严格要求，稍做得不好，便会变得异常暴躁。兴许是对这些田地用尽了所以耐心，父亲对儿女们再也没有耐心了。我小时候经常怅怨，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总比别人多。比如端午节别人家的小孩都不用干活，在村里游戏。我们却被强令去出猪粪牛粪，把猪牛从圈里放出来，用粪箕把猪粪牛粪挑到空地上来，堆成一座小山一样。猪牛的粪便和干稻草揉混在一起，成为肥田的重要材料，等到春耕开始之时，我们按父亲的命令把这些肥料挑到田里，再用手撕开，均匀地撒在田地里。他像个严苛的监工，凡事总会仔细检查。自己干的活是极其精细的。比如栽秧横竖对得整整齐齐，大小也差不多，一亩大小的水田，站在田埂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些是他插的。割禾也是，总要用稻须子缠一下，不容易散落，大小合手，打起来方便。除草也是，土块被他用锄头翻出来，削的细细的，杂草被削成几截，被掩起来肥地。我那时心浮气躁，在幼苗周围锄草时，经常是一锄下去，把幼苗连根铲断，又怕被打骂，慌忙重新插好。两个钟头后就枯黄了，一眼就可看出，这往往让父亲暴跳如雷。总之，父亲干的活带着明显的标识，就连村里的其他人也能分辨出来。
每当稻谷泛黄，谷穗沉甸甸弯下去。父亲的脸慢慢的舒展起来。中午或傍晚，在田头的树下，坐在锄头杆子，心满意足地抽上一袋烟。有人扛着锄头路过，冲父亲喊道，三仔叔，你这块地长的好喔，怎么也得打七八担。父亲便高兴起来，邀人家到树下一同歇脚抽烟。
吃完晚饭，煤油灯下，父亲把算盘拿出来，噼里啪啦地拨着珠子，预计这一季的收成、开支。
他不来不向我们提及他的往事。我只是依稀的从伯父或其他长辈的口中知道一鳞半爪。我知道父亲算盘打得异常精熟，两只手都可以打，有人认为他的算盘水平至少也是全乡第一，我后来才知道他年轻时在几千人的农场食堂当过会计，一个人一张算盘把账目管得清清楚楚。又有人说，他要不是这幅臭脾气，再不济在县里混上局长什么的，说他十八岁曾去给县长当小鬼，干了一个月说卷铺盖回家，伺候人的活他干不来。有人又说父亲念书很厉害，从小学四年级跳级到初一，曾跟地委的领导同过学。我奶奶倒是曾跟我提过，爷爷在六零年左右饿死了，而大伯已分家出去过了。一年的学费要两担粮食，自然也就没人供养了，因而也就辍了学。后来跟母亲成家后大约还有机会吃上公家饭，在乡里的粮站做会计的，大约是因为耿直收了排挤，一气之下，回村种地了，从此便安心地打赤脚做起农民来。
种田，第一需要对土地真诚的付出。第二却是看天吃饭，倘若风不调，雨不顺，再多的付也是徒劳。我现在猜测最初的几年，对于刚刚打赤脚的父亲，无疑是需要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尤其是犁地、耕地这种的重活，需要力量、操作技巧和对牛的熟练操控，这被视作男人能够独立的表现。
父亲的勤奋在村里是从了名的，每天天色朦胧的时候便扛着锄头出门每处田地走一圈，回来时，太阳犹未升起来。头天晚上总是把我们的工作安排满满当当，一年四季田地里似乎有干不完的活，而别人家似乎不是如此，我们难免心存不满。
水稻，顾名思义，有水才有稻。全乡几千亩的水田大多依靠60年左右修建的友谊水库的水。一条一丈来宽的由北向南的水渠从村东流过去，东面的田地远高于沟渠的水面。很难把水倒引过去灌溉，只有靠近岸边的才可以用水车抽上去。这一片田地主要依靠山里的三个水库。多雨的春夏之间把水蓄得满满的，一般勉强支持一季也就干涸了，因此这片田地一般只种一季水稻，等农忙双枪过后，翻开来种大豆、红薯之类的耐旱的作物。有些年景干旱的时间特别长，二十几天不下雨，田地沟壑晒得都干裂了，人们便会对水便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我们村里的上游的庙前村经常会把水截断，不让水流到下游来，为此，两个村子没少争执，甚至打群架。一个村子里面也如此，有的甚至因此杀人。大数情况还是拼勤快，先占先得，如果有几个人同时在，就一起协商，都分一点，但是人都得守着，沿着水沟不停的来回走动。因为只要看不见你人了，人家很可能重新分配。这时候便要抖擞精神，仔细看紧了。夏秋两季的夜晚，时常会看到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柱在田地里晃来晃去，这便是放水的人们。父亲经常为此半宿半宿地熬夜。有一次，父亲早期发现山上的小水库积了一些水，回来把我们从床上喊起来，让我跟老三去戽水。我们闷头用戽斗戽了半天，太阳爬到一竿子高了，才刚刚把沟儿饮饱。我们一面戽一面看田地里有没有人，以防止别人引到自家的田里去，戽了半天，只见父亲怒气冲冲过来，怒责我们眼瞎了，又蠢又笨。原来有人知道我们在戽水，偷偷的改了水道引导自己田里，人却躲在树底下，不叫我们看见。父亲很愤怒，回去用锄头砍开他的田埂，让水倒流出来。那人嬉皮笑脸地说解释，他不知道我们在戽水，没看到人看水。父亲很愤怒，水明明是浑浊的，怎么可能是水库流下来的，不用想也清楚，两个人吵得很凶。
我六七岁之前，我们全家还跟奶奶住在老屋里，土砖墙壁，地方窄仄，中间有个天井，一到下雨天，从瓦上哗哗的打下水来，溅得堂屋里黑黑的泥地滑滑的。老屋只有三个房间。一间是奶奶的。我们一家十口人根本住不下。大的通常借宿在玩伴家。母亲带着我、妹妹、弟弟三个睡一张床，我们三个交叉着睡在两头，经常把脚伸到对方嘴里。靠着每年卖粮所剩不多的钱，一年一年的积攒，父亲终于攒了盖房子的钱，重新盖了两间砖瓦房，一间正房、一间厨房。这一住也有三十多年了。
父亲总想着开一些荒地，多种点红薯、大豆、棉花之类的来提高收入，在各处山地靠近水沟的地方垦出了几块，细细的翻土，刨除草木，一遍遍的施肥，栽上蔬菜或其他农作物，每年增加一些微不足道的收入。
兴许是自己因为家境未能完成学业，父亲起初对于供养我们去读书总是不遗余力，说，只要我们能发狠念书，他会砸锅卖铁踮起脚跟也会供。因而课督的也分外紧，可惜我们八个还想没有遗传他念书上的聪灵基因，或许是强压之下的逆反心理。在学习上都表现的比较平庸，大姐和大哥初中没上完便安心做农民了。二姐有一些聪敏之气，可是她毕竟是一个女儿，家里又缺劳动力，便拿下来了。老二尚可，初二留了一年级，初三时候考到崇仁师范去了，也算是出来了。老三上初中时就没走正路，跟着人家去赌博，直到现在也是，口袋有钱手就痒，非得输光了才罢休。后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念书，算是勉勉强强地考上大学了。上高中时，父亲就开始到处为我筹借学费，为此耗尽心力。
田地，于父亲这样的农民而言，浇下去的是自己汗水，生出来的是子孙的希望…..
如今却再也承载不了什么了。
我考上北京时，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来北京看看，我却因诸事蹉跎，一直未能安定下来，没把他接来。这几年我有心把父母接来看看，可是在他们的身体已经不能旅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