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是在舒适之中安于现状，在灾难刺激之后洗心革面。但唯有深刻与长久才能使得我们自身的态度有真正转向。人类学家中泽新一与建筑师伊东丰雄的对话汇编为《反建筑》，在日本遭受“311地震”以后，以反向思路重新思考了建筑与日本的未来。
所谓反向思路即是首先抛开功能主义，绿色建筑等思维，思考着将自然这一处于建筑系统外部的事物引入到建筑的内部中来。仙台媒体中心本是在仙台图书馆老化之际而建造的，之后由于这种综合体的性质，实际上一直被当做文化沙龙来使用。伊东丰雄认为“虽然大多数的公共设施都给人以‘有了大事儿才要去’的印象，但媒体中心却成为了一个‘没事儿就去转转’的地方”，他很乐意看到这种结果，因为这才是公共建筑原本的姿态。在地震之后，仙台媒体中心原本所具有的公共性特点越发明显起来。
在灾后伊东丰雄重建了“群众之家”，因为人们需要的并非是分割人与自然的规划，而是要以人与自然密切联系为前提的设计规划。“群众之家”的三项功能便是：使得在灾区失去家园的人能够聚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安慰；那也是“群众合力建造之家”；它不仅仅是一个使人放松的场所，也是人们可以为复兴而思考的根据地。中泽新一的一段话讲的很透彻：
“近现代以来，建筑家从何时起就带着一种王者风范，好像建的是自己的王城，或者是在给拥有极大权力的人或者组织建王城一样，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工作。于是乎原本应有的作为协调人的作用就被弱化了，这才是现代建筑最大的问题。”
建筑师本应作为人与自然的协调者，但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不得不成为了中泽新一话语中的“王者”，在钢筋水泥的牢笼中，只能去期待“公共建筑”的亲和性。但我们自己，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协调者”，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由“物理社区”不断衰落到“网络社区”不断崛起的时代。
在通讯与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我们传统意义中的“睦邻”大多为空间地理上的“物理性”社区。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们进入城市，达到不同的行业，形成了以行业与单位为轴心的共同体，称之为业缘社区。在这个网络发达时代，由于物理社区的疏远，业缘社区的过于理性化，使得虚拟的“网络社区”迅速俘获大多数人的心。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使得“对话”无成本或低成本的肆意妄为。结果人人变为“王者”，却不愿意去做自己的“协调者”。
汉娜·阿伦特“三分框架”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生产、行动，并分别对应了人类生活的三种领域，即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社会领域。
于阿伦特而言，人天生就是趋向于城邦与群居的生物，独处便会造成“他人”的缺失。她从生命存在的角度阐述了“公共领域”对人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存在”需要在公共领域中对自我的展示才能够实现其“存在”的意义。“私人领域”使得人不会完全暴露域社会之中，而“社会领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领域，也是“国家”概念的基础。她对于“公共领域”的界定，是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古典城邦共同体与自然生活共同体的区分。阿伦特还认为，在“私人领域”中由于存在血亲等级的关系，所以便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在“公共领域”中，只是公民们自由相处的空间，要在平等互动中积极行动。
阿伦特首先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但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因为她对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持排斥的态度。她对之后的哈贝马斯产生了较大影响。
哈贝马斯“公共性”
哈贝马斯曾给“公共领域”做过界定：
“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聚到一起形成公众。”
他所谈论的“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领域，是指公民通过自由对话，共同探讨“公共性”事物的空间。
他认为“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便是“公共性”，因为“公共”可以指咖啡厅，也可以是政治文化领域。文化的公共领域通过公共舆论而生成，影响公共权力，进而影响社会生活。每一个时代，每种政体都是在寻求着一种趋向于理性的对话机制，公共领域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构”。
与阿伦特所区分的是，哈贝马斯通过分析了资本主义代议制政治，看到了“公众”与“公众舆论”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泰勒“公共领域的建构”
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想象》中提出：
“公共领域，是社会成员被视为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进行沟通的一个公共空间，如通过印刷、电子，也包括面对面的交流等媒介，来谈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从而对这些问题可以形成共识。”
与哈贝马斯关于理想化公共领域研究所不同的是，泰勒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问题。他摒弃了哈贝马斯对大众媒介的批判性，而是研究了现代传媒对于公共领域建构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这种新的公共空间可以称为“电子广场”，人可以实现虚拟的“在场对话”。但问题在于，媒介更易被隐藏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所操控。
在现代社交媒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自由进入各种话题社区，就像在简书中，我们自由游走于各类专题，这些专题大都谈论的是“公共性”话题，而这些话题改变着传统的信息发布，也会对社会舆论产生着影响。但这些社交媒体被无形力量操控后便会形成“伪公共空间”的现象。
公共认同
新媒体时代下，公共空间下的社区构成，都需要有一定的人群，且人群间需要密切交往，而交往的主体在于“认同感”。这种认同不仅是对社区文化的认同也是对社区管理的认同，也就是价值认同与制度认同。重要的是，这种“认同感”并非人人为王的群居，而是自我“调节”情绪后的共处，如此，才能输出社群的价值。
